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丁的《馬班異同三論》，長達十二萬言，可視為一部專論。施文從曆史編纂、史學思想、曆史文學三個方麵比較馬班異同，既作宏觀比較，又作細微分析，充分綜合前人論述成果，又冷靜提出新的思維，是迄今為止馬班異同研究最係統最全麵最有分量的一部力作。曆史文學，分為寫人物、寫戰爭、寫人情世故、寫曆史環境四個方麵作比較。施文的結論，認為馬班之異同，在曆史編纂方麵，馬《史》通古今之變，是紀傳體通史，有創新也有缺陷，可謂“體圓用神”，班《漢》記一代興亡，是紀傳體斷代史，體製完整有方，可謂“體方用智”；在曆史文學方麵，馬《史》繪形繪色，生動傳神，較為準確，班《漢》樸質規整，字簡句省，較為刻板。所以，籠統而言，馬班都有長短，都有民主性精華及封建性糟粕，如果對比言之，馬的民主性精華突出一些，班的封建性糟粕明白一些。施文還認為馬班之異，著重在思想分野，“就思想而言，不能不說馬高班低”，並從曆史背景、家學淵源、兩人生活經曆與政治態度分析了兩者之異，理據充分，具有深刻的見解。
徐朔方的《史漢論稿》是一部論馬班異同的專書。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著重比較《史》《漢》兩書異同的史料價值，結合具體的人或事發表評論。下編著重文字異同比較。徐氏對班書評價甚高。他的結論是：“作為文學，《漢書》比《史記》遜色，作為史學，《漢書》對《史記》有所發展。”《史漢論稿》。這個總體結論恰如其分。
綜觀古今《史記》《漢書》異同討論，其主流意見是《史》優於《漢》，主要內容有以下方麵：
一，文字異同。西漢二百年曆史，《史》《漢》兩書重疊部分整整一百年有餘，故《漢書》一百篇，有五十五篇過半數與《史記》內容重疊，計有“帝紀”五篇，“表”六篇，“誌”四篇，“傳”四十篇。重疊部分，《漢書》基本承襲《史記》舊文而做了增補、刪改、移動等工作。兩書對照，分析班固是怎樣增、省《史記》的，這就產生了文字異同的比較。看起來隻是一個互校的問題，形式簡單，但它卻是論馬班優劣、是非、得失的基礎，所以宋明人《班馬異同》與《史漢方駕》主要就是考察文字異同。從總體上看，《漢書》文字多於《史記》，班固增補了若幹詔令、奏議、政論等文章及人物事跡。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有“《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漢書》增事跡”等條目，評述班固的增補，於史有益，值得肯定。曆代以來對此多有抑揚評說。平心而論，班固的增補，從治史角度可以有是非得失之分，但不可據繁簡論優劣。清人朱仕琇就指出，若“斷以史法”，則“固非揉於私意以為之，而異同之勢，俱處不得不然”《梅崖居士文集·班馬異同辨》。意思是說，班固斷代為史，文字有增省，不是私意所為，而是情與勢不能不如此。近人劉鹹炘說得更直率。他說：“昔人多謂班載文過多為好文章；又或謂馬不載遜於班，皆謬也。吾謂讀太史公書，須先將‘黃帝以來，迄於麟止’八個字熟記，諸論班馬異同者，皆未熟記耳。”《太史公知書意》卷六。這是說《史記》為通史，目的在於通古今之變，載文不宜多，以免衝淡曆史發展過程的敘事；班固《漢書》為斷代史，述一代始末，多增補一些材料是必然之勢。
班固移動《史記》內容大多改得不好，使人物減色。如《史記·呂太後本紀》具紀事本末體特色，從史的方麵完整記敘了呂太後臨朝、諸呂擅權的始末；從文的方麵生動塑造了一個剛決殘狠的女政治家形象。《漢書·高後紀》就索然寡味。班固把《呂太後本紀》所載的呂太後殺趙王如意，害戚夫人，以及王諸呂等事移入《外戚傳》，呂太後欲鴆齊王劉肥，害死兩個趙王（劉友、劉恢），以及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等事移入《高五王傳》，又把陳平、周勃等大臣有關謀除諸呂事移入《張陳周王傳》，這樣一來史事零散，人物形象模糊，於史、於文兩失之。又如班固將《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的灌夫，《淮陰侯列傳》的蒯通分出移到他傳，都是敗筆。但也應看到，有些移動是符合斷代史法的，則不宜以優劣論。例如《史記》將項羽、高祖並立本紀，蟬聯對照，史事條貫與人物刻畫都極為精彩。班固改項羽為傳，並將楚漢相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鴻門宴、彭城之戰、陳平間楚、彭越韓信會兵垓下等，移入《漢書》卷首《高帝紀》，豐富了開國帝王的形象，並為全書提綱。雖然損害了項羽的形象，但作為斷代史不能不如此，這是失小而得大。所以，趙翼《廿二史劄記·漢書移置史記文》條目予以肯定。
二，體例異同。《史》《漢》以人物為中心敘述曆史，皆為紀傳體，這是同，《史記》貫通，《漢書》斷代，這是異。評議馬、班，尊貫通而抑斷代者，揚馬抑班；尊斷代而抑貫通者，揚班抑馬。前者代表人物為南宋鄭樵，後者代表人物為唐代劉知幾。
