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直言、比較與襯托。前人評《史記》寓褒貶於敘事，這裏的褒貶，是一個道德上的評價。從寫作的角度說《史記》寓性格於敘事也是恰當的。寓性格於敘事，主要是通過比較和襯托法來完成的。作者未言某某是什麼性格，隻是以事對比襯托。直言，即作者直接點出。《史記》仍以“鴻門宴”為例來分析。“鴻門宴”中的兩個營壘中的主要人物有劉邦、張良、樊噲，項羽、範增、項伯、項莊。這兩組人物個性鮮明，共同活動於“鴻門宴”上，因此形成了對比和襯托。項羽陣營，謀事者隻有範增，而且鬥爭乏術；其餘則項伯為奸細；項莊枉自利劍在掌而無力刺向強敵；主人項羽則完全將鴻門宴視為一次普通吃喝之宴，將自己與劉邦的鬥爭理解為小小的人事的誤會，以為事情說清，誤會即解，從此言歸於好，萬事大吉，因此表現得遲鈍，無主見。與劉邦相比，隻是小兒一個。而劉邦營壘則人人精明而有手段，劉邦自不必言；張良從始至終，臨危不慌，不動聲色，穩健自如，手段高超；樊噲雖為一介武夫，但此刻卻粗中有細，誠中藏詐，勇中見智。在這兩組人物中，最愚蠢的當推項伯。作為項羽的叔父，他竟然一心一意保護著侄兒最大最強的敵手，一心向外。
《漢書》襲用《史記》部分自然用了此二法，自創部分也用了此二法。如《魏相丙吉傳》和《賈鄒枚路傳》等。相比之下，《漢書》往往於敘事之後直接點破，而少純寓性格於敘事。李景星《四史評議》中評此傳說：“漢世開國相臣首曰蕭、曹，漢世中興相臣首曰魏、丙，班氏之以魏相、丙吉合傳也與其傳蕭、曹同也……。魏相明《易》學，以奉順陰陽為事；丙吉知大體，亦以調和陰陽為急，此其相同處也。相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吉有恩於宣帝而不言。魏相為治，其道在猛；丙吉為治，其道在寬，此其相異處也。”評得十分到位。班固在敘完魏相事後，又承上啟下，直指出二人個性：“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賈鄒枚路傳》在敘完四人事後，也在《讚》中直接指出幾個人的個性。
再看其異。
首先，人性的重點不同。《史記》寫人區分善惡，《漢書》則辨別忠奸。
《史記》的寫作目的是“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記·太史公自序》。。正因為此，《史記》對那些先國後家、大公無私、清正廉潔、禮賢下士、抗暴誅惡、豪俠尚義、舍己為人等精神和品德竭力頌讚，對自私自利、趨炎附勢、虛偽狡詐、假仁假義、暴戾恣睢、胡作非為、欺壓良善等惡德惡行，大加貶斥；不惜“顯暴君過”，不惜“貶損當世”，從曆史發展的角度“采善貶惡”。《漢書》雖也明善惡，但它從維護君統、忠於皇室的角度出發，更重視論忠辨奸。《漢書》大量為忠、奸人物寫傳，《王莽傳》四萬餘字，對“賊臣篡漢滔天”的罪行，大加抨擊。《蘇武傳》濃墨重彩，歌頌蘇武“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落腳點卻在“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無所恨”。將蘇武作為忠臣形象來刻畫，其中衛律“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是作為叛臣來塑造的。《漢書》開後世忠、奸人物傳記的先河。
其次，記事的筆法不同。《史記》寫人重神會，而《漢書》重故事。《史記》《漢書》皆記敘人物事跡，表現人物性情，然相比之下，《史記》寫人物，事多從簡，以實運虛。而《漢書》，每寫一人，他的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漢書評林》。，事甚該密《史通·六家》。。與《史記》相同的人物，《漢書》並沒有很大差異，例如項羽、李廣，皆身經“七十餘戰”，兩書皆選取其二、三戰事，然項羽叱吒風雲、拔山蓋世、直率磊落而又剛愎自用、殘酷暴烈、輕信少謀的性情品貌，李廣精於騎射、長於治軍的膽略神勇和正直廉潔、輕財愛士的高尚情操，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垓下之圍”，更是英雄之氣兼兒女之情，把英雄失路之情狀寫得慷慨悲涼、可歌可泣；李廣從衛青出兵，失道受責，憤而自殺一段，真令人憤憤不平!明代茅坤曾說：“李將軍於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其實不僅《史記》，《漢書》也如此。可是，《漢書》獨有的人物卻與《史記》大相徑庭，例如《王莽傳》，洋洋灑灑，“備載莽之事與言”、“備載莽書奏及諸頌莽功德之言”《越縵堂讀書記》，並且從容委曲，娓娓而談。
第三，抒情的形態不同。《漢書》寫人，“不大聲色”，與《史記》抒情言誌，殊自不同。因此《漢書》語言“不激詭、不抑抗”《後漢書·班固傳》。《史記》則“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藝概·文概》至於《漢書》的《蘇武傳》《李陵傳》為“《漢書》之珠玉”，它們一反《漢書》記事穩重從容之態，寫得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稱其“慷慨悲涼，使遷為之，恐亦不能過也”。但這類文章，於《漢書》為例外。郭預衡說得好：“《漢書》裏，像這樣‘慷慨悲涼’的文章較少，而像《揚雄傳》那樣‘不大聲色’的文章較多。”《中國散文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41頁。《漢書》的文章比《史記》更近於純史，所以不甚動情。
