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取得了高度的文學成就，作品多，影響大，在東漢隻有張衡和蔡邕能與之相比；放在西漢，班固能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揚雄比。就創作的豐富多彩、全麵發展來說，班固在漢代占有一定的優勢。
與司馬遷比較，這是傳統的課題。傳統比較從《史記》和《漢書》出發，側重比較班固與司馬遷的史學；而在比較二人史學的時候反倒忽略史學的規範而重視其文學表達的個性。比較班固與司馬遷，應該跳出史學比較的藩籬，更要跳出將比較文學得出的結論視同史學比較的結論的怪圈，而且要統一標準，不能因人而異，搞兩套標準；要允許多樣風格，不能強求千人一麵。在充分評價《史記》的開創之功的同時也要指出其體例不嚴，指出其體例與行文的聯係，“疏”來於行文而不是體例。史學文章之美與文學作品之美不同，即使是在文史交融的時代，也不應該混同文史各自的美與特色。寫曆史著作但求嚴謹，不在繁簡，更不全力追求生動。另外，比較班固與司馬遷的文學，不應局限於比《史》《漢》，應擴大範圍，如比辭賦、詩歌、政論等文學的樣式、題材。
全麵認識班固的文學成就，還應該比較班固與張衡、崔駰和傅毅，比較班固與其家人。張衡、蔡邕是班固之後東漢時代的大作家，其詩歌成就超過班固，辭賦和班固不相上下，史傳卻是比班固的低，蔡邕的碑文比班固多，更有影響。崔駰和傅毅是班固同時代的作者，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崔駰比班固優秀。崔駰和傅毅的文章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當時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或許是比較積極地投身於政治，尤其是反對竇憲，所以，崔駰文章不如班固。傅毅有名的是賦，對題材的開拓有他的進步意義。
班固的父親班彪與妹妹班昭都是知名作者，二人的紀行抒情賦非常成功，但僅此而已，與班固的全麵豐收和傑出成就有明顯的距離。
一 與司馬遷比較
班固與司馬遷的比較集中在比較《漢書》和《史記》的異同，由異同比較上升為優劣比較，比較二書的史學多於比較二書的文學。一般認為，《史記》和《漢書》不僅有異同，也有優劣，而且普遍覺得《史記》優於《漢書》，史學上是如此，文學上更加明顯。
非常有趣的是，《史》《漢》比較打的是史學的牌子做的卻是文學的對比。說《史記》優、《漢書》劣的人，大都從《史記》的文章勝過《漢書》的文章出發，而不是《史記》的體例如何嚴密，事跡如何詳盡。
《史記》與《漢書》雖然史學上各有成就，文學上各有風格，但總的來說，《史記》成就高於《漢書》。班固與司馬遷的其他文學作品，則各具特色。
《史記》《漢書》比較以外，班固與司馬遷還有書信、文論等的比較。司馬遷書信抒情性強，班固書信多敘事；司馬遷論文主抒情說，班固論文主緣事說；論《詩經》成書司馬遷主孔子刪詩說，班固主行人采詩說；對漢賦之用，司馬遷強調賦家的主觀意圖，班固分析客觀效果；關於屈原及其代表作《離騷》，司馬遷無限景仰，班固冷靜分析；馬班有許多認識存在差異。
（一）《史記》《漢書》比較
“馬班”並列、“史漢”並舉，“馬班異同”是文學界“永恒課題”之一。
《史記》繼《左傳》《國語》《戰國策》後開創人物傳記，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進入新的階段。《史記》分別用本紀、世家、列傳敘帝王、記諸侯、寫名人，構成完整體係。不僅是“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通誌·總序》。，而且其敘事技巧也是唐宋古文家的榜樣。《漢書》沒有開創之功，卻有改造之力。因為《史記》發凡起例，不免“條例不經”《後漢書·班彪傳》。，班固完善定型之功也不可小視。
大抵唐以前，論點主流是揚班抑馬，宋明人評價馬班抑揚相當，清人雖揚馬抑班但俱稱《史》《漢》為良史。今人評論，全麵比較馬、班異同，總結二人史學的得失，顯然比前人的論述更深刻，更具科學精神。
