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認為屈原性格具有悲劇特征，是“露才揚己”和忠信愛國相衝突的必然結果。忠信愛國的具體表現是“競乎危國群小之間”，甚至“責數懷王、怨惡椒、蘭”。這在群小以及懷王、襄王看來就是屈原“露才揚己”的表現。因而忠信愛國的內核被“露才揚己”的外殼掩蓋，“以離讒賊”，於是忠、信反而被懷疑是“伐其功”，不但美政理想破滅，就連性命也丟在了遙遠的汨羅江。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有屈原的獨特經曆作根據。屈原初仕懷王時，深得懷王信任與器重；然而，屈原很快就喪失了懷王的信任與器重，被疏遠了。班固解釋說：“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楚辭補注·離騷讚序》。司馬遷所言隻是更具體形象罷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露才揚己”又忠信愛國的性格特征在《離騷》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離騷》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與自傳性質，屈原就是抒情主人公形象。屈原既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說“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這是表現自己。屈原更表現了與危國群小鬥爭、責數懷王和堅持理想的崇高品格。與危國群小鬥爭最突出的表現是揭露群小危國和害己。“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責數懷王”是屈原愛國感情的最高形式，最被君為臣綱時代的人所不解和不滿。可屈原一“怨靈修之浩蕩”，二“傷靈修之數化”。堅持理想，至死不渝，在詩中更有表現：“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楚辭補注·離騷》。不再列舉。“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的性格在日趨黑暗、腐朽的楚國必將招來“伐其功”的讒言，楚王一定相信群小，疏遠屈原，屈原必將“責數懷王，怨惡椒、蘭”，這樣，“露才揚己”更加突出，忠信愛國更被掩蓋，“忿懟不容，沈江而死”就必定要發生。從屈原遭讒被疏之事可以看出屈原性格是其悲劇的原因之一。上官大夫僅因屈原不給與憲令之草稿一事就讒屈原，懷王僅憑上官大夫的一麵之詞就疏遠屈原，可見此時楚國的黑暗、腐朽，然而，此時懷王正信任屈原，懷王會那麼輕易相信上官大夫嗎?屈原難道沒有“伐其功”的事嗎?或者有不能被懷王容忍的事?屈原遭讒被疏應是以下三個方麵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上官大夫好妒，二是懷王偏聽，三是屈原伐功。這三個方麵缺一不可。王從仁、駱玉明說：“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劇的重要原因。”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上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143頁。但他們更強調屈原在內政、外交等方麵與楚國上層的衝突。不難看出，班固對屈原性格的分析還是可資借鑒的，而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屈原悲劇雖有性格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的現實政治環境《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總之，班固對屈原性格的悲劇特征的分析是別具隻眼的；這既表現了他的卓識，也暴露了他的局限。局限屬於時代，而卓識全在個人。
論屈原創作，博采眾說。
班固是傑出的史學家，治學以嚴謹著稱。《漢書》敘西漢一代特重學術源流而被後人稱讚。又據範曄《後漢書》本傳與王逸《楚辭章句》，班固治西漢史與研究屈原幾乎同時起步，王逸說孝章即位，班固作《離騷經章句》。而此時班固正集中精力寫作《漢書》。可以想見，《漢書》特重學術源流為班固的屈原研究博采眾說提供了怎樣的便利，屈原研究的成果也從一個側麵表現出《漢書》的嚴謹風格。《漢書》中，《藝文誌》是“刪”劉向父子之《七略》而取“其要”，《淮南王安傳》記劉安敘《離騷傳》一事，《賈誼傳》錄《吊屈原賦》之文。《揚雄傳》所載揚雄的屈原研究更豐富。所有這些，為班固博采眾說、自成一家的屈原創作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論屈原作品，班固取劉向父子說。在漢代，論屈原作品似有兩種主要意見，班固與王逸同屬劉向父子派。司馬遷、揚雄等為一派，他們不用“九章”之名，不計屈原作品總數；司馬遷還認為《招魂》為屈原所作。而劉向父子采用“九章”之名，統計屈原作品總數，認為《招魂》是宋玉的作品。據班固所言，《藝文誌·詩賦略》來自劉向父子之《七略·詩賦略》。據王逸之言，《楚辭章句》是根據劉向所輯而作。由此可知班固與王逸在屈原作品篇名與篇數上同屬劉向父子派。那麼，班固《藝文誌》所言“屈原賦二十五篇”即王逸《楚辭章句》所注之“《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盡管我們現在對屈原作品與班固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不能否認班固之說是一家之言。僅說二十五篇之數不言二十五篇之名，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清楚不用說，二是當時已經難明。
