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論樂府與樂府民歌
班固論樂府，涉及樂府的設立、沿革，樂府民歌的采集、特點和作用。不僅全麵，而且深刻。
論樂府的設立、沿革。
班固說，樂府是漢武帝時建立的，“自孝武立樂府”。
班固認為，經幾代帝王之後，哀帝罷樂府官，省樂府員。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雲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二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
論樂府民歌的采集、特點、功用。
班固論樂府民歌的采集和特點，概括樂府民歌的現實精神與來於生活的關係：“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誌》。
班固以為漢樂府民歌是勞動群眾的歌唱，是真情實感的流露，這種哀樂之情均是由現實生活的感發而產生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是最經典的概括。
所謂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是說樂府民歌出於社會下層群眾之口，表達了人民自己的心聲，道出了人民自己的愛和憎。這些作品以描寫民間疾苦為主要內容，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和衝突。盡管在配樂的時候不免經過文人或樂工的改動，但仍閃爍著民間思想的光輝。
從現存的詩歌看，樂府民歌題材範圍很廣泛：有暴露戰爭災難的，有反映人民痛苦的；有描寫家庭悲劇的；也有孤兒的啼泣、病婦的哀吟。這一切都有其活躍的生命力，有廣大人民呼喊的聲音，它使我們可以比較真切地看到漢代的社會麵貌和實質。
關於反映戰爭災難，表現人民大眾痛恨戰爭、反對戰爭的情緒的，如“鼓吹曲辭”裏的《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在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這首詩描述了在戰爭中不幸陣亡的士卒，他們的屍體都得不到埋葬，正好成了烏鴉的美餐。戰場上一片荒涼景象，清冷的河水在無情地流淌，岸邊是昏茫茫的蒲葦叢，勇敢的士兵戰死了，隻有幾匹受傷的馬圍著舊日的主人徘徊悲鳴。一望無際的疆場上，到處是一片死寂，再也見不到人們活動的蹤跡了。戰爭不但給人民帶來了災難，而且也使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人們竟然在橋上蓋起了營房，構築了工事，致使交通阻塞，無法南來北往。詩中發問：“莊稼不能收獲，君王您將吃什麼呢？”年輕的將士們，早上出征時還是那樣生氣勃勃，晚上卻不見他們歸來的身影，他們究竟到哪裏去了呢？《戰城南》敘寫了一場大規模的戰鬥，但略去了兩軍對壘時刀劈劍砍、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麵，緊緊抓住戰鬥結束後戰場淒涼悲慘的景象加以描繪，把筆墨用在描寫眾多的死難壯士的遺體、駑馬的悲鳴以及烏啄獸食、水深草長等方麵，使人們通過這一切去感受戰鬥的激烈、殘酷。表麵上雖然沒有明白提出反對戰爭的觀點，字裏行間，卻充溢著人民大眾對戰爭的憤恨和詛咒。作品中那攝人心魂的悲劇力量，使人為之動容。
與《戰城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雜曲”中的《十五從軍征》：“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鬆柏塚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做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這首詩寫一個老態龍鍾、衣衫襤樓的老兵，他在服滿65年兵役的漫長歲月後才得以還家。這65年中，他曆盡了千辛萬苦，但這一切都熬過來了。他在還家的途中，離家還遠遠的，就急切地詢問鄉裏人，家中還有誰？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家已經成了荒墳。他抱著絕望的心境，走近了家門，在他的眼前，呈現著一派淒慘的景象：房子久已衰敗殘破，成為雉兔的棲身之所，人到時，兔入狗洞，雉飛梁上，一片荒涼。他的心啊，完全碎了！當他進門後，映入眼簾的是院子裏長起了野穀，井台上生著野葵，滿目蒼涼。他還有什麼希望呢？親人已經死絕了，無奈他隻好自己動手搗穀采葵，持做飯羹；飯羹熟了，他送給誰吃啊？現在隻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這怎能不叫他感到悲痛欲絕呢？他茫然地走出家門，望著蒼茫的東邊，老淚縱橫，衣襟都濕透了。《十五從軍征》全詩沒有一句是詛咒戰爭的，但他通過對人物形象和處境的細致刻畫，得出這一切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窮兵黷武政策的結果，是對封建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的血淚控訴。
