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相丙吉傳》《穀永杜鄴傳》也通過不動聲色的描寫，揭示傳主的品質，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穀永傳》寫穀永的陰暗心理，一寫穀永巴結王家，有雲：
永對畢，上特複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後、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
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
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禦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王譚辭職，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讓王音、王譚不和，欲從中漁利，不想適得其反，去遠方為郡吏，時時擔心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王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複說音，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菀使者。
（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
二寫穀永指斥後宮。文章說：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後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禦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禦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征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永於經書，泛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複，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穀永一生與王氏相始終，鳳為大將軍則媚鳳，譚為大將軍則媚譚，音為車騎將軍則媚音，商為衛將軍則媚商。而排斥近幸，指摘後宮，皆其獻媚之具，所謂有恃而不恐也。傳中模寫曲盡，而點逗處亦極為明晰。所載諸疏，惟初次所上，最為可觀。是時始入朝廷，無所比附，內未敢斥言後宮，外亦未敢顯庇王氏，故其言頗正而無欺。自是之後，乃有所趨重矣。傳稱其‘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此二語真誅心之筆，以下‘乃複曰’一篇，謝鳳一篇，與譚一篇，說音一篇，以及為涼州刺史對尚書之言，為北地太守對衛尉淳於長之言，皆其陰欲自托之切實證據，而於其間，一則曰‘永即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再則曰‘皇太後與諸舅推擿永等使因天變而勸諫’，又曰‘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又曰‘衛將軍商密永令發去’，又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又曰‘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層層點動，惟恐不顯。”又說：“杜鄴之黨王與穀永同，而事跡有輕重之分，故敘述有詳略之異。‘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句，‘二人皆重鄴’句，‘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薄，以為腹心’等句，皆傳中要語。勸音商相睦，正見其為王氏效忠；諫丁、傅同封，又隱以為王氏吐氣。忠於為國者，必不如此。”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40～241頁。全傳抓住穀永所處的時代特點，突出揭露他的政治品質。所以，讚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同樣，《魏相丙吉傳》寫魏相丙吉，也是言簡意賅，耐人尋味。“魏相明《易》學，以奉順陰陽為事；丙吉知大體，亦以調和陰陽為急，此其相同處也。魏相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吉有恩於宣帝而不言。魏相為治，其道在猛；丙吉為治，其道在寬。此其相異處也。然二人同心輔政，使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翊戴宣帝侔德於殷宗、周宣，此又其不愧為賢相之處也。”又說：“《魏相傳》以‘甚稱上意’句為主，以下敘止匈奴兵，曰‘上從相言而止’；敘條漢興故事，曰‘上施行其策’；敘采明堂月令奏，曰‘上納焉’，皆與此句相應。”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40～241頁。
