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杜周傳》載，《魯詩》派的杜欽認為《關雎》是刺詩，杜欽雲：“是以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但齊詩派的著名學者則認為是頌美之詩，《漢書·匡衡傳》引匡衡說：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以禮正，然後品物遂而王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可見魯、齊二家對《關雎》一詩理解並不一致，匡衡之說與《毛詩序》的美“後妃之德”說並無區別。但匡衡引詩作“君子好仇”，“仇”字，《毛詩》作“逑”。而《魯詩》亦作“仇”。魯、齊、毛之間的異同複雜情況由此可以推見。
班固關於《詩經》的論述和對《詩經》學者的評論，因為見解深刻而影響深遠。班固論詩篇成集、詩歌內容、抒情性質、認識作用，也是漢代《詩經》研究的成果。
第五，論述《詩經》編纂的途徑。
《詩經》有三百五首詩，這些詩來自十五個地區，遍及當時周王朝之疆域，且跨越五個世紀。如何編纂而成，前人有三種觀點，采詩、獻詩和刪詩。采詩說認為：周王朝有采詩之人，每年都在一定的時間到民間去收集。劉歆《與揚雄書》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方言箋疏·與揚雄書》。後來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注說：“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再後來應劭《風俗通義序》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三十三。雖說不是采詩，而是采方言，也可知道周秦之時確有由朝廷派出的軒之使到民間各處采集。獻詩說認為：周王朝有些官員，把收集來的詩歌帶到朝廷。《國語·周語上》說：“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晉語六》說：“於是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左傳·襄公十四年》。《左傳》也有類似的說法：“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禮記·王製》。《禮記》也說，天子“命大師陳詩，以觀民欲”《論語·子罕》。。雖然獻詩的人員各家所說不一，但一致認為周天子聽政有人獻詩。刪詩說認為：孔子把重複的篇章刪去，《論語》有雲：“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其實孔子所言不一定是刪詩，或許隻是調整音樂。所以司馬遷所言並無根據。
三種觀點中，采詩說比較可信，獻詩說、刪詩說疑點較多。關於獻詩，何人、何時、何地、怎麼、為何獻詩？《國語》係列之《周語》與《晉語》基本相同，隻是表述有別。“公卿至於列士”與“在列者”、“聽政”與“在朝”所指應差異不大，但與《左傳》《禮記》《詩經》有別。《左傳》的“瞽”、《禮記》的“大師”、《詩經》的“家父”，三者所指應是《國語》的“公卿至於列士”或者“在列者”，可是《左傳》《禮記》《詩經》講“為詩”、“作……詩”、“作誦”，而不說“獻詩”，區別就很明顯；另外，何時何地獻詩，《國語》說在上朝之時，而《左傳》《禮記》《詩經》沒有明確的時間和地點。獻詩有什麼作用，《國語》講“天子聽政”，《左傳》說“止王心”，《禮記》言“觀民風”，《詩經》說“究王訩”，也不完全一致。看來，獻詩說有待進一步研究。
班固主張采詩說，《漢書·藝文誌》說：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漢書·食貨誌》補充說：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製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采詩者是誰，《漢書·藝文誌》說是“采詩之官”，《漢書·食貨誌》說是“行人”。“行人”是什麼人？它與“采詩之官”是什麼關係？據顏師古說，“行人”是“遒人”，是主號令之官。“師古曰：行人者，遒人也，主號令之官。”《漢書·食貨誌上注》。原來，“行人”是政府官員，當他負責采詩的時候，他就是“采詩之官”，他在采詩之時發布號令，所以就是“主號令之官”。《漢書·藝文誌》語焉不詳，《漢書·食貨誌》細加解說。“采詩之官”何時何地如何采集詩歌？“行人”在“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的時候，到村民群居之地，一路上搖鈴采集詩歌。與劉歆所說的每年秋八月采集詩歌的觀點比較，班固的春天采集詩歌的觀點也是一家之言，而且可能更接近古代的實際。古人的村居生活，春耕時分散到田頭，秋收後集中回村裏。無論是分散還是集中，都有創作的靈感和衝動，都會有作品產生。無論是春天去，還是秋天去，采詩官都可以采集到詩歌。《詩經·七月》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雲：“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一個冬天的集體生活，便於人們交流信息、抒發感情。到了春天，萬物複蘇，又正是人們分開的時候，創作的衝動可能更強。經過了長時間的分散生活，集中起來時，溝通的願望終於能夠實現。在此時此刻，采詩官的到來，無疑會豐收。範文瀾說：“劉說與班何略異。當以《漢書》《公羊注》為是。”《文心雕龍注·樂府》。班固的采詩說比較合乎實際。
對於孔子在《詩經》學上的貢獻，班固有孔子整理說。孔子整理說與孔子刪詩說不同。孔子刪詩說雖然出自《史記》，卻幾乎沒有人讚同。因為當孔子才八歲時，《詩經》已基本成型，用不著孔子來刪節。對此，班固加以修訂，得出了合理的結論。班固說孔子在《詩經》的整理上有過作為，但不是刪節，而是調整。“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漢書·禮樂誌》。將“刪詩”改為“定樂”，孔子的功勞小了，但更可信了。
最後，論述詩歌的抒情性質，是班固詩論的獨到之處。他指出，詩的抒情性源於政治對作家的影響。他說：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漢書·禮樂誌》。
《兩都賦序》說：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文選·兩都賦序》。
怨刺之詩產生於周道始缺的時候，那時的詩人，或許還有政治的理想，所以對其君王進行批評，希望有所改變。但後來證明，江河日下，王澤已竭，所以，詩人不寫詩了。政治作用於詩人，引發詩人的情感。詩人情不自禁，出口成章。
詩歌的產生不僅因為政治，也因為生產生活中的哀樂之情，這也是班固的高見。他這樣解釋詩歌的含義：
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漢書·藝文誌》。
哀樂之情一旦觸動，便手舞足蹈，歌之詠之。更具體地說，飲食男女，最易觸發感情，所以他又說：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漢書·食貨誌》。
班固論詩歌創作的抒情性從政治到哀樂，從哀樂到男女，涵蓋了詩歌情感的各個層麵，見識卓越。
班固認為《詩經》詩、樂一體。
先秦學者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西漢學者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
這些學者都是從《詩經》的形式上立論，指出《詩經》的詩、樂、舞一體，沒有從《詩經》詩篇的內容上探討詩與樂的關係、詩與禮的聯係。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充滿禮樂規範的社會，詩是禮樂的表現也是禮樂的規範，而不僅是詩中有樂，歌舞合一，其中有等級、有差別。
班固論詩注意詩與樂的結合，也就是強調詩的社會規範作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詩，也就是用不同的樂，不能僭越。如果僭越了，政治秩序就紊亂了。春秋後期，王道失缺，所以，孔子整理詩歌，讓雅詩回到雅樂，頌詩回歸頌樂，各得其所。“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漢書·禮樂誌》。從眾多的詩裏挑選合乎禮的部分，以此教育弟子，規範人們的言行。這方麵的內容與樂相關，與論樂府合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