第四，審美的趨向不同。《史記》喜愛敘奇異之事，《漢書》則重視故實。雖然《史記》一方麵重寫實，“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但是另一方麵，又極富於浪漫精神，所以其筆下人物富於傳奇色彩。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後序》認為司馬遷“旁搜異聞以成其說”，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也稱他“發乎情，肆於心而為文”。“好奇”與“肆心”，正是浪漫主義的特質。《魏公子列傳》中“竊符救趙”後“北鄉自剄”的侯贏，《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完璧歸趙”、“請秦王擊缶”的藺相如，《孫子吳起列傳》中以“美人試兵”的吳起，《留侯世家》中為“老父取履”的張良，《淮陰侯列傳》中“月下追韓信”的蕭何，《刺客列傳》中“一去兮不複還”的荊軻，等等，莫不獨具異質、奇彩照人。後世傳奇小說和戲劇多取材《史記》，其原因也在於此。《漢書》有自己特色的文章則沉實平穩，老成持重，嚴守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教義，並批評《史記》“愛奇反經”。範曄也認為《漢書》“不激詭，不抑抗”，缺乏《史記》的浪漫氣質，更具“純史”的性質、正史的性質。
第五，文章的行文不同。《史記》敘事富於變化，《漢書》則十分綿密。《史記》常常翻新出奇、別開生麵、左右逢源，深得行文變化之妙。劉熙載《藝概》稱《史記》“如雲龍霧豹，變化無方”。與之不同，《漢書》則注重結構的嚴謹，組織的綿密，絲絲入扣，有條不紊，深得文章謹嚴之法，“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的批評其實是以《史記》為參照，或者說顧炎武更喜歡《史記》的行文風格《日知錄》卷二六。。司馬遷極善於根據人物經曆的不同特點，根據人物性格的主要傾向，創造性地組織材料，如《項羽本紀》以軍事進退路線為線索，以巨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圍為中心情節；《魏其武安侯列傳》則線索多，事件交相錯雜；《李將軍列傳》處處以“最名將”與“卒無功”相穿插，處處以英勇善射與無封無賞相對比，巧妙地反映出李廣“於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的特點。而《漢書》如《蘇武傳》，《廿二史劄記》盛讚其“敘次精彩”、“周密於體”，然整體結構卻很單純。文章以時間先後為順序，以出使前四十年、出使被扣十九年、歸漢後二十年為三大板塊，似不如《史論》的出奇製勝，縱筆瀟灑，但各板塊之間，詳略得體、重點突出。特別是出使被扣一段，作者以“幽置大窖，齧雪吞氈”、“北海牧羊，臥起持節”為主體結構，以李陵勸降、衛律逼降為兩個副結構，以李陵“自痛負漢”為蘇武作側麵襯托，以衛律賣國求榮為蘇武作反麵對照，從而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化地塑造了蘇武這一民族英雄形象。《霍光傳》寫武帝死後二十餘年漢廷內部緊張複雜的權力鬥爭，表現了霍光專權而又謹慎，樹立個人權勢而又維護劉氏正統的性格，是《漢書》中難於書寫而又寫得成功的一篇，寫得前呼後應、左右映帶、針線細密、結構嚴謹，但遠不如《史記》那樣橫放特出、狂宕奇崛，所以茅坤謂“《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鑊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齧雪，往往自齒頰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漢書》惟其以矩鑊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團，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奏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摧筋而洞髓者”。
第六，語言的風格不同。《史記》錯綜成文，《漢書》整散一體。《史記》受先秦散文影響，散句單行，長短自如，錯綜成文，並且“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漢書·司馬遷傳》。文質彬彬，有一種參差錯落之美。《漢書》受漢賦及漢代散文影響，崇尚藻飾，趨於駢偶，典雅富麗，整散一體，有一種整齊和諧之美。如《史記·項羽本紀》寫巨鹿之戰一段：“項羽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斧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短短八十字，交待了一場大廝殺，真是幹淨利索，並且散句、短句的大量運用，形成急迫、起伏、跳躍的節奏，從而與楚軍所向披靡、勢如破竹的聲威，與戰鬥的緊張激烈、瞬息萬變的情狀，聲情相符，文情並茂。而《漢書·蘇武傳》中，“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等，真是駢辭儷句，排偶成文。《漢書》雖也以散句為主，但駢化傾向是明顯的，《漢書》雖也文質彬彬，但追求文采的傾向也是明顯的。正因為此，《漢書》開六朝駢文之先聲，而《史記》被唐宋古文家視為楷模。
