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漢賦四大家之一，班固的辭賦成就自然高於司馬遷。而司馬遷的文，尤其是書信體文，比班固的出色。司馬遷的書信體文現存兩篇，一篇是《報任安書》，另一篇是《與摯伯陵書》。《與摯伯陵書》態度積極，語言工整，應該是司馬遷早年得誌時的作品。“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誌，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繇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二十六。《報任安書》情緒激動，語言恣肆，是司馬遷受李陵之禍以後的作品。文章聯係曆史和現實，把古代遭受不幸的人與自己放在一起，特別仰慕他們的發憤著書。“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文章也突出地表現了遭遇宮刑後的痛苦和奇恥大辱：“仆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ト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二十六。
與司馬遷書信痛快淋漓、暢所欲言不同，班固書信往往是短篇，或者是隻剩下短篇。有的書信似乎話未說完，意猶未盡，可是，卻結束了。“傅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箋》注。此則隻說到了傅毅為文的特點，因為能寫文章而任蘭台令史，而其寫文章則下筆後不能自動停筆。這是稱讚還是批評，讓人霧裏看花。當然，聯係班固自己追求簡練傳神的特點，可以認為班固對傅毅為文的特點不滿意。但是文章不能隻有一種風格，多樣化才是百花齊放。所以，也可以說班固隻是客觀地反映了傅毅文章的特點，並無褒貶。
司馬遷書信以抒情見長，班固書信以敘事為主。班固書信談到外貿，談到藝術，談到日常生活，內容豐富，但是少見性情。《與竇憲箋》所顯示的是上下級的關係，言辭卑微，有班固為人的曲折反映。“明將軍哀憐，賜固手劄，告以軍中宜鮮明，乃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玳瑁簪、絳紗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飾。”《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二十五。
司馬遷書信代表了漢代書信體寫作的成就，比班固書信傑出。
班固還有論政的文章，司馬遷沒有；班固有詩，司馬遷沒有。《為第五倫薦謝夷吾疏》《匈奴和親議》《奏記東平王蒼》三篇文章顯示了班固對政治的遠見卓識，且文章優美。《詠史》以及一些殘篇，表現了班固對詩歌藝術的嚐試精神，也表現了班固的詩歌成就，在文人五言詩史上有其地位。
總的來說，班固與司馬遷的賦和詩文，各有千秋。班固文體多樣，司馬遷書信傑出。
（三）論詩、論賦比較
司馬遷論詩，集中在談孔子的用詩和論詩之上。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記載了孔子關於詩的大量言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
受其影響，《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了孔子有關論詩的言論和教詩的事跡。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 。
《史記》所記孔子對詩的言論，可以與《論語》參照，而孔子對詩的行為，卻沒有參考。現在一般認為，孔子刪詩不可信。
相對來說，班固論詩比較符合實際。班固論詩包括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論《詩經》，一個部分是論漢樂府。無論《詩經》與樂府，皆論其收集整理，皆論其現實性。這是班固詩論最光輝的成就。
班固認為，《詩經》的編輯與周代的采詩之官的製度有關，富有現實性。
《書》曰：“詩言誌，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誌》。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製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漢書·食貨誌》。
認為孔子編輯了《詩經》，這應該說是漢代的共識。班固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獨尊儒學具體表現為尊孔。《史記》在所有思想家中單為孔子寫世家，在所有的學派裏隻為儒家弟子寫列傳。儒家人物所寫包括孔子、孟子、荀子，而其他學派隻寫其主要人物。六藝折中於夫子，所以，《詩經》也是經孔子而定三百五篇。
漢代樂府也有采詩的職責，“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漢書·禮樂誌》 。
班固論詩強調詩與社會生活的密切聯係，在當時尤為有見識。詩與社會生活的緊密聯係首先表現為詩歌的地方特色。地方不同，詩歌的內容和風格就有別。他說：“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書·地理誌》。受地方文化的影響，詩歌的風格也有差異。邶、庸、衛的詩具有深厚的美，唐詩有憂傷的美：
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其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劄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劄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書·地理誌》。
班固論樂府，更加突出其源於生活的喜怒哀樂的現實性。“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誌》。
班固論詩比司馬遷深刻，論賦更比司馬遷係統。
司馬遷論賦的言論，集中在兩篇文章，一是《屈原賈生列傳》，一是《司馬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記錄了屈原的《懷沙賦》，分析了屈原作賦的背景和賦作的內容，並且高度評價了屈原及其作品。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嚐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嚐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閑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複之，一篇之中三致誌焉。