論屈原作品的文體，漢人似有共識，認為屈原作品是賦。司馬遷說“《懷沙》之賦”，班固也說《離騷》諸賦、《九章》賦等。班固又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藝文誌》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詩賦同一，並認為詩是賦之源，賦是詩之流。認為屈原作品是賦，顯然與當時的文學理論的水平有關。屈原作品是詩還是賦，現在還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在當時的理論背景下，確定屈原作品的文體，確屬不易。
分析《離騷》是屈原研究的重點。從劉安、司馬遷經劉向、揚雄到賈逵、王逸，無不重視研究《離騷》。不為章句的班固破例著《離騷經章句》，可見班固對《離騷》的推崇不低。研究《離騷》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與研究屈原事跡相配合，漢人正是在研究屈原事跡的基礎上分析《離騷》的。論《離騷》的創作動機，班固糅和了賦與詩兩種文體的特點，既說“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又說“以自傷悼”。班固既強調屈原創作《離騷》為了諷諫，又指出其悲劇的感情色彩。他說：“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楚辭補注·離騷讚序》。
班固此言顯然是吸取了司馬遷的《屈原》中的觀點：“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正因為這樣認識《離騷》的創作動機，所以，班固論《離騷》的思想內容也就格外強調其忠信愛國與“露才揚己”的衝突。
關於《離騷》的藝術風格，班固指出：“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楚辭補注·離騷序》。這就是劉勰所說的“孟堅謂不合傳”範文瀾《文心雕龍注·辨騷》上。。《離騷》後半部分的神遊浪漫境界的確為儒家經典所罕見，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指出《離騷》的藝術風格後，班固給予其很高的評價：“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楚辭補注·離騷序》。
如果說班固不滿意《離騷》的虛無之語，怎麼會有如此高的評價給《離騷》呢？班固論屈原創作博采眾說，自成一家。這一家的特點是擇善而從又慎言其餘。
論屈原事跡，多聞闕疑。
班固的屈原研究特征顯著，從實際出發，對生平事跡尤其如此。他充分利用現實條件，又“慎言其餘”，真正做到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賈誼被貶長沙，因而能走近屈原：“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司馬遷也到過長沙，參觀了屈原自沉之地。尤其是王逸，他生長在楚地，更便於研究屈原。而班固遠在北方，又寄身蘭台，僅僅翻閱史料，距離屈原是十分遙遠的。何況在明、章盛世，儒學濃厚，儒風鼎盛，儒家思想既是正統、又是一統、更是欽定的統治思想。但班固從事屈原研究更有方便。西漢一代學者的屈原研究已成果顯著，生平研究有《史記·屈原列傳》，《新序·節士篇》，創作研究有《離騷傳》，以及劉向對“楚辭”的整理。班固善於利用條件，化不利為有利。屈原事跡戰國無傳，先秦文獻隻字未及。《史記》《新序》乃至《七諫》所言隻能看作一家之言。班固研究屈原的生平事跡，所言極簡，且結合作品研究，又始終借鑒著前人的成果。對屈原生平，隻說了如下的話：
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至於襄王，複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之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很明顯，班固對屈原的生平事跡所說少於前人，隻是從自己的研究主題考慮，所以語焉不詳，突出“以忠信見疑”，“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的悲劇性格的內容；這些又是對《離騷》及《九章》的研究。所以可以這樣認為，班固對屈原生平事跡的研究是與作品、個性研究結合在一起的。也許我們覺得班固所言屈原生平事跡過分簡略，甚至認為這種研究並沒有比他的前人多提供些什麼。但是，如果聯係他之後的王逸的《楚辭章句》中的相關內容，則能理解班固從實際出發進行研究的嚴謹，因為王逸對屈原生平事跡的研究也沒有比他的前人多提供些什麼，雖然他具備這樣做的條件。
（二）論漢賦
班固作為賦作家對漢賦的認識表現在《兩都賦序》裏，作為史學家對漢賦的看法散布在《漢書》的“誌”、“傳”裏。完全可以說，班固有關漢賦的論述豐富、深刻，在四個方麵尤為突出。第一是漢賦定義，第二是漢賦體製，第三是漢賦作用，第四是漢賦流別。這四個方麵相互聯係，相互影響，對立統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漢賦批評。
