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漢賦流變，班固眼光深遠。
班固看到了漢賦的源，也看到了賦的變，而且他認為賦變的主導是作家。他從賦中分離出賢人失誌之賦，認為賢人失誌之賦產生於周道浸壞的春秋之後，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其他的賦，也就是宋玉、唐勒以及漢代的賦，與賢人之賦不同，竟為侈麗閎衍之辭，失去了諷諭之義。在這時，班固借用了揚雄的觀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中國曆代文論選·法言》。班固說：“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文選·兩都賦序》。班固不僅指出了不同時代的賦為何不同的客觀條件，又揭示了同一時代的賦也不同的主觀原因。因而可以認為，班固注意了賦創作的社會原因，另一方麵更指出了辭賦創作的主體因素才是辭賦創作的決定性條件。孫卿與屈原，宋玉與唐勒，同處於周道浸壞時期，可是孫卿與屈原的賦鹹有惻隱古詩之義，而宋玉與唐勒的賦卻失去了諷諭。宋玉、唐勒、司馬相如、揚雄，所處時代不同，而他們的創作共同失去了諷諭。班固的眼光是敏銳的，思想是深刻的。所以完全可以說，班固雖然借鑒了揚雄的觀點，卻更有獨到之處。
班固在《漢書》裏，為賈誼、枚乘父子、司馬相如、揚雄、王褒、東方朔作傳，記錄了許多賦，並清楚地記載和分析賦作的創作緣起、目的，意在說明西漢賦的變化。
《賈誼傳》記錄了《吊屈原賦》和《鳥賦》及其創作經過：
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飛入誼舍，止於坐隅。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全文記錄兩賦。
《揚雄傳》記載揚雄的創作曆程，再現賦的發展與變化，比較突出。“其三月，將祭後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曆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禦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裏，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裏，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裏，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複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過分強調辭賦的諷諫意義，所以，當成帝不予注意時，揚雄感到的隻是後悔和失望。“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中國曆代文論選·法言》。
班固描述了西漢賦的盛況，更論述了西漢賦的變化。
至於《司馬相如傳》《東方朔傳》，一篇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為底本，一篇卻突破了前人的認識，對漢賦的研究功勞很大。
《漢書·司馬相如傳》本是承繼《史記》而來，在記載上，除個別字詞有異，實為《史記·司馬相如傳》的照錄。但若細加考察，則班固對司馬相如的評論不同於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記載的司馬相如事跡有三件：一是他仕於武帝前的經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賦作。仕前經曆主要寫相如與卓文君的婚姻，通西南夷是相如在朝廷的唯一事功，司馬遷之為司馬相如立傳的基點應在其賦作。《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確的說明，傳中所載相如作品之多，所占篇幅之大，以及文中議論，也都表明太史公的著眼所在。
據《漢書·枚皋傳》，“相如善為文而遲”，故作品數量不多。《漢書·藝文誌》著錄計有：《凡將》1篇，賦29篇，另有《荊軻論》5篇，題“司馬相如等論之”，則不可全數歸於相如；總數約在30來篇。《史記·司馬相如傳》全文載錄了他的《子虛賦》《上林賦》《喻告巴蜀民書》《難巴蜀父老書》《諫獵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賦》《封禪書》凡8篇，並說：“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雲。”就數量看，司馬遷所作相如本傳幾乎可以視為其作品選集，而“采其尤著公卿者”的說明，則表示司馬遷之如此立傳，正是由於看重相如的文章。並且，司馬遷通過“太史公曰”而表達了自己對相如文章的評價：“《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司馬遷從儒家經典在表現形式上各有不同而宗旨同歸說起，指出司馬相如的文章雖“虛辭濫說”，但卻在於節儉，故其形式損害其意義不嚴重，而且，非但無害，這種表現手法合於“主文而譎諫”的《詩》道，因此充分地肯定了相如文章的現實價值。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明了立傳的用意：“《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史記》多處批評武帝多所興作、耗費民財，此處將相如文章諷諭“節儉”的意義提升至“無為”，表明司馬遷之為相如立傳而采用大量載錄其辭賦文章的寫法，強調的正是其“文之為用”，並在此層麵上肯定了司馬相如的曆史地位。
班固作《漢書·司馬相如傳》雖然在記載上是照錄《史記》，但在傳末的“讚曰”中卻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一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班固在這裏通過引用司馬遷與揚雄的議論而將自己的觀點寄寓其中，其評說的重點與結論實與司馬遷有所不同。
司馬遷說相如之賦雖有“虛辭濫說”，但其旨歸“與《詩》之風諫何異”？這是理論上的肯定。而揚雄的說法卻正是就諷諫的實際功用而對相如一類賦作出的否定。揚雄並不否認相如作賦有諷諫之意，卻以為是“勸百而諷一”，所謂“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這就以賦的客觀效果推翻了司馬遷立足於作者主觀意圖的分析，強調靡麗乃是相如賦的特色。《史記》載相如《大人賦》後說：“天子大說，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而班固轉述此事卻道：“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淩雲之誌。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漢書·揚雄傳》。明白表示不同意所謂相如賦具有諷諫功用的看法。因此，班固之引揚雄所言，實際上是對司馬遷評價的婉轉批駁。他同揚雄一樣，強調相如賦之靡麗特色而否認其諷諫的現實作用。
