班固的文學自成一家，對文學的影響比較深遠。“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宋書·謝靈運傳論》。有的版本作“班固長於情理之說”，但無論何種表達，都認為班固作為從漢至魏四百年中的傑出作者，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從現存作品看，班固文章按常情說道理，循規蹈矩，很少張揚、激動，更少越軌。
班固的影響是多方麵的，首先是他的創新精神。班固繼揚雄之後繼續探索，找到了一條通過模擬達到創新的成功道路：“《兩都》仿《上林》，《賓戲》擬《客難》，《典引》居《封禪》、《美新》之間，大抵取象前型，製以心極。”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班蘭台集題辭》。《兩都賦》《答客難》《典引》是模擬的成功之作；不僅如此，班固的其他作品也有模擬的跡象。當然，模擬隻是方法，創新才是目的。所以，班固成功的作品是既模擬又創新，不是一味蹈襲。因為班固的成功，有不少人學習他的做法。有直接模仿他的創作的，如張衡寫作《二京賦》。“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後漢書·張衡傳》。也有學習他而模仿他人作品的，如蔡邕《釋誨》。“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雲爾。”《後漢書·蔡邕傳》。雖然有的也像班固一樣獲得了成功，但也有不少人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班固的文學評論所激起的反響更大，他的屈原論曆來是學術上的熱點。王逸的批評隻是對班固屈原論鬥爭的開始，劉勰的清理更讓這種鬥爭愈演愈烈。
一、 創作方麵
班固的創作緊貼時代，積極、向上，富有創新精神，尤其是以模擬求創新的方法取得了成功，因而影響較大。
（一）創新精神
班固的創作取得成功，與他具有創新精神分不開。他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創新方法，突出的一條就是模擬。從模擬中求創新，富有啟示性。《漢書》《兩都賦》《詠史》就是典型。
班固的創新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體例創新，二是題材創新，三是風格創新。如何認識班固的創新，影響對班固的評價和對他的繼承。有正確的認識，則有準確的評價，與此相應，便有科學的繼承。有人認為，班固《漢書》僅僅是因襲司馬遷《史記》而成，沒有任何創新之處。宋代鄭樵把班固及其《漢書》貶得一無是處，他說，班固“斷漢為史”，“失會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複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通誌·總序》。可是，鄭樵不得不麵對這樣的事實，許多人以《漢書》為模式，“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通誌·總序》。鄭樵不僅否認班固的成績，也否定其他人的努力。他崇敬司馬遷、稱讚《史記》，“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他輕視班固，否定《漢書》，“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欣賞通史，著作《通誌》。可是《通誌》並不成功。他認為，後人修書，掠人之文，皆因學習班固，“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可是，他不理解為何多數史學家采用斷代史，“遷之於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哉？”《通誌·總序》。鄭樵把班固《漢書》說成是完全抄襲《史記》之作，沒有任何創新之處，這種認識不僅完全是偏見，而且純粹是短視。
班固著《漢書》，在司馬遷《史記》之後再造輝煌，最根本的一點便是創新。班固創立了新的體例，增加了新的內容，表現了新的思想，描寫了新的人物，形成了新的文章。而所有的這些都是對《史記》的創新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漢書》的風格，中規中矩，《漢書》的格局，適合斷代，《漢書》的語言，簡潔古直。所以，後世競相仿效。《史記》多神來之筆，天馬行空，無從學習。
《兩都賦》的情況與《漢書》不同，因為《文選》的介入，在京都題材的賦中，《兩都賦》享有崇高的地位，幾乎不可動搖。《兩都賦》的創新有四個方麵，題材、思想、語言、風格。在漢代，從枚乘《七發》到杜篤《論都賦》，題材多樣化了。京都賦雖題名始於揚雄《蜀都賦》，真正的以京都題材寫賦是杜篤，所以曆史不久，但是卻因京都賦更能表現盛世的氣象，表現大賦的審美特點，而不久就在明、章時代出現高潮，到班固達到巔峰。
因為成功，張衡就學習《兩都賦》寫《二京賦》，此後，左思的《三都賦》更與《兩都賦》爭勝。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時有陽固為《北都賦》《南都賦》。到唐文宗太和年間，有李庾作《西都賦》《東都賦》，直接上繼班張，寫長安與洛陽，成了唐代少見的大賦。
《兩都賦》的思想是有大賦以來最顯著的開拓。枚乘的勸說、司馬相如的婉諷、揚雄的諷諫，都沒能實現，甚至有的還適得其反。“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法言·吾子》。“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钜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誌。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漢書·揚雄傳》。
杜篤獻《論都賦》沒有引起注意，傅毅、崔駰的賦也沒有了下文。如何擺脫這種尷尬局麵？班固《兩都賦》開創了新局麵。發揚大賦頌美的特性，將漢朝的光輝成就作為題材，讚美豐富的物產、富饒的土地、巍峨的建築，更稱讚開明的政治、英明的外交。緊跟時代，是《兩都賦》成功的原因。