劉知幾在《史通》中論《史》《漢》得失，立言甚多，主觀上反對揚此抑彼，而實際評述是揚班抑馬。他在《六家》篇中說：“卜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又在《二體》篇中說：“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義。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史記》貫通，《漢書》斷代，在六家中並論，這是可以的。但作為編纂體例，紀傳創立者為司馬遷而非班固，劉氏把《漢書》抬為紀傳之祖，如果不是揚班抑馬，則是識見有誤。劉知幾在分論五體時，處處以《漢書》體例為標準，反過來以此範圍司馬遷，批評《史記》為例不純。所以，在學術史上，劉知幾是揚班抑馬的代表。鄭樵則針鋒相對此說，他在《通誌總序》中說：“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又說“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剿竊”，“遷之於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鄭樵肯定通史的會通精神，為紀傳體創立者司馬遷翻案，都無可非議。但他過分貶斥班固，顯得偏激、荒謬。
紀傳體，司馬遷首創，班固改善，改紀傳體通史為紀傳體斷代史，取消世家並入列傳，也稱得上是偉大的創造。施丁《馬班異同三論》說：“《史》開創於前，乃空前傑作，是古代史學的高峰，《漢》繼於後，有所發展，對後世‘正史’影響最大。”《司馬遷研究新論·馬班異同三論》。這個評價是公允的。清人章學誠發表了十分通達的評論。他說：“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章氏認為馬、班之書都是無愧於比肩《春秋》的良史，兩書各具特色，“皆為紀傳之祖”《文史通義·書教下》，既肯定通史，又肯定斷代史。
三，風格異同。前人評論馬、班文章，認為兩人都是大家，而風格迥異。劉宋範曄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南宋朱熹說“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明淩約言說“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稱讚馬、班與左丘明、莊周諸大家之文“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史記評林》引。
宋明評點家，經過深入研究，更多的人認為班固雖為大家，但比司馬遷要遜色一籌。宋黃履翁說：司馬遷之文“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效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古今源流至論·別集》。明茅坤的評論最為深刻而中肯。首先，他稱馬、班皆“天授”之才，各領風騷，認為“《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鑊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逸逸疏宕如餐霞，如齧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顧不已；惟其以矩鑊勝，故其規劃布置，如繩引，如斧剁，亦往往於其變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奏之密，令人讀之，鮮不灌筋而洞髓者”《漢書評林序》。。認為兩人“文章絕技”雖然不同風格，但都是千年絕調，難分高下。其次，若一定要將馬班分一個高下，茅坤則認為班固難以比肩司馬遷。他說，《史記》“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征鼓，左提右攀，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於曲旅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古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疏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抱者，予竊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史記鈔序》。
對馬、班文章風格高下，說得淺顯易懂的，莫如《漢書評林》所引程伊川之言。他說：“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誌，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無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