《史記》語言通俗，《漢書》則語言古雅。《史記》融書麵語、口語於一體，彙雅語、俗語於一爐，生動；《漢書》也用口語，但多書麵語，也用俗，但多雅語，整齊。《史記·陳涉世家》寫鄉民口吻：“火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張丞相列傳》寫周昌口吃：“臣期……期知其不可!”真是人各有聲，口吻畢肖，使讀者聞聲辨人知性；《漢書·陳勝項籍傳》說：“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漢書·張周趙任申徒傳》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史記》《漢書》其實沒多少區別，何況《漢書》還有解釋，表達更嚴謹。《李將軍列傳》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諺語，形象而又通俗地讚揚了李廣的才智人品，對漢廷策勳政策表示強烈不滿。《貨殖列傳》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俗話，生動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人世間的利害關係。《漢書·李廣蘇建傳》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唯一有別的是《漢書·貨殖傳》沒有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俗話，這是因為班固的認識與司馬遷不同。《史記》多“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漢書》少些，避俗求雅，不取民諺俗語，口語也顯得書麵化，所以《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有“文人習氣”。
（二）賦、詩、文比較
班固、司馬遷的比較，除了《史記》和《漢書》，還有賦、詩、文。比較《史記》和《漢書》，一般認為《史記》優異，雖然各有特色，而喜愛《史記》的讀者多。其實，這種喜愛，已經視《史記》為文學作品，而仍然把《漢書》看作史學名著。《史記》《漢書》的比較，千年聚訟，而賦、詩、文的比較，門庭冷落。之所以如此，恐怕與這種比較本身的特點相關。
據《漢書》，司馬遷賦有八篇，而現僅存《悲士不遇賦》，可能是殘篇。文有《報任安書》。據《高士傳》和《禦覽》，文還有《與摯伯陵書》以及《素王妙論》。司馬遷無詩歌。
班固賦有多少篇，史無明文。今存《幽通賦》《兩都賦》《耿恭守疏勒城賦》《竹扇賦》《白綺扇賦》《覽海賦》《終南山賦》以及《答賓戲》和《典引》。從賦的數量上比，因為不知班固到底寫過多少賦，所以沒有比的前提。從賦的質量比，班固賦明顯高於司馬遷的。司馬遷賦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而班固現存九篇。《悲士不遇賦》的藝術特點不鮮明，成就不高。賦中提出“沒世無聞，古人惟恥”的人生觀，成名的願望非常強烈，“朝聞夕死，孰雲其否？”借用“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名言，抒發渴望成名的感情。司馬遷功名心強，其《史記》所記人物，尤其是傳中人物，基本上是抓住機遇令己不失時而建功立業的人。“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但是往往有士人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機會，痛失功名。“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複禮，懼誌行之無聞。”但此賦多少還有懼禍的情緒，顯出人才環境的險惡。“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此賦的語言比較靈活多樣，以四言為主，有三言、六言等。
賦言功名，《悲士不遇賦》是第一篇。因為董仲舒《士不遇賦》抒寫的是不遇於時的悲哀，追求功名由《悲士不遇賦》首先表現。但是，司馬遷的表現不是很成功，所以，隻剩下殘篇。過於直露是其微瑕，例如說：“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藝文類聚》三十。
與《悲士不遇賦》比，班固辭賦顯得卓越，先不要說《文選》的首選《兩都賦》，就是其他入選的作品也是非常優秀，例如《答賓戲》《典引》，還有《幽通賦》。
據《全後漢文》卷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班固現存賦的題材十分豐富，有軍事的，如《耿恭守疏勒城賦》；有遊覽的，如《覽海賦》；有寫景的，如《終南山賦》；有詠物的，如《白綺扇賦》；有言誌的，如《答賓戲》；有歌功的，如《典引》。班固現存賦的體裁也多樣，有詩賦，如《竹扇賦》；有騷賦，如《幽通賦》；有文賦，如《兩都賦》。班固現存賦的風格也較多，有莊重的《典引》，有諧趣的《答賓戲》，有小巧的《竹扇賦》，有龐大的《兩都賦》，有騷情的《幽通賦》，有詩意的《白綺扇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