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文學評論在漢代非常突出，首先是全麵，其次是特別。先秦、西漢甚至東漢文學的現象，包括作家、作品和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班固大多有論述；班固的評論有與當時的論點一致的，也有與當時論述不同的，而更有比當時議論深刻的。班固論小說與當時的認識相同，論樂府與樂府詩、論《詩經》在當時非常突出，而其論屈原與作品，很多意見都令人震驚。
班固的文學評論比較重要的文章有三個係列：序言係列，包括《離騷讚序》《離騷序》《兩都賦序》《典引序》；史誌係列，包括《藝文誌》《禮樂誌》《地理誌》《食貨誌》；傳記係列，包括《賈誼傳》《鄒陽傳》《枚乘傳》《枚皋傳》《司馬相如傳》《司馬遷傳》《王褒傳》《東方朔傳》《揚惲傳》《揚雄傳》《儒林傳》《敘傳》。
班固文學評論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思想。漢代自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學說成為統治思想，儒家著作成為學術經典。因而在文學領域，依經立論，建設文學，批評文學，形成風氣。生長於東漢明、章盛世，班固的文學評論更表現出了純正的宗經傾向。
班固文學評論具有文史結合的特點。漢代史學非常興盛，不僅有從陸賈《楚漢春秋》開始的與現實緊密結合的優良傳統，而且出現了《史記》這樣輝煌的著作。班固也是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從事實出發，言必有中。更可貴的是，作為作家，班固的文學評論是內行的，是本色的。
一 、論詩歌
詩歌是漢代文學評論的重點，對《詩經》《樂府》的研究更是漢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內容。漢代《詩經》研究是以經學為主，而文學的研究蘊含其中。班固是經師，也是史家和詩人，對《詩經》有許多融經、史、文三學於一體的創見，立意高遠。
（一）論《詩經》
班固是史學家，論《詩經》有曆史的審視；他也是詩人，論《詩經》有詩學的眼光。因此，班固的《詩經》論在《詩經》研究史上具有獨特的成就和地位。
西漢前期，《魯詩》《韓詩》《齊詩》為今文詩派，均被立於學官，且三家詩學者高官名流居多，今文詩學派盛極一時。《毛詩》屬古文詩派，未被立於學官，隻能在民間流傳，影響甚微。到了西漢晚期，複古風行，劉歆便極力鼓吹古文經學，建議把《毛詩》列於學官，於是古文詩派的《毛詩》影響有所擴大。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以後，《魯詩》《韓詩》《齊詩》三家詩與《毛詩》共存並傳，隻是三家詩略占上風而已。
班固的《詩經》評論觀頗受劉向、劉歆父子的影響，也深受其父班彪的影響。劉向習《魯詩》，劉歆通《毛詩》，班彪精《齊詩》。班固對《毛詩》與三家詩都有接觸與了解，因而班固所繼承的《詩經》學頗有綜合特色。“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後漢書·班固傳》。據此可知，班固並不拘泥一家一派的詩學，也不搞煩瑣的章句，而是注重研究《詩經》的要義。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誌》。
班固明確指出，魯、齊、韓三家之說，都沒有闡明《詩經》的本義，而隻是據《春秋》或先秦雜說加以附會。三家詩說雖然都得到朝廷認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詩經》。相對而言，《魯詩》較接近《詩經》的本義。
班固認為三家詩說“鹹非本義”，表明他研究《詩經》有注重本義的求實精神，也表明他有懷疑盛極一時的三家詩說的勇氣，還表明他“學無常師”不拘泥於一家一派擇善而從的態度。
例如，《秦風·無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戰歌，但《毛詩序》卻說：“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詩毛氏傳疏》卷十一。班固認為這種解釋不符合《無衣》的本義，他說：“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漢書·趙充國傳》。不僅正確闡述了《無衣》的本義，而且以“高尚勇力”的民俗及其形成的原因作為闡述的依據。
又例如，《小雅·采薇》本是一首軍士厭戰思歸的怨詩，但《毛詩序》卻說：“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詩毛氏傳疏》卷十六。《鄭箋》：“文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詩毛氏傳疏》卷十六。據此可知，《毛詩》確認此詩為周文王奉殷王之命遣將士駐邊以守衛中國之詩。《史記》說：“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周本紀》。司馬遷從孔安國習《魯詩》，所以他的《詩經》學說為《魯詩》說。但他並未說明周懿王時的刺詩所刺何事。《漢書》說得很明確：“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複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漢書·匈奴傳》。班固通過對曆史背景的清晰分析，對《采薇》的怨詩性質及寫於懿王的時間作了確鑿的論證。魯詩學者司馬遷的說法雖然顯得籠統，但也較為接近，故班固有“《魯》最為近之”的說法。
對於《商頌》，三家詩確認多為宋國之詩，《毛詩》則確認為殷商之詩。《魯詩》說：“（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史記·宋微子世家》。但班固不讚同此說。《漢書》說：“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確認《商頌》為殷商之詩。又說：“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薑原，卨、稷始生……”《漢書·禮樂誌》。其排列程序，殷及殷之有娀、契在前，周及周之薑嫄、稷在後，先後分明，可知班固在《商頌》產生的時間方麵，舍《魯詩》而取《毛詩》。
班固論《詩經》，能結合地理和曆史，分析其特色。可是，毛詩說與三家詩說都把《詩經》視為道德倫理的教科書，著重發揮詩的美、刺作用。例如昌邑王中尉王吉曾把《詩經》作奏章，諫昌邑王。
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裏，吉行五十裏，《詩》雲：‘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裏，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堂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漢書·王吉傳》。
但三家詩說對少量的詩篇，也作了一些民俗或神話故事的背景闡述。如對於《鄭風·溱洧》，《韓詩》采用三月上巳節以“桃花水”祓除不祥的風俗來解釋，較切合詩義。又如對於《周南·漢廣》，《魯詩》以鄭交甫追求江妃神女而不果的故事來解釋，也較接近詩義。班固則是繼承並發展了這種闡述方法，對部分《國風》的詩風特征及其成因，作了較為切合實際的探討。
例如，論述《秦風》的特點和成因：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書·地理誌下》。
班固首先從曆史的角度指出秦人著名的先祖都善於養馬騎馬的特點，因而其人民具有遊牧的傳統，民族在與戎狄的鬥爭中發展壯大，因而形成了“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的習俗。正是這種習俗形成了秦地“歌謠慷慨”的特色，產生了像《無衣》這樣著名的軍歌，同時又產生了較多的“言車馬田狩之事”的詩歌。這樣的評述不僅正確，而且較為深刻，使我們對《秦風》總體特色與特征有了鮮明的認識。
又例如，論述《陳風》的特色及原因：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婆其下。”此其風也。《漢書·地理誌下》。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說：周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春秋左傳注》三。西漢齊詩學派的著名學者匡衡也說：“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漢書·匡衡傳》。張晏注：“胡公夫人，武王之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漢書·匡衡傳注》。但相比較而言，論述得最完整的還是班固，他指出由於太姬下嫁胡公，因而形成“婦女尊貴”、“其俗巫鬼”的民俗，從而又導致陳國歌舞迎神的活動中注重突出巫女的祭祀地位，在坎坎的擊鼓聲中，婆娑起舞的都是那些神秘而美麗的巫女。在《陳風》中這一類最有代表性的詩歌是《宛丘》《東門之枌》《月出》，而班固列舉的就是前二首。而這些詩歌所描繪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婀娜多姿的巫風舞，不僅在《詩經》中是獨一無二的，就是在我國整個古典詩詞中也是罕見的。班固能抓住這一鮮明的詩風特色加以集中論述，確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