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相丙吉傳》《穀永杜鄴傳》也通過不動聲色的描寫，揭示傳主的品質，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穀永傳》寫穀永的陰暗心理，一寫穀永巴結王家，有雲：
永對畢，上特複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後、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
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
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禦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王譚辭職，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讓王音、王譚不和，欲從中漁利，不想適得其反，去遠方為郡吏，時時擔心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王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複說音，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菀使者。
（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
二、寫穀永指斥後宮。文章說：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後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禦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禦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征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永於經書，泛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複，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穀永一生與王氏相始終，鳳為大將軍則媚鳳，譚為大將軍則媚譚，音為車騎將軍則媚音，商為衛將軍則媚商。而排斥近幸，指摘後宮，皆其獻媚之具，所謂有恃而不恐也。傳中模寫曲盡，而點逗處亦極為明晰。所載諸疏，惟初次所上，最為可觀。是時始入朝廷，無所比附，內未敢斥言後宮，外亦未敢顯庇王氏，故其言頗正而無欺。自是之後，乃有所趨重矣。傳稱其‘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此二語真誅心之筆，以下‘乃複曰’一篇，謝鳳一篇，與譚一篇，說音一篇，以及為涼州刺史對尚書之言，為北地太守對衛尉淳於長之言，皆其陰欲自托之切實證據，而於其間，一則曰‘永即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再則曰‘皇太後與諸舅推擿永等使因天變而勸諫’，又曰‘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又曰‘衛將軍商密永令發去’，又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又曰‘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層層點動，惟恐不顯。”又說：“杜鄴之黨王與穀永同，而事跡有輕重之分，故敘述有詳略之異。‘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句，‘二人皆重鄴’句，‘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薄，以為腹心’等句，皆傳中要語。勸音商相睦，正見其為王氏效忠；諫丁、傅同封，又隱以為王氏吐氣。忠於為國者，必不如此。”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40～241頁。全傳抓住穀永所處的時代特點，突出揭露他的政治品質。所以，讚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同樣，《魏相丙吉傳》寫魏相丙吉，也是言簡意賅，耐人尋味。“魏相明《易》學，以奉順陰陽為事；丙吉知大體，亦以調和陰陽為急，此其相同處也。魏相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吉有恩於宣帝而不言。魏相為治，其道在猛；丙吉為治，其道在寬。此其相異處也。然二人同心輔政，使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翊戴宣帝侔德於殷宗、周宣，此又其不愧為賢相之處也。”又說：“《魏相傳》以‘甚稱上意’句為主，以下敘止匈奴兵，曰‘上從相言而止’；敘條漢興故事，曰‘上施行其策’；敘采明堂月令奏，曰‘上納焉’，皆與此句相應。”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240～241頁。
按照“古之正法”，五伯是三王之罪人，六國是五伯之罪人。四豪又是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漢書·遊俠傳》。
過去，有很多人都讚成《史記》對遊俠和刺客的態度，反對《漢書》。其實是舍大義而求小利，說到底是把個人利益淩駕於朝廷之上，通過非法甚至犯罪的方式解決爭端和問題。《史記》站在個人的角度表彰遊俠和刺客，不可提倡；《漢書》從朝廷出發，主張依循法律，是從根本上維護更多人的利益，值得肯定。
儒家強調等級關係，所以《史記》講究區分曆史人物，把他們按地位的差別分別安排在《本紀》《世家》《列傳》之中。一般是《本紀》紀天子，《世家》敘諸侯，《列傳》記大臣。可是，有的人不是皇帝，司馬遷卻用《本紀》紀他，如項羽；有的人不是諸侯，司馬遷卻用《世家》敘他，如孔子；有的人是皇帝，卻沒有為他安排《本紀》，如惠帝劉盈；有的人是國王，司馬遷卻沒有為他安排《世家》，如齊王韓信。或許是因為草創體例，或許是尊重史實，體例與人物之間存在不吻合現象。
《漢書》兼顧史實與體例，“紀”“傳”疆界分明，決不混亂。君“紀”臣“傳”，皇帝入了“紀”，臣子進了“傳”，例如惠帝有了《紀》，項羽進了《傳》；而且改《呂太後本紀》為《高後紀》，確立《漢書》的尊漢思想。就算呂雉曾掌權，但她不是皇帝，是高後。如果照《史記》，則漢朝江山易主；依《漢書》，則漢朝仍是高祖天下。