也有從描寫征人漂流異地不得歸家而顯示戰爭和徭役所加給人民的痛苦的，如“雜曲”裏的《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詩寫征人懷念鄉土的心情。在漢代的戰爭中，許多農民被迫去當兵或做勞役，結果不是命喪疆場，腐肉為烏所啄，便是漂流異鄉，難與家人團聚。這首詩以樸素的語言表達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們在戰爭中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畫麵。
與人民苦難生活相對的是統治階級的歡樂，甚至是糜爛。樂府詩裏麵有很多是反映統治階級奢侈淫逸生活的，如“清商曲”裏的《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複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啾啾，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大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這首詩把統治階級以黃金作屋，狎妓飲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無忌諱地展示出來。統治階級生活得越奢華淫逸，勞動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統治階級花天酒地生活的背麵，隱藏著千千萬萬無衣無食的勞動人民的血淚。樂府詩裏好些歌辭都深刻地描寫了這種情景，最富有鬥爭性並深刻地反映人民大眾的痛苦生活的是“清商曲”裏的《東門行》：“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帳欲悲。盎中無鬥來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這首詩寫一個男子被貧困所迫欲鋌而走險。他本已不考慮後果，憤而出走，欲做為當時社會所不容的事，以尋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再回轉家中，心情更加悲傷。他看到家裏罐中無米，架上無衣。這就使他再下決心拔劍出走。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險，牽衣啼哭，動之以情，曉以利害。最後主人公憤然表示，我頭上的白發已漸脫落，再不能苦捱下去了。“相和歌辭”中的《陌上桑》，既揭露了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的麵目，又刻畫了一個敢於反抗的，堅貞、美麗、機智的女性形象。
樂府詩裏揭露封建製度的罪惡，表現人民大眾對它的抗議和憤慨的作品也不少。反映封建製度之下的家庭悲劇的，如“清商曲”裏的《孤兒行》。這首詩描寫了孤兒受兄嫂虐待的情況，從而揭露當時的封建家庭的黑幕。在封建社會裏，由於封建思想的支配，一般人都極力擴大自己的私有財產，這就使得同根兄弟在接受父母的遺產時，往往互相殘害，私有財產製度的存在必然造成人們不同程度的褊狹心理。因此，封建社會的一個孤兒在忍受不住壓迫的痛苦時，隻能喊出“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的沉痛呼聲，其實這隻是當時千千萬萬孤兒呼聲中的一個而已。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不僅是對西漢樂府詩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東漢樂府詩的認識。例如同樣揭露封建婚姻罪惡的，就有《上山采蘼蕪》：“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複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這首生動的敘事詩，通過已離異的夫婦的對話，真實地把新人、故人的容貌、才能，以及丈夫對妻子的態度、心理都活生生地描繪出來了。在這裏，不僅使我們看到當時婦女悲慘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對這棄婦的勤勞的描繪，有力地表現了男子由於愚蠢的遺棄行為而造成的遺憾心理。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總結，唯一的疏漏是讀者必須知道所謂“哀樂”對人民而言是隻有“哀”沒有“樂”。例如愛情，也隻有哀痛，沒有快樂。由於漢代封建統治者尊崇儒術，封建禮教更加殘酷地束縛著人民，男女是無法自由戀愛的。樂府詩裏也有描寫男女戀愛的歌辭，如“鼓吹曲辭”裏的《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由這樣的直白的情感抒發可以推見其情感所受到的挑戰，這顯然隻有愛的痛苦和憂慮。
漢樂府詩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它使我們看到當時統治階級的醜惡麵目和勞動人民在統治階級壓榨下呻吟的慘狀；也能使我們聽見當時人民大眾脈搏的跳動和統治階級的荒淫。漢代的社會麵貌和實質，我們可以通過對樂府民歌的了解得到比較真切的認識。
