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漢書》是複古時代的著作，好用古字，顯得古直。比如：供張作共張，如：“三輔長無共張徭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漢書·成帝紀》。伺察作司察，如：“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原祿已施於君矣。”《漢書·蓋亮饒傳》。發蹤作發縱，如：“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曾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漢書·蕭何曹參傳》。藏匿作臧匿，如：“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僣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賓客為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漢書·元後傳》。東廂作東箱，如：“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後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漢書·周昌傳》。慰薦作尉薦，如：“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漢書·趙廣漢傳》。還有“屢空”作婁空，“嗜好”作耆好，“屍骸”作死骸，“揖讓”作揖攘。《史記》與之相反，將古字改為今字，如：改績用為功用；改厥田為其田；改肆覲為遂見；改宵中為夜中；改谘四嶽為嗟四嶽；改革奸為至奸；改慎徽為慎和；改烈風為暴風；改克從為能從；改浚川為決川等等。
《史記》改古代文字為當時通用文字，便於閱讀；《漢書》多用古文字，古色古香；兩者各具特色。宋王國觀說：“觀《史記》，用《尚書》《戰國》《國語》《世本》《左傳》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績用為功用；改厥田為其田；改肆覲為遂見；改宵中為夜中；改谘四嶽為嗟四嶽；改革奸為至奸；改慎徽為慎和；改烈風為暴風；改克從為能從；改浚川為決川；如此此類甚多。”《史記會注考證》引《學林》。
（四）白描嫻熟
《漢書》較之《史記》，白描手法運用得更為普遍與嫻熟，幾乎俯拾即是。《王莽傳》是典型，先以它為例。“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嚐藥，亂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即使位至光祿大夫，他仍然樂善好施、寬仁慈愛：“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不僅在家中是孝順、慈愛，在朝廷，王莽也謙恭、正直：“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後張幄，坐於太皇太後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後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王莽使傅太後“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但更讓“公卿大夫多稱之。”名譽給他帶來權勢與爵位，在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的薦舉下，他終於位至三公，權傾人臣。王莽一方麵為別人請功，另一方麵拒絕朝廷給的封賞，以沽名釣譽：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後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複上書讓。太後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後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後複使長信太仆閎承製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後，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
沒有用華麗的詞彙，沒有誇張，沒有議論，隻是準確、平實、凝練地記敘人物最為典型的行為與語言，使王莽的形象鮮明。但王莽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王莽傳》說：“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係，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複以示公義焉。”把一個以詐立心、匿情求名的大奸臣形象和盤托出。
《楊胡朱梅雲傳》所描寫的人物具有獨特的性格，不合流俗，因而在眾人之中格外突出，也得力於白描的手法。朱雲“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先以“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鋪墊，然後正麵描寫朱雲“抗首而請，音動左右”，“連拄五鹿君”，最後寫其影響，“諸儒為之語”，“由是為博士”。短短的幾句，就把出類拔萃的朱雲表現出來。梅福所生活的時代，“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諷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可是，僅“福複上書”四個字就寫出了鶴立雞群的正直敢言的梅福。
《漢書》用白描暗示人物內心，常用來揭露自私、猜疑、懦弱、虛偽、險惡、狡詐這些陰暗的性格。李景星多次指出《漢書》中的“誅心”之處，抓住了《漢書》描寫人物時善於暴露其陰暗麵的特點。評《薛宣朱博傳》說：“引孔子之言深斥［朱］博之行詐，則尤誅心之論哉！”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39頁。評《穀永杜鄴傳》說：“傳稱其‘知［王］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此二語真誅心之筆。”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41頁。
蕭望之是元帝之師，元帝器重他，希望他治理地方郡縣，做出成績。可是，蕭望之不願在郡縣，才去不久便找借口回京。後來，元帝又讓他治理左馮翊，為提拔他為宰相做準備。可是他不知元帝用意，以為是元帝聽到了什麼不利於自己的閑話而有意疏遠他，因此，他不肯去。可是他不敢明言自己的意見，又找了一個借口推托。“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湣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征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複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複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漢書·蕭望之傳》。把一個工於心計、自私自利、表裏不一的大臣描寫出來。
張禹是一個極端虛偽、自私、懦弱之人，他不敢與王鳳對抗，也不敢表現出反對王鳳的傾向，於是他托病辭職；他無正義感，也不忠誠，為子孫前途不惜為虎作倀，替王家說話。一個庸俗的高官形象栩栩如生。
穀永善於逢迎，《漢書》僅記一事便把他的本質暴露無遺。“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穀永等遂著之許氏。”《漢書·穀永傳》。
恩格斯說：“傾向應該從場麵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曆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54頁。
程伊川說：“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溪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文字溪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誌，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無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淩稚隆《漢書評林》所引。用形象說話，作者的思想、情感滲透在字裏行間。至於是否一目了然的文章就一定不好，恐怕回答不會一致。何況《史記》之文，不單是將微情妙旨寄托在文字溪徑之外，或者更多是如《漢書》一般，情旨盡露文字溪徑之中。那些恨私心有所不盡的篇章，《伯夷列傳》《遊俠列傳》《酷吏列傳》《屈原賈生列傳》《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等，哪一篇不是情旨盡露？如果說這些傳記不好，無疑是否定了《史記》!讚美《史記》，不一定要通過貶低《漢書》的方式!肯定《漢書》，並不意味著否定《史記》。《史記》《漢書》是兩種語言風格的作品。《史記》之後可與《史記》比美的體大思精的著作，在曆史文學領域隻有《漢書》!“僅從文章著眼，雖然從整體看，《漢書》不如《史記》，但也各有所長，不應任情軒輊。”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24頁。
劉知幾說：“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2頁
劉熙載說：“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劉熙載《藝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5頁。“該密”、“裁密”，都指《漢書》白描寫得滴水不漏。
平鋪直敘卻寓含褒貶，這是《漢書》白描的特色。《霍光金日傳》以精細的筆法刻畫霍光、金日二人的莊重謹慎。“光為人沈靜詳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仆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連每一步的距離都掌握得很準確，霍光為人處世的小心謹慎由此可見一斑。對於金日也有類似敘述：“日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通過目不忤視數十年，不敢近所賜宮女，不肯送女進宮三件事情，把金日的篤慎表現得很充分。霍光、金日都以謹慎著稱，然而，兩人的謹慎又存在差異。霍光的謹慎止於自身，對於其家屬則缺乏必要的約束。金日則不同，他不但杜絕自己的細小過失，而且嚴格管教子孫。書中有如下記載：
日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何怒吾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
漢武帝視金日之子如己出，然而，金日並不因為弄兒受到武帝的寵愛而放任他，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嚴厲，甚至因為他和宮女相戲而將其殺死。霍光死後才三年，霍氏便遭滅族之罪。金日子孫卻曆經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際，七世為內侍，在曆史上傳為美談。“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文選·詠史》。對於霍、金兩個家族的不同結局，班固運用精細的筆法，準確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不動聲色卻入木三分，更是《漢書》白描的嫻熟之處。霍氏的覆亡其實是強臣震主所致，對此，書中有明確的交代。“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漢書·霍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