為漢賦定義，班固繼承前人。
《漢書·藝文誌》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兩都賦序》謂：“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認為賦是古詩的流變，先是不歌而誦詩，後是感懷而寫賦。“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
據劉勰說，此是劉歆首先提出。班固采取劉歆之說，完成了對漢賦的定義和溯源研究。
論漢賦體製，班固區分為兩種。
漢賦分兩體，即體物與寫誌。所謂體物與寫誌，“體物者，偏於騁詞；寫誌者，偏於抒情。”何沛雄《賦話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版。追溯漢賦二體論之源，首先得提到班固。
《兩都賦序》雲：“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漢書·藝文誌》說：“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一種是潤色鴻業的體物賦，一種是賢人失誌賦。揚雄曾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麗以則的詩人賦就是賢人失誌賦，麗以淫的辭人賦就是體物賦。失誌賦係列始於賈誼，後來有董仲舒、東方朔、司馬遷、揚雄、班婕妤等人，作品有《吊屈原賦》《鳥賦》《士不遇賦》《答客難》《悲士不遇賦》《解嘲》《逐貧賦》和《自悼賦》等。體物係列始於枚乘，後來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人，作品有《七發》《子虛賦》《上林賦》《洞簫賦》《長楊賦》《河東賦》《羽獵賦》和《甘泉賦》。劉勰也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誌也。”劉勰總結了漢代以來的辭賦，得出了更加明確的結論，是對班固論述的發揚。
對漢賦的作用，班固充分肯定。
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禦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一方麵肯定司馬遷對司馬相如賦的評價，一方麵批評揚雄對靡麗之賦的偏激看法，可見班固對賦的通諷諭是比較清醒的。
可是，這是西漢的賦。到了東漢，賦的作用發生了變化，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的作用弱化了，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作用加強了。這一點在班固自己的賦中尤為突出。他說：“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製度。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製，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文選·兩都賦序》。顯然，班固的《兩都賦》已經不是為了勸諫皇帝，而是為了替朝廷說教。班固這一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長安的士大夫還有人繼續希望朝廷返都長安，這不利於政權的鞏固，班固要反對。二是想表達政見，從建都的製度、法度上闡明立國的主張。郭預衡說：“《兩都賦》主要也是歌頌漢德，其特點是替朝廷說教，作天子的喉舌。這和司馬相如、揚雄之兼寓諷諫之意者有所不同了。”郭預衡《曆代散文叢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4頁。這就是“潤色鴻業”。西漢辭賦由兩類作家創作，一類是言語侍從，一類是功卿大臣，這兩類作家的辭賦都“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正因為如此，所以，班固認為“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在他看來，言語侍從的辭賦是用來抒下情而通諷諭的，與雅同類。功卿大臣的辭賦是用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與頌相似。不管是哪一種，都與三代同風，是先臣舊式，國家遺美，不可或缺。班固把西漢所有的辭賦抬高到與古詩同流的高度而加以肯定，這就是他寫《兩都賦》的認識，也是他作《兩都賦》的目的。除了《兩都賦》，班固的《典引》也是“宣上德而盡忠孝”的。明帝詔書問班固：“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文選·典引序》。班固因此時常刻誦聖論，認為明帝詔書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班固自認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經過深思，看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而皆遊揚後世，垂為舊式。班固雖才不及前人，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以光揚大漢。光揚大漢，死而不朽。歌功頌德的宗旨十分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