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傳》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表現董仲舒的學問和品質，也表現了公孫弘的品質。董仲舒不但學問高深，為公孫弘所不能及，且其正直更是公孫弘所不能望其項背。連數次陷害二千石的膠西王都尊重董仲舒，這表明董仲舒的學問和品質的感召力。
《陳萬年傳》曰：“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於定國、杜延年及萬年。”了了數筆，刻畫出陳萬年善事人的特點。“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言簡意賅，入木三分。
《金日傳》曰：“武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獨不敢。”與眾人比較，日的小心謹慎性格突出來了。又曰：“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視其誌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意，以故久不得發。”表現金日見微知著的洞察力。
《陳湯傳》曰：“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製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與甘延壽的猶豫比較，表現了陳湯的果敢。
《高帝紀》（上）劉邦與項羽對比：“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高帝紀》（下）指出陳平的特點，與張良形成對比：“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曹參傳》：“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爰盎傳》寫爰盎的敢言：“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晁錯傳》寫晁錯在賈誼之後出類拔萃：“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張安世傳》寫張安世的才能：“上行幸河東，嚐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朱雲傳》寫出了陳鹹的高風亮節：“唯禦史中丞陳鹹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其次，對比的用途。
《漢書》對比有兩種用途，一是比較能力，二是突出性格。
《張良傳》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後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後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後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這些關於張良的描寫，表現了張良的大智慧。
《李廣傳》曰：“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鬥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嚐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鬥，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泛地運用對比，充分地表現李廣的性格、能力、命運，表現這其中的矛盾，塑造了血肉豐滿的李廣形象。
酷吏代代皆有，武帝時代更是突出。
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以寖耗廢，九卿奉職，救國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足以為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漢書·酷吏傳》。
“高後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漢書》的酷吏比較分三層，一層是各個朝代的酷吏對比，二層是武帝一代酷吏之間的對比，三層是杜周與張湯的對比。在《酷吏傳》，提到的酷吏自寧成之後，有周陽由、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鹹宣、田廣明、田延年、嚴延年、尹賞。《杜周傳讚》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絕。跡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杜周與張湯的對比，其參照點是其後人的成就及其福祚延續的時間。杜周、張湯與其他酷吏比較，明顯可見其成就高人一等，“致位三公”，“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武帝酷吏各有特點。“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對比表現人物的傑出個性。《何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係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嚐不造門謝恩。”“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用戴聖和薛宣與何武比，多方表現何武。詳細敘述與戴聖的糾葛，用事實表現何武的大度與公平；概述與薛宣的對比，印證何武的為人與學問。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助》曰：“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製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這是《漢書》運用對比手法最典型的傳記。這裏的對比有三個層次，一是嚴助與其郡參加對策的百餘人的對比，二是嚴助與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人對比，三是嚴助與壽王對比。對比的範圍變化，對比的層次提高，對比的結果卻不變，以此突出嚴助無與倫比的才能。
《揚雄傳》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成帝時）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複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把揚雄放在整個社會潮流中，突出揚雄的淡泊名利，突出揚雄的寂寞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