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論述《齊風》的風格和成因：
齊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於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漢書·地理誌》。
齊地，本屬東夷的根據地。夷字，從人從弓，說明東夷部族以善於射獵著稱，所以班固首先列舉《齊風·還》這首射獵者之歌，這首詩體現齊地民俗風情。又齊地民俗素有舒緩的特點。《史記》雲：“其俗寬緩闊達。”《史記·貨殖列傳》。王充說：“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曆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論衡·率性》。鄭玄注說：“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周禮·春官宗伯》。而班固從齊人舒緩的特征出發，進一步闡明了齊國的民情風俗對齊國詩歌體製風格的影響。《齊風》有11篇，四言詩有《東方未明》《圃田》等五首，四言中夾雜五言的有《雞鳴》《東方之日》等三首，非四言的有《還》《著》《盧令》三首。齊桓公的宰相管仲說：“齊者，夷萊之國也。”《管子·輕重篇》。司馬遷說齊太公薑子牙治理齊國時，“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可以想見，《齊風》的部分詩歌保留了夷萊民歌的原始風貌。曹植說，“齊瑟和且柔”《曹植詩集·野地黃雀行》。；韓非子說，齊桓公時有民謠，“公胡不遺其冠乎？”《韓非子·難二》。據《左傳》，齊景公時有民謠，“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春秋左傳注·哀公五年》。晏子作歌，“穗兮不得獲，秋風止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晏子·內諫篇下》。以上音樂、民謠、風俗、官歌都說明《齊風》有“舒緩”的特征。
對鄭風，《漢書》說：
鄭國，今河南之新鄭……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穀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漢書·地理誌》。
班固所列舉的二首詩，前者為《出其東門》，後者為《溱洧》，都是《鄭風》中反映“男女亟聚會”的很有代表性的詩篇。這些“淫詩”形成，乃是淵源於閉塞的地理環境與“男女亟聚會”的習俗，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就此點而言，班固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
綜上五例而言，班固對各地風詩的分析，注重於曆史、地理特別是風土習俗的客觀分析，具有史學家的宏觀眼力；而其對各地風詩藝術風格的分析及所舉的例證均很確切，顯示了文學家的鑒賞力。在經學盛行的兩漢時期，班固能淡化《詩經》研究的經學色彩，重視研究詩歌產生的曆史背景與現實因素，重視研究詩歌的內容題材與藝術風格，對後世的研究逐步走向正確、健康的發展軌道，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鄭玄的《詩譜》重視對風詩曆史、地理與風俗的分析，有明顯而直接的影響。
作為經學家，同時也是史學家，文獻學家，班固對《詩經》學作了大量的工作，其貢獻也是多方麵的。
首先是總結《詩經》的政治、外交、抒情功能。班固雲：“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誌》。又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鋒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史，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漢書·食貨誌》。這是采詩說的最早文字，闡明詩歌具有觀風俗、知得失的政治借鑒的功能，對孔子的詩“可以觀”作了正確的注解。
班固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漢書·食貨誌》。這是對春秋時期《詩經》作為外交使節所使用的外交辭令的特殊的社會交流功能的總結，同時也對孔子的詩論做出了正確的解釋。
班固說：“《書》曰：‘詩言誌，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漢書·藝文誌》。還說：“夫民有血、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誌正。”《漢書·藝文誌》。這是班固總結《詩經》樂詩的協和群體的教化功能，同時也是對孔子的“詩可以興”、“可以群”的理解與闡述。春秋時期的《詩經》觀有其時代的特殊性，班固的這些論述較為正確地闡明了春秋時期《詩經》觀的曆史風貌，對我們正確了解春秋時期《詩經》學的內涵，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文獻資料。
其次是整理西漢《詩經》學成果。
西漢的《詩經》學著作，完整流傳下來的隻有《毛詩故訓傳》（即《毛詩》）與《韓詩外傳》，而據《漢書·藝文誌》的介紹，東漢前期尚有許多專著：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後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後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班固記載了西漢至東漢前期魯、齊、韓三家詩與《毛詩》流傳的《詩經》著作。此是其一。
再次，清理魯、齊、韓、毛四家詩學的傳授係統。
以《漢書·儒林傳》為主，其他傳記，如《楚元王傳》中也有記載。班固論述《詩經》各派傳授係統，以《魯詩》最詳，《齊詩》《韓詩》次之，《毛詩》最簡。
《魯詩》傳授係統：申培為《魯詩》的創立者，大江公為“魯詩宗”，在魯詩學派中影響較大的，還有“許氏學”、“韋氏學”、“張、唐、褚氏之學”等。
《齊詩》傳授係統：轅固是《齊詩》的創立者，後蒼是齊詩的光大者，在《齊詩》學派發展過程中較有影響的，是“翼、匡、師、伏之學”。
《韓詩》傳授係統：韓嬰是《韓詩》學派的創始人，影響最大。在《韓詩》學派的發展過程中較有影響的，是“王、食、長孫之學”。
毛公是毛詩學派的創立者，影響最大，其次是徐敖。
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劉交一起拜齊人浮丘伯為師學《詩》。呂太後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一起完成學業。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從遠方而至，受業者有千餘人。其中有蘭陵王臧、代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瑕丘大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等人。瑕丘江公的徒眾最盛，有魯榮廣王孫、韋賢。韋賢拜江公及許生為師，傳子玄成，玄成和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王式拜免中徐公及許生為師，他的弟子有山陽張長安幼君、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和薛廣德。從此，《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幼君教授兄子遊卿和琅玡王扶，王扶教授陳留許晏，張遊卿教授元帝，薛廣德教授龔舍。
轅固是齊人。齊地以《詩》顯貴者，都是轅固的弟子。夏侯始昌最精通，後倉師事夏侯始昌，教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匡衡教授師丹、伏理斿君、滿昌君都。從此，《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教授張邯、皮容。
班固論述三家詩與《毛詩》的傳授，有兩個明顯的優點：一是線索清楚，師承係統；二是主次分明，重點突出。這為《詩經》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第四，介紹西漢用《詩經》的情況。
《漢書》的楚元王、景十三王、董仲舒等十多篇列傳，提供了不少學者名流論述《詩經》篇章並引用原詩的情況，為我們了解《詩經》在西漢時期的社會功能與政治作用，了解魯、齊、韓三家詩學派觀點的異同與引用《詩經》原文的異同都有重要的資料價值。
《漢書·儒林傳》載：
王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係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嚐不為王反複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嚐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
可知《詩經》在西漢時期，主要還是屬於道德倫理的教科書，而不是單純的詩歌作品，因而《詩經》的三百篇詩歌，如忠臣孝子之篇為正麵感化的教本，而諷諫危亡失道之君的篇章，則為警戒教訓的教本，故三百篇都可視作諫書。在西漢時期，其政治教化的功能仍是居首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