具體比較語言文字異同，可見出文章風格。班固好用古文奇字，司馬遷好用俚語俗諺，將古文轉譯成漢代通語。班固改動《史記》字句，盡量刪減虛字、語氣詞，使《漢書》文章有“典誥之風”。《史記》行文變化，《漢書》行文平直。司馬遷好重複，用以增強文勢和韻味，班固務求簡嚴，一味刪削。司馬遷寫人物對話，力求聲口畢肖，個性鮮明；班固往往刪節或簡化為書麵語，有時失去了人物精神。司馬遷譏誚漢代帝王及儒生，講求諷刺藝術；班固為尊者諱，常常刪去諷刺語言和細節描寫。如《高帝紀》移植鴻門宴，基本是司馬遷原文，但刪去了其中幾處顯現人物風采的對話，又刪去鴻門宴上坐次。像這樣的例子很多，班固不隻是改動了字句，也使人物風神舉止大為減色。茅坤說班固學習司馬遷不能登堂入室，就一種風格而論，並未誇張。
施丁在《馬班異同三論》中將《史》《漢》的曆史文學作了宏觀比較。認為“兩者都注意寫曆史人物、戰爭、人情世故和曆史環境，都有傑出的成就”，“相對說來，《史》文筆豪放、自然，用字大方、活潑，文章富於變化，不拘一格，所以信筆寫來，繪形繪色，非常生動，較為準確；《漢》文筆規整、樸質，用字節約、簡雅，文章工致而少變化，講究形式，所以寫人稍欠生動，寫事有點古板”。又說：“司馬遷是用畫家的彩筆寫曆史，在描繪曆史人物、戰爭和事理的特點和靈魂，通過一些具體的典型說明曆史，因而在司馬遷筆下，曆史的長河在流動，史篇是活生生的曆史。班固是用工細的墨筆寫曆史，用心計算曆史的一般情況，通過一些具體內容說明曆史，因而在班固筆下，曆史的賬單較為清楚，然少彩色，有格式化的傾向。”施丁的最後結論是：“就曆史散文來說，《漢》比《史》稍遜一籌。”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前人的《史記》《漢書》比較，文史結合，以史學為主。如果側重從文學上比較，則一般認為二書寫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先看其同。
《史》《漢》都是以寫人為中心的傳記文學作品，都以事寫人。
首先，把人物放在劇烈的矛盾衝突中來刻畫。《史》《漢》中使用這種方法的地方都很多。《史記》中典型的為《項羽本紀》和《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等，《漢書》中典型的為《蘇武傳》和《霍光傳》等。“鴻門宴”是劉項鬥爭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說是決定劉項成敗的關鍵。在這場鬥爭中，可以看到劉邦機智、奸詐，善於用人的成熟而高超的政治鬥爭能力。第一，劉邦得知危在旦夕時，及時有效地抓住項伯不放，先是“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既而又與項伯約為兒女親家，他能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將勁敵化為兄弟和親戚，成為自己的可靠的保護者，這需要何等的氣魄和果敢，這又是何等高明的政治鬥爭手腕。化敵為親後，他隨即編了一套假話：“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豈敢反乎?願項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用冠冕堂皇之言，掩藏了自己奸詐之心。第二，“鴻門宴”上，他又充分地利用了項羽的好勝喜諛、剛愎粗疏等性格弱點；先當麵稱臣，尊稱項羽為將軍，然後又用項伯、張良、樊噲一步步躲避危機，最後伺機逃走。臨走時，又因辭與不辭一時拿不定主意。所有這些都將劉邦善於應變，見風使舵，善於用人使謀的性格特點突出地展現出來。在劉邦的襯托之下，項羽則簡直弱智：盡管範增將不殺劉邦的最嚴重的後果明言於他，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聽信鬼話：項伯勸他，他信；劉邦當麵將騙項伯的話又騙他，他也信；樊噲用秦亡帽子壓他，他默然，完全沒了主張。範增“數目項王，項王默然不應”，項莊舞劍，他又曰“諾”；樊噲幾乎要與他拚命，他反稱之“壯士”；劉邦已逃，他又問“沛公安在”？知道劉邦已逃，他又將劉邦的禮物“置之坐上”。政治上的不敏感、不成熟，與他性格中的粗疏與剛愎自用，鑄成了後來的悲劇。所以，範增事後十分生氣，竟說出了“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且為之虜!”“不足與謀”，含義頗深，一語道破項羽一生中最大的弱點，劉邦手下打天下之功臣，都曾一度為項羽的屬下，在項羽營中一無所成，在劉邦手上能打下天下，就是因為項羽“不足與謀”和劉邦能與之謀。《漢書》前半部分也有緊張的矛盾衝突場麵：蘇武的副使張勝因涉嫌與虞常謀反，匈奴要捉拿張勝，蘇武作為漢使自然受到牽連，於是一場生死抉擇立刻擺在蘇武麵前。