論樂的實質和變化。
班固認為，樂是禮的表現，禮是樂的內容。詩是禮樂的載體，是社會生活的再現和規範。班固說：
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政治的變化，必然引起社會變化，這些變化一定會表現為樂的變化。班固說：
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製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製，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逾越法度，惡禮製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
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廷。製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漢書·禮樂誌》。
班固深刻又具體地揭示了禮樂與社會變化的關係，也就是說禮樂為社會關係所決定，有什麼樣的社會關係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禮樂。而政治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終極形式，禮樂也就是政治的再現。
二 、論辭賦
班固論楚辭漢賦新見迭出，且震動了研究界。學術界對屈原的認識從《史記》出發，始終以讚美的態度和崇敬的心情欣賞和敬仰，班固異軍突起，學術界群起而攻之。但現在看來，班固之論不僅不是沒有事實根據，而且言之成理，發人深思。班固論漢賦，注重曆史的考察，論述其發展，尤其是重視其作用和主題的變化。
（一）論屈原
班固尊敬屈原，推崇《離騷》，長期從事屈原研究，不乏獨到的見解，更表現出嚴謹的作風。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
屈原研究在漢代很興盛，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劉向《新序》以及王逸《楚辭章句》就是漢人從事屈原研究的重要典籍。在漢代，班固是最特別的屈原研究者。劉勰說：“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班固既尊敬屈原，推崇《離騷》，又別具隻眼地指出屈原性格是悲劇性格，並認為這種性格也是造成屈原悲劇的原因之一；另外，他論屈原創作能博采眾說，自成一家。論屈原事跡，從實際出發。他說屈原是賢人，被人陷害，創作《離騷》等賦，抒寫傷心，“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漢書·地理誌》。還說屈原奉獻忠心，使人向善；與卞和獻寶一樣，願望雖美，卻遭遇悲慘，讓人痛心。“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後漢書·班固傳》。班固任何時候都沒有貶低屈原，他替屈原流淚，他為屈原惋惜。
論屈原性格，獨具隻眼。
漢代屈原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評論屈原為人。劉安、司馬遷有“日月爭光”說，贏得後代的讚同，而班固卻持有異議，認為“斯論似過其真”《楚辭補注·離騷序》。。班固認為屈原既“露才揚己”又忠信愛國。由於“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和“君不明，信用群小”，屈原反“以忠信見疑”於懷王，後又被逐於“複用讒言”的襄王，帶著美政理想沉江而死《楚辭補注·離騷讚序》。。班固的觀點立即遭到了王逸的批判。王逸認為班固對屈原性格的分析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他對屈原極端崇敬，說：“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楚辭章句·離騷序》。王逸景仰屈原與其所處時代關係緊密。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與內宦的爭權奪利使得政治日趨黑暗、腐朽，此時，最需要“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的“絕世之行”、“忠貞之質”和“清潔之性”。王逸借《楚辭章句》曲折表達了不與醜惡勢力同流合汙的心跡。王逸之後，批判班固代有其人。今人有言雲：“班固不責難群小，反而非議屈原，不分正義與邪惡，顛倒是非，在客觀上是為醜惡勢力推卸罪責。其二，他認為屈原不該譴責惡勢力，尤其是不該怨君。”並認為：“照班固的說法與要求去作，屈原就隻有委曲求全，與群小同流合汙，更不必去追求‘美政’了；或者是逆來順受，苟且偷安，以換取楚懷王的信任。如果像這樣做了，屈原還有什麼高貴品質可言?”黃中模《屈原問題論爭史稿》，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54～55頁。這種全盤否定的態度，是有欠斟酌、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