來龍去脈，一清二楚。對於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特別加以強調。也是《漢書》白描手法的體現。比如，西漢舊例通常是以列侯為相，先封侯，後拜相。公孫弘卻屬例外，他是無爵位而拜相，於是武帝封他為平津侯。《漢書·公孫弘傳》在敘述此事後寫道：“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這是明確告訴人們，先拜相後封侯的做法是從公孫弘開始的，在此以前，絕無僅有。類似的提示語在《漢書》中還有多處，顯得非常醒目。它有助於讀者準確把握漢代各種製度的演變，強化了敘事的力度。《董仲舒傳》：“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東方朔傳》：“是後，公主貴人我逾禮製，自董偃始。”《鄭吉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丙吉傳》：“公府不案吏，自（丙）吉始。”《馮野王傳》：“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言簡意賅，一石二鳥，是《漢書》白描手法達到極點的表現。不僅表現為“語在某某傳”，合傳，類傳，而且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言此及彼。《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寫代為丞相、禦史大夫的八人，表麵看來其所以合傳是因為其同為庸才，所以，《公孫賀傳》敘其拜丞相不受印綬事，正是寫其庸處。《劉屈氂傳》敘其為丞相亡印綬事，亦是寫其庸處。《車千秋傳》曰“千秋無他才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嚐有”，即此數語，其庸可知也。其實，這些人並不平庸。公孫賀之所以不受印綬，是因為當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所以，此處寫公孫賀的平庸，也寫出了武帝時代政治的殘酷。田千秋更是不平庸。戾太子突發事變，使武帝未加深思而犯下大錯，深感遺憾。父子之間，人所難言，田千秋獨明其不然，消解了武帝的鬱悶。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後來不肯有所言，暗示這後來的環境變了。正是這個變化，寫出了霍光專權的政治局麵。“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五）對比突出
對比是突出表現效果的常用技巧。《漢書》有豐富的對比內容和多樣的對比形式。從內容上看，有人物性格對比，有人物命運對比，有人物能力對比，有人物地位對比；從方式上看，有傳記類型對比，有篇幅大小對比，有傳名人物與附屬人物對比，有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對比，有用詞語表示的對比，有由內容暗示的對比。對比的作用主要是表現人物的曆史地位和個性特征。
首先是對比方式多樣。
有傳記類型的對比。傳記類型表明了作者對所傳人物與其所處曆史環境關係的評價和認識。紀傳體以人為中心，君為臣綱，對君與臣采取不同的傳體。皇帝用“紀”，其他人如國王、諸侯、大臣、後妃用“傳”。一般不會出現皇帝入“傳”，國王、諸侯、大臣、後妃用“紀”的情況。但是因為某些人的特殊性或有打破體例，非皇帝而用“紀”，如《史記》有《呂後紀》；是皇帝而無“傳”，如《史記》中惠帝沒有傳記。
《史記》有“本紀”、“世家”和“列傳”三種傳體，《漢書》隻有“紀”、“傳”兩種。表麵看來，《漢書》傳體隻是數量上減少了一種“世家”，並沒減少內容，因為隻是取消“世家”之名，將其內容並入“列傳”。其實，這種調整使政治格局明朗，使君臣關係簡明，使人物對比突出，君臣關係一目了然。這就是君為臣綱。《史記》在“本紀”、“列傳”中夾雜“世家”，君臣關係略顯曖昧。在諸侯王國，臣民直接聽命於諸侯、國王，間接聽命於天子。
《史記》有的皇帝沒有用“紀”，與用“紀”的皇帝形成一種對比；有的皇帝用“紀”，有的不用，顯然表明了皇帝之間的差異。
《漢書》沿用了這種對比方法，大多數皇帝有“紀”，少數幾個皇帝，如惠帝去世後高後所立的少帝，昭帝去世後霍光所立的劉賀，因為其為帝時間短暫，又沒有執政，更沒有政績，所以沒有“紀”。這樣自然形成了與執政皇帝的對比。
一個皇帝一篇“紀”，這是給予皇帝的特殊待遇，一般大臣沒有，這是紀傳體史書人物地位所形成的對比。後妃和國王，有的沒有“傳”，《漢書》所寫隻是部分國王和後妃；“三公”“九卿”，《漢書》所寫的也隻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物。例如，高祖的後妃，《外戚傳》隻寫了呂皇後和薄姬和劉如意母戚夫人，而劉肥母曹夫人，劉長母趙姬，劉友、劉恢、劉建之母，《漢書》沒有為之立傳。再如景帝的妃子，《漢書》隻薄皇後、王皇後二人有傳，而劉榮、劉德和劉閼母栗姬，劉餘、劉非、劉端母程姬，劉彭祖、劉勝母賈夫人，劉發母唐姬，劉越、劉寄、劉乘、劉舜母王夫人無傳。另外，漢朝丞相，有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陶青、周亞夫、劉舍、衛綰、竇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弘、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王、楊敞、蔡義、韋賢、魏相、丙吉、黃霸、於定國、韋玄成、匡衡、王商、張禹、薛宣、翟方進、孔光、朱博、平當、王嘉、馬宮，共四十四人，其中有十人，即審食其、陶青、周亞夫、劉舍、許昌、薛澤、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無傳。
傳記類型的對比，除了君臣的“紀”“傳”對比，還有群臣之間的對比。大臣的對比通過“傳”的各種差異表現。在西漢每一曆史階段，都有為數不多的人，他們那麼不同凡響，高出於世。所以，《漢書》對他們另眼相看，以其姓名名傳。文、景時代，有《賈誼傳》；武帝時，有《董仲舒傳》《司馬相如傳》《司馬遷傳》《張湯傳》《杜周傳》《東方朔傳》；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時代，有《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揚雄傳》；哀帝、平帝時，有《元後傳》《王莽傳》。其中有的是個人獨傳，如《董仲舒傳》《司馬相如傳》《司馬遷傳》《東方朔傳》，有的是幾人的“合傳”，如《賈誼傳》《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張湯傳》《杜周傳》《楚元王傳》《元後傳》。《賈誼傳》寫了賈誼、賈捐等人，《張湯傳》所寫包括張湯、張安世等人，《杜周傳》寫到了杜周、杜欽等人，《楚元王傳》寫了劉交、劉向等人，《元後傳》所寫雖然隻有王政君，但關係漢朝的滅亡和新朝的建立，實際上所寫又不止王政君一人。這種也形成了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高明的。看上去都是以一個人姓名命名的傳，而其實還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