兩漢時期統治者推崇《漢書》，冷落《史記》，這是一個政治問題。班氏父子的自詡與西漢時期的政治背景，事實上提出了馬班優劣的問題，而且《漢書》被目為五經之亞，取得了國史獨尊的地位。從學術上論馬、班優劣，最早的文獻記載是王充的《論衡》。該書《超奇篇》雲：“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班叔皮，就是班彪。王充以他代表班氏父子。“記事詳悉，義淺理備”，這兩句話是王充比較《史》《漢》兩書後對《漢書》提出的評價內容，也就是《漢》優於《史》的論據。王充記載“觀讀之者”甲班乙馬，說明當時風尚如此。
晉人已有揚馬抑班之論。首發者為傅玄，隨後張輔將馬、班作比較評論。張輔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餘以為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晉書·張輔傳》。
張輔以比較論優劣，提出了比較的四個方麵，即語言、取材、史識、文采，方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張輔不但沒有作具體分析，而且是有意揚馬抑班，把司馬遷對晁錯的錯誤批評說成是班固的。另外，張輔比較語言煩省，流於形式，難以折服人心。因為文字多，不一定就是繁，就不善，文字省，就一定是簡，必然是佳。例如《賈誼傳》，《史》簡《漢》繁，從史的角度，《漢書》收載賈誼《治安策》於傳中，洋洋數千言卻是很有價值的文獻。又如《漢書》的《王莽傳》，作為漢史殿篇，寫西漢衰敗，王莽篡權，詳贍有法，盡管有四萬餘字，可以說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大傳，也是一篇佳傳，不亞於史公之筆。另外，三千年與二百年，更是一種浮泛的比較，故劉知幾反駁說，“遷敘三千年事”，“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劉知幾甚至斷言，“若使馬遷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史通·雜說上》。
劉知幾反對以形式主義的煩省定優劣，但他揚班抑馬，反過來說司馬遷為文繁於班氏，雖然過了頭，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王若虛承其餘緒，走向極端，認為張輔立論大謬，論繁簡“遷記事疏略而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滹南遺老集·史記辨惑》。，這裏有點意氣用事，持理有點偏激，較少學術價值。
從漢至唐，也有持論公允的論者。如晉人袁宏，《後漢紀序》說：“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袁宏肯定司馬遷“通古今”、“網羅治體”，但詳贍未盡。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但“因籍史遷”，所以說《史記》《漢書》各有得失，難分伯仲。我們說袁宏評論公允，因為他是一種平心求實的分析，其說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持論精神差不多與清人暗合，隻是詳贍不及罷了。
宋明以後，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司馬遷《史記》的評價上升，班固《漢書》的評價下降，集中表現為馬班異同論。
馬班異同論奠定了馬班比較學的基礎，把晉人張輔的優劣論發展成為係統的異同論，出現了《班馬異同》與《史漢方駕》兩部學術專著。這兩部專著是著重比較《史》《漢》的文字異同。此外，宋代蘇洵、鄭樵、王若虛、呂祖謙、朱熹、陳傅良、葉適、洪邁、魏了翁、黃履翁、楊萬裏，明代王鍪、茅坤、胡應麟、焦竑、黃淳耀、淩約言等人，從各個角度比較馬班異同。大抵宋人著重書法體例，明人著重文章風格。宋明人的評論，揚此抑彼，依然存在，如呂祖謙揚馬抑班，朱熹揚班抑馬。宋人更有偏激意見，王若虛極端揚班抑馬，鄭樵極端揚馬抑班。但從總體上說，宋明人已將馬班並提，楊萬裏與淩約言兩人之言可為代表。楊萬裏以唐代詩人李杜比喻馬、班，他說：“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杜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漢書評林》引。淩約言以漢代名將李廣、程不識比馬班。他說：“子長之才，豪而不羈，李廣之射騎也，孟堅之才，贍而有體，程不識之部伍也”。《漢書評林》引。這種類比雖然不大確切，但肯定馬、班是齊名大才的意味卻是明顯的。