《漢書》不僅是形式上尊重皇帝，而且內容上也維護皇帝。《紀》中所敘，堂堂正正，就算有什麼錯誤，也隻是含蓄地暗示。《武帝紀》敘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漢書·武帝紀讚》。。在《讚》中隻字不提其武功。為什麼？趙翼說：“是專讚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才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統計武帝所辟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為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玄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奉為世宗，永為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殺，並謂其不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辟疆土為非計者。蓋其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為天下大害。故宣帝時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為戒，故班固之讚如此。”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34～35頁。趙翼認為班固在《武帝紀讚》中不敘武帝武功在於當時戰爭實為天下大害，要引以為戒。
成帝時災異特別多，就是詔令，也是有關災異的多。可能是漢朝氣數將盡，到此時就像一個久病的人。如果細心調養，或許可以治愈。可是，成帝卻沉湎酒色，好為私行，以致趙氏淫亂，王氏擅權，於是漢朝徹底不可救藥。可是，《成帝紀》還為成帝唱讚歌：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漢書·成帝紀》。
劉欣為帝六年，其過錯是狎頑童、隆私親、崇外戚、殺大臣，真是無善可述。可是《哀帝紀》認為這些大臣皆咎由自取：
中山孝王太後媛、弟宜鄉侯馮參有罪，皆自殺。
丞相博、禦史大夫玄、孔鄉侯晏有罪。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
東平王雲、雲後謁、安成恭侯夫人放皆有罪。雲自殺，謁、放棄市。
丞相嘉有罪，下獄死。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免。《漢書·哀帝紀》。
對《哀帝紀》的內容，李景星這樣總結：“哀帝值漢運之衰，誌欲有為，才力不逮，六年之間，無善可述。其最失德處，曰狎比頑童；而隆私親、崇外戚、殺大臣等事，亦俱蒙當時不韙，為後世譏議。班氏據實以書，尚稱持平。讚語曰‘文辭敏博’，他事之不敏可知也；曰‘幼有令聞’，即位之無聞自見也。”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145頁。
李景星的分析不錯，《漢書》的記載的確有這樣的暗示。然而，班固卻每每以臣有罪為哀帝掩飾，表現出維護皇帝的良苦用心。
《平帝紀》實際是《王莽紀》，可是，王莽畢竟是漢臣，劉衎卻是皇帝。所以，《漢書》仍然給予平帝皇帝的待遇，而給王莽臣的限製。
讚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征嘉應，頌聲並作。《漢書·平帝紀》。
（五）突出漢朝
班固作《漢書》，是為了打破《史記》不利於宣漢的通史格局，突出漢朝。“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漢書·敘傳》。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史記》隻能將漢代皇帝置於秦朝和項羽以後。可是，班固認為漢代是唐堯之後，不是秦、項的繼續，“漢紹堯運，以建帝業。”《漢書·敘傳》。“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敘傳》。所以，“《漢書》，起元高祖”《漢書·敘傳》。。而不能把秦、項放在首位。還有，哀帝和平帝，特別是平帝，基本上是大權旁落，王莽執政，可是《漢書》仍然有《哀帝紀》《平帝紀》；王莽雖是新朝皇帝，雖然是哀帝、平帝時的實際皇帝，可是其名義仍然隻是漢臣，在《漢書》中他隻能是《傳》中人。
《史記》中《項羽本紀》在《高祖本紀》前，很多大事都先在《項羽本紀》中敘述，所以，《高祖本紀》中很少秦楚之際的大事。這是情理中的事。到了《漢書》，《高帝紀》在前，《項羽傳》在後，所以，有關秦楚之際的大事，基本轉移到了《高帝紀》中，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是，《漢書》是為漢而書，僅僅是內容的挪移，恐怕不能盡如人意。所以，《漢書》在挪移相關內容時，做了改動。例如有關立楚懷王之事，《史記·項羽本紀》說：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範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複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漢書·項羽傳》說：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居巢人範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複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史記·高祖本紀》說：
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
《漢書·高帝紀》說：
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比較《史》《漢》對應的兩篇傳，發現項羽“傳”與“紀”基本相同，而高祖與高帝“紀”有了變化。把楚懷王由項梁獨立扶植改為劉邦與項梁“共立”，削弱了項梁獨立扶植楚懷王孫心的主導地位，誇張了劉邦在此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漢書》所寫不僅漢朝一代，前有陳涉、項羽兩人，後有王莽新朝一代。陳涉、項羽畢竟未稱帝，所以當然地被安排進了“傳”，在高祖“紀”後；王莽是皇帝，按照體例，應該安排在“紀”中表現，可是，卻把他放在“傳”裏。另外，王莽新朝雖然短暫，但畢竟是一個朝代，應該安排足夠的篇幅，更應該有體現王朝的規格。可是，《漢書》不但沒有足夠的篇幅反映王莽新朝的人物，所有新朝的人物擁擠在《元後傳》《王莽傳》，更沒有體現一個王朝的規格的“紀”。漢朝的滅亡與新朝的建立，是相反相成的事件，隻有漢朝的亡在先，才有新朝的興在後。漢朝的衰亡本是自取，例如皇帝的昏庸，大臣的平庸，可是，《漢書》所強調的是外戚的專權。而外戚專權最猖狂的是王氏，最後篡奪漢朝的正好是王氏。所以，《漢書》深惡痛絕的是以王政君、王莽為首的王氏。當然，《漢書》也揭露了漢朝君臣的無能，漢朝政治的黑暗。
《漢書》維護漢朝，有其政治根源。東漢王朝的建立，使得王莽新朝隻是曇花一現。在當時的戰亂中，人心思漢，很多組織打出的旗幟是恢複漢朝。不僅如此，《漢書》的擁漢更有班固家庭的背景。班家世代沐浴在漢代的恩澤中，班況開始格外得到寵愛。“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徒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況生三子：伯、斿、稚。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漢書·敘傳》。婕妤從受寵到失寵，地位改變了，可是班家對漢朝的態度始終不渝，尤其是動亂中的班彪，始終堅定不移地忠於漢朝，著《王命