《傳》中寫到：“單於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事後，衛律果然召蘇武受辭，這時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麵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複息。惠等哭，輿歸營。”兩次自殺，原因即怕“屈節侮命”，在生與義之選擇之中，蘇武選擇了義，這種特殊場合下的選擇，使蘇武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來。因此“單於壯其節，朝夕遣人侯問武，而收係張勝”。衛律將案子審清楚之後，奉單於之命，要降蘇武等人，作者又寫了蘇武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無畏氣概：“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於近臣，當死，單於募降者死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複舉劍擬之，武不動。”當然，《漢書》中類似的驚人心魄的描寫並不多，但由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就《蘇武傳》而言，刻畫人物性格的鮮明性並不次於《史記》。
其次，寫生活瑣事以刻畫人物。在這方麵，《史記》曆來是受人讚賞的，如李斯的鼠論，陳涉“傭耕之歎”，張良“圯上進履”，張儀“三寸不爛之舌”，韓信“胯下之辱”，張湯“刻鼠掠治”等。《漢書》中襲用《史記》者大多保留了這些細節，自創部分雖不如《史記》那樣多，但也有一些，如《朱買臣傳》中買臣故妻自求去以及買臣戲弄會稽地方官吏。舉後者為例，《傳》裏寫到：“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緩，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寫買臣心中不平而耍笑“故人”和“故人素輕買臣者”的心態都很細，將俗態之俗與買臣之輕俗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聯係買臣生平，令人歎息不止。如果我們將《史》《漢》這類描寫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出，《漢書》中的故事決不遜色於《史記》中的故事。而且，《漢書》中的這類故事，往往寫得細膩，如上舉買臣戲故人。
再次，分層刻畫，步步深入。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麵的，而且又往往是多麵的統一。如何能把多麵性寫出來，這就成了塑造人物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因此也就成了衡量一個作家寫作能力的尺度。《史記》和《漢書》在這方麵做得很好，但又有各自的特點。下麵即以《史記·廉藺列傳》和《漢書·蘇武傳》進行分析比較。《廉頗藺相如傳》主要寫了藺相如智勇雙全的性格特征，作者先以“完璧歸趙”來刻畫這個性格特點，通過這個故事，已將智勇雙絕寫出，但作者意猶未盡，又用“澠池會”來進一步突出，至此本可收筆，但作者又以廉頗“負荊請罪”從另一個側麵寫其智勇，而且又突出了“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識大體品質。至此，藺相如的性格已完全寫出，而廉頗的負氣好性而又勇於改過的個性也躍然紙上。《蘇武傳》重點表現蘇武的不辱使命，也就是堅持漢節。在寫蘇武這個特點時，分別以四個層次來寫：第一層為防“屈節”而引刀自刺；第二層是在生死關頭，據理力爭、視死如歸；第三層痛斥勸降；第四層漢室評價。一、二層前麵已做了分析，試看第三層，李陵謂蘇武曰：“前長君(蘇武之兄)為奉車，從至雍域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武之弟)從祠河東後土，宦騎黃與門駙馬爭躬，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複誰為乎?願聽陵計，勿複有雲。”李陵所言句句屬實，並非故意挑唆。蘇武當時的處境又如何呢?“蘇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如蘇武降，匈奴賞賜優厚。按照常理，一般人根本無法拒絕李陵的勸降，但蘇武卻十分堅決地拒絕了。蘇武說：“自分已死久矣!必至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蘇武的決絕態度，李陵也深受感動：“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通過這一層的摹寫，一個高大的蘇武形象就鮮明地出現在讀者眼前，因此第四層漢室評價蘇武“奉使不辱命”也就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