宋明馬班比較論的最高成就，應是《班馬異同》與《史漢方駕》。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宋倪思所撰，與劉辰翁所增評語合刻，則稱《班馬異同評》。本書比較《史》《漢》兩書對應的篇目，考其字句異同，以觀二書得失。本書的表達方式是一個創造。全書以《史記》原文為主幹，用大字書寫，《漢書》增加的文字用細筆小寫，凡是被《漢書》刪去的文字，就在其旁畫一墨線標識，凡是《漢書》移動《史記》文字的地方，即注明《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如某文被《漢書》移入其他紀傳，即注明“《漢書》見某傳”。倪思、劉辰翁的評語，一一列於眉端，十分醒目。《史》《漢》二書的同異，一目了然，為研究品評提供了方便，其評語也引人深思。《班馬異同評》從表述形式到評語內容，仍有甲馬乙班的意味，但其說是建立在文字比較和審慎分析的基礎上，是非的評判，比較端正，絕不信口雌黃和意氣用事。如漢高祖本紀，《漢書》比《史記》多載若幹詔令，於史有補，評語發明其義，雲：“《漢書》精神全在收拾諸詔，不知子長何故放佚?又不知班氏何從得之?”《史記》讚語從曆史的發展角度，肯定“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重心是說漢興符合人心的變化，天命論色彩淺淡。後來清牛運震也有評論：“讚語在更製宜民上立論，以見高祖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所以能紹三代也，真知大體得要領者”。此說就強調司馬遷讚語重在人心而不是天命。《漢書》讚語，強調“漢承堯運”“協於火德”而“得天統矣”，天命論的意味顯然濃重，班固史識不及司馬遷。故評語雲：“班氏述劉氏承堯，愈疏，以下取周書語、劉向頌、徒成曲說。以此得天統，與兒童無異。”各人的評價總是忘不了揚馬抑班。馬、班都用唯心論解釋曆史，很多學者還要強分彼此和優劣。
《班馬異同》局限於《史》《漢》對應篇目的文字比較，宏觀把握不足，仍然是一種比較粗淺的比較，而且所考亦不周全，如《史記》之《孝文》、《孝景》二紀，《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四書，《賈誼》《黥布》《韓王信》《東越》《西南夷》《儒林》《大宛》等十五傳及《太史公自序》，均與《漢書》有異同而失考。雖然如此，但《史》《漢》異同，文字比較是基礎工作，倪思發其端，獨立成專著，開創了馬班異同比較學，為《漢書》研究開拓了一個新領域，把馬班優劣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故其價值不容低估。
《史漢方駕》，明許相卿著，主要貢獻是改進《班馬異同》的體例。此書將《史》《漢》相同的文字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注，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列於右，凡《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列於左。條理更為清晰，形成《史》《漢》並列，故題為《史漢方駕》。評語不再書於眉端，而移附於正文之旁，如同批點，表現了明人習氣。
清代學者許多都淹通文史，又處在複興漢學的背景下，鑒於以往抑彼揚此之失，以平心求實的精神審視馬、班，起點就高於前人，學術性強，成就大。研究馬班異同的專書有楊於果《史記箋論》、楊琪光《史漢求是》。專題評論有蔣中和、徐乾學、沈德潛、浦起龍、朱仕琇、邱逢年、熊士鵬、汪之昌等人。間接論述有錢謙益、顧炎武、全祖望、牛運震、王鳴盛、趙翼、章學誠、陸繼輅、王筠、沈家本等人。
如何評價馬、班，清人提出了比較的標準。錢謙益從述史、作文之法的角度，認為“讀班、馬之書，辯論其同異，當知其大段落、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又當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其後不可幾及者又在何處”《牧齋有學集·再答蒼略書》。。既注意文章的表達結構，又重視史識思想，這樣來辨識馬、班之書，與宋、明人的形式比較和認識境界相比顯然高超些。蔣中和的評論又有深入。他說：“理有是非，論有異同。是焉，或同或異皆可也，非焉，或同或異皆不可也。奈何論馬、班徒論異同哉?雖然異同中亦未嚐無是非焉。”《眉三子半農齋集·馬班異同議》。蔣中和認為，論異同要結合是非、優劣、得失綜合考察，不能僅論異同，還要論是非。熊士鵬的評論又前進一步。他比較《史》《漢》，作了具體分析，認為司馬之史隱而彰，班氏之書詳而核，司馬之史直而寬，班氏之書贍可為戒。如果抓住兩書的精神和傳世價值，則“異同得失之跡，雖不論焉可矣”《鵠山小隱文集·班馬異同論》。。熊氏之言，旨在揭明異同比較的意義，如果不說馬、班之書的價值，則陷入為比較而比較的死胡同。這見解具有十分深刻的指導意義。