《漢書·敘傳》說：“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托風終始，見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既說“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又稱“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表明班固是將司馬相如定位為西漢一代辭賦文章的領袖。聯係《漢書》本傳之外的與相如相關的數十處記載，可知“文章”對司馬相如的關係。如《地理誌》說：“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禮樂誌》說：“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淮南王傳》說：“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劉)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枚皋傳》說：“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揚雄傳》說：“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這些記載，寫相如賦在當時的影響、武帝對相如文學才能的重視、西漢士人對他的欽服。本傳是以載錄賦來表彰相如的文學成就，這些記載從不同的角度具體地敘述了相如文章的成功，兩者互用，充分地印證了班固對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的評價。
這些記載，除揚雄後於司馬遷而《史記》不可能記載之外，餘者均發生於司馬遷的時代，所涉人物也均見於《史記》，然而《史記》不曾言及這些情況。原因何在？雖然《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選材上有不同，對同一人物的素材的搜集取舍，不可以做簡單的類比，但是由於史家對人物的敘述重心不同，史家對人物的價值取向也就不同。司馬遷在本傳中大量載錄相如文章，強調的是其諷諫的主觀意圖，注重的是其政治意義。本傳之外，他在《平準書》與《西南夷列傳》中，記唐蒙通西南夷事也言及相如，也是表彰相如的有功於世。而相如在此事上有兩次舉措，一是為天子傳諭蜀地父老，一是假蜀地父老而諷諭天子，皆為文章之事，意義仍在諷諫。因此，司馬遷為相如立傳而表彰其文章，正是因其作文章之想“有益”。與《史記》不同，班固將相如作為以文章顯名的文人而載入史冊。蔣方，張忠智《司馬遷與班固眼中的司馬相如——兩漢文人的價值觀演化之管窺》，《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期）。
《東方朔傳》建立在褚少孫所補《史記》的基礎上，但遠比其豐富和重視文章。其中特別全文錄其《答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並說：“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顯然是把東方朔作為文學家而且是賦家寫的，因為重點是其賦的真假和優劣。
三、論小說
關於班固的小說論，曆來有很多意見。有說班固所謂小說不是作為文體的小說，有說班固的小說論是劉向、劉歆父子的，當然也有說班固的小說論就是班固的，他的小說論論述的就是文體的小說，至少與文體小說有聯係。
班固論小說集中在《漢書·藝文誌》：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一）論小說之名
班固的所謂小說，是一種與顯學相對的學說，其中蘊含了小說文體的觀念。
“小說”之名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這裏說的“小說”，是莊子對當時其他各家學說的輕蔑的看法，不是小說文體。
在中國曆史上，最早給小說下定義，指出它的意義和作用的，是稍早於班固的後漢初年的桓譚。他在所著《新論》中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文選注·桓譚新論注》說小說內容形式兩見其小，較符合當時小說的名實。
班固正是在桓譚的基礎上加以闡發的。他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根據班固的著錄和附注，可推知《藝文誌》所著錄的小說，正如桓譚和班固所說，是一些“合殘叢小語”的“短書”，“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瑣碎言論。
注《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托也。
注《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
注《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托。
所以魯迅推斷說：“則諸書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者也。”《魯迅全集·中國小說史略》
（二）論小說之源
班固肯定小說起源於民間，雖然說它“出於稗官”，可是，稗官隻是負責收集、整理，不創作。
“稗官”者，“負責記述閭巷風俗的官”王力主編《古代漢語》下冊第一分冊。。“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漢書·藝文誌注》。。然而稗官隻是采集而非創作，歸根結底，小說是來源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是“閭裏小知者之所及”，“芻蕘狂夫之議”，產生於社會最下層，是市井民間的作品。
（三）論小說之用
班固論小說，借孔子之言肯定其作用。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班固對這些來自民間的作品，雖然稱其為“小道”，“君子弗為”，“然亦弗滅也”。因為它“必有可觀者焉”，所以把它附於“九流”之後，“使綴而不忘”。
（四）論小說之法
班固從對當時著錄的小說作品的分析中，指出了小說的某些敘事品性。他稱這些小說都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一個“造”字，說明這些小說不同於一般的信史，它不僅有客觀事實的記錄，而且有一些出於想象和傳聞的虛構成分。這可以說是後世小說藝術虛構理論的濫觴，對小說藝術的發展，無疑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