屈原之後，賦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局麵。“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鬥爭精神弱了，文章更美了。
對賈誼，司馬遷重點記錄了他的《吊屈原賦》和《鳥賦》以及產生的背景。司馬遷看到了屈原與賈誼的內在聯係，“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一語道破《吊屈原賦》的主題，“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所謂吊屈原，其實隻是抒寫自己懷才不遇的牢騷。《鳥賦》顯得情緒更低落，因為賈誼此時已看不到前途。“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對屈原和賈誼，司馬遷突出表現了他們的不幸，分析了他們的創作感動人的內在力量的源泉。“太史公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司馬遷對司馬相如及其賦作格外重視，為他獨立作傳。漢武帝喜歡司馬相如的賦，到底對司馬相如賦的什麼東西感興趣？司馬遷說：“相如賦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子虛》之事，《上林》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史記·太史公自序》。在這裏，司馬遷一方麵肯定了司馬相如賦的諷諫功能，並且以為與《詩經》無異，另一方麵也指出了司馬相如賦“虛辭濫說”、“靡麗多誇”的特征，似乎已把它作為司馬相如賦的缺點來看待。其實，司馬遷的這一批評並不能掩蓋他對司馬相如賦華美辭藻的賞愛，他在《司馬相如列傳》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來記錄司馬相如的賦作，並將作賦的前後經過進行了細致的敘述，就已向我們透露了這方麵的信息。可以說，司馬遷的評論為整個漢代的辭賦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的漢宣帝劉詢及揚雄、班固等人，都曾以頌美、諷諫為準繩來批評漢賦，並對其“靡麗”與“多誇”的特點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評價。
班固對賦的批評形成了理論體係，論賦的源流、作用，記錄賦家、賦作並分類，評賦家和作品，既有個體研究，也有理論概括。對漢賦的肯定，應該說是班固辭賦論的特色。
首先確定賦之源是詩。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文選·兩都賦序》 。
班固直接提示詩賦的源流關係，確立了賦的儒學地位。
其次是具體梳理從詩到賦的流變。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誌》。
從詩到賦經過了賦詩言誌和以賦代詩兩個階段。春秋以前，必稱《詩》以諭其誌，春秋之後，作賦以風。
最後列舉賦的功用。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禦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文選·兩都賦序》。
對於漢賦的認識，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揚雄，他後悔早先寫賦，因為當年所寫之賦並沒有實現其諷諫成帝的初衷。“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漢書·藝文誌》。在不同的時代，賦的作用不同。在屈原時代，政治黑暗，作賦諷諫是目的。到了司馬相如的時代，帝國強大，作賦為了歌頌。而揚雄的時代，政治又呈現出腐敗的麵貌，此時的賦已經不能歌頌隻能諷諫，而由於皇帝的昏庸，諷諫早已無濟於事。而到了明、章時代，國家無事，寫賦就是替政府說話。所以，賦的功用是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不能一成不變，當然不能用舊標準來衡量新賦。
記錄並分類賦家、賦作，是班固對賦論的貢獻。屈原以來，到成帝時代，辭賦已經多達千篇。劉向、劉歆父子加以整理，班固在此基礎上編著《藝文誌·詩賦略》，將賦家賦作分類。由於語焉不詳，也由於資料遺失，從古至今，學者都沒有解開賦類的謎團。
班固獨樹一幟的賦論是對屈原的評論。從整體上看，班固充分肯定屈原。而他對屈原的肯定，是建立在深入的分析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雲亦雲。稱讚屈原的崇高品質，肯定屈原的藝術成就，這是班固屈原論的核心。“屈原以忠信見疑”《楚辭補注·離騷讚序》，“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漢書·地理誌》，“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具有忠信的政治品質，忠於楚國，是賢臣。屈原的作品是他崇高品質的再現，永遠激勵人民。“屈子之篇，萬世歸善”《後漢書·班固傳》。屈原作品不僅有高尚的情感，“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異、澆、桀、紂之失以風”《楚辭補注·離騷讚序》；更有卓越的藝術，“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楚辭補注·離騷序》。
班固的屈原論還有一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對屈原的冷靜的理性認識。班固認為，劉安和司馬遷過高地評價了屈原，沒有真正理解《離騷》。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爵然泥而不滓，推此誌，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鹹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楚辭補注·離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