李庾《西都賦》《東都賦》載《文苑英華》卷四四。其創作時間，馬積高考證乃作於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李庾作此賦，不在大唐鼎盛、國勢興隆之時，而是在統治集團奢侈腐朽社會各種矛盾逐步激化之時。作者的用意，既不是因為遷都的問題，也不是為了歌頌天下一統，而是為了總結曆史的經驗。這同張衡的《二京賦》有些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二京賦》主要是就作者所見，想通過描寫京都的奢淫過度而起到諷諫的作用；李庾之賦卻是包含著更多的哲理，以長安和洛陽的興廢為主線，縱觀兩千年的曆史，有著更深刻的思想哲理。因為自周人建都鎬京、周公經營雒邑，長安、洛陽一直為曆來政治家所關注，在曆史上建都次數最多、時間最久。李庾賦中，對周、漢以來建都兩地之國有道而興、無道而亡的情況均加議論，吊古憑今，感慨萬端。尤其自漢代曾有過西都、東都之爭以後，政治家往往臨事而議，各計短長。故李庾《西都賦》縱論周、秦、漢、隋亡國之教訓，加以總結，認為應“鑒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鑒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覽也”；“鑒周勤，知祖基作艱，傳萬年也”；“鑒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祚也”。《東都賦》之末則作出更為精辟透徹的議論：“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然而唐王朝統治者也未能避免周幽王、秦二世、漢獻帝、隋煬帝那樣的結局。唐亡以後，隻有五代的唐建都洛陽（名東都），以長安為西都，再無有在長安建都者。洛陽，則隻有五代的梁以為西京（建都開封，名東京），晉、漢、周的京都建製與梁相同。實際除五代的唐以外，長安、洛陽都再沒有真正成為政治中心。所以說，李庾的《西都賦》《東都賦》是對長安、洛陽這兩個古都曆史的總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近兩千年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曆史的總結。後來明代桑悅作《北都賦》《南都賦》，寫明之北都南都，今所存殆非完篇趙逵夫：《兩都賦》的創作背景、體製及影響，《文學評論》2003年1期。
《詠史》對題材的開拓首屈一指。作為一個文、史兼備，詩、賦並能的作家，班固作詠史詩歌正是其優勢所在。後代寫詠史題材詩歌的人不計其數，例如左思、杜甫、戎昱、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胡曾、李清照、龔自珍、啟功，等等。雖然他們的寫法與班固的相去甚遠，但班固的開創之功不可抹殺。因為畢竟還有很多詩人走班固敘事歌詠的創作道路，如王安石、秦觀。在班固之前沒有詩歌名為詠史，而班固之後，很多大詩人有詠史詩。
班固“斷漢為史”，撰寫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這是敢於自成一家的偉大創造。
眾所周知，司馬遷以其曠代才華，撰寫了舉世聞名的《史記》，創造了紀傳體通史寫人的體裁，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讚譽。據史書記載，從《史記》著成到班固撰成《漢書》之前的百餘年間，就有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班彪等學者進行過續寫《史記》的工作。他們為了撰寫史著，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收效甚微，除了褚少孫所補的個別段落由於附於《史記》，班彪所續的一些內容由於存於《漢書》而得到部分保存外，其他作者所續之篇，早已湮沒無聞，在社會上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大家把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看成是著史寫人的楷模，隻是仿照司馬遷，修修補補，不敢超越。應該說，司馬遷形成的格局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但司馬遷具有超世才華，能夠駕馭貫通古今的曆史，而後人很少企及，因此很難駕馭這種通史體裁。這說明，如果不敢打破司馬遷形成的著史寫人格局，不敢有所創新的話，就難有新的發展和進步。
班固以宏大的氣魄突破了司馬遷《史記》“通古今”的通史寫人體例，創立了“斷漢為史”的著史新格局，撰成了舉世聞名的《漢書》。《漢書》按照西漢皇朝的起訖，始自高祖終於王莽，包舉一代，首尾完整，終於在《史記》之後聳立起一座豐碑。此後的“正史”基本采用斷代體例。
（二）創新方法
班固的創新方法是模擬。模擬創新方法的影響很大，不僅是賦的寫作，詩文的寫作也多通過模擬實現創新。明張溥曾對班固的模擬表達了批評的意見，不太讚成模擬創新。但就班固的創作來說，模擬是行之有效的創新方法，不能一概而論。
模擬創新並不是班固的首創，班固也不是最成功的模擬作者。就在班固之前，揚雄有成功的模擬創新。“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嚐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漢書·楊雄傳》。除此之外，揚雄有《解嘲》仿《答客難》，《劇秦美新》模《封禪文》等。曾國藩曾說：“楊子雲作文無一不模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太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篡》；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惜抱氏又謂其《諫不許單於朝》仿《諫伐韓》；《長楊賦》仿《難蜀父老》，是皆然矣。”《曾國藩全集·論文集要》。魯迅也說揚雄是一個專事模擬的大師。既然篇篇皆擬，那還有什麼積極意義呢？韓兆琦先生說：“雖然是模擬，但其中有創造、有革新。”並引郭預衡先生之論為據：“郭預衡先生在其《中國散文史》中曾說：‘拋開章句不講，仿照《周易》、《論語》自成一家’，這在當時就是一種大膽的‘標新立異’。郭先生並稱《太玄·玄瑩》‘發揮天道自然的觀點，正好是反對天人感應的迷信，這種模擬是借古非今’。其實揚雄有創造性的東西還不止此，例如曾國藩就在曆數揚雄的好事模擬之後接著說：‘餘獨好其《酒箴》無所依傍，蘇子瞻亦好之，當取為諸文之冠。’”韓兆琦《漢代散文二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