清人如實評價宋明兩代的研究，肯定宋明人的成績，又指出宋明人的局限。如徐乾學說：“宋倪思為《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焉，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為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憺園文集·班馬異同辨》。如錢謙益批評《班馬異同》“尋扯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牧齋有學集·再答蒼略書》。。沈德潛、浦起龍、邱逢年等人對劉知幾的右班和鄭樵的斥班都提出了批評。沈德潛說：“愚平心以求之，有馬之勝於班者，有班與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勝於馬者。”《歸愚文續·史漢異同得失辨》。
此外，清人持論趨於公允。既承認馬優於班，又認為馬、班俱為良史。浦起龍說：“從來稱良史者莫如馬，其次莫如班。”《釀蜜集·班馬異同》。朱仕琇說：“二氏皆博道古今而善綴文，其斷人事藏否，喜稱孔孟，故其書，世稱良史。”《梅崖居士文集·班馬異同辨》。
沈德潛、王鳴盛等人都說馬、班是良史，徐乾學又進一步對良史作出定義式的評述，不在繁省而在體例、意蘊、事核、辭達及采擇等方麵。他說：“史之為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係乎文與質，繁與簡也。”並認為馬、班二氏均是“作史之模範”《憺園文集·班馬異同辨》。。
清人評論馬、班異同，既有宏觀的概括，又有微觀的分析，在論其是非、優劣、得失之時，都有理有據，結論從分析中出，切中肯要。對馬、班的認識，可以用邱逢年與章學誠兩人的話作總結。邱逢年說：“故夫甲班乙馬，與夫甲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論也。然則二史無所為優劣乎？又非是。分而觀之，各有得失互見，合而觀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班。”《史記闡要·班馬優劣》。章學誠概括馬史特點“圓而神”，班書特點“方以智”。千年以來馬、班異同的是非得失爭論盡括於此六字之中，語言之精，摹寫之妙，識見之高，皆出前人之右。
近人梁啟超、劉鹹忻、呂思勉、朱自清、鄭鶴聲等人，分析馬、班異同，亦有發明，但沒有重大突破。研究馬、班異同作出係統的理論概括，取得較大突破者，應推今人白壽彝與施丁以及徐朔方三人。
白壽彝的《司馬遷與班固》有三篇，有詳有略，以《北京師大學報》1963年第4期所發表的最為全麵，論文洋洋三萬言，分了十個專題，從兩漢廣闊的時代背景上用縱橫的比較法評價馬、班史學，對傳統的馬、班並舉的觀點提出了異議。白先生指出：司馬遷的《史記》是“答複曆史怎樣變化發展”的，而班固的《漢書》卻是“答複如何維持目前局麵”的。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拿出的是“自己獨到的見解”，具有進步的異端思想，也就是有著人民性的成分。班固則是把兩漢的曆史寫出來，“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卻“用五經的道理將上下二百年的曆史妥貼講通”，維護漢室的正宗思想。所以無論從體裁的創造上，還是曆史的見識上，班固都不能與司馬遷相比，《史》《漢》並舉，是“很不相稱的”。白先生用了新的理論來分析《史記》《漢書》，是新的馬班比較論。有人認為是貢獻，其實隻是老調新彈。白先生的論述是在一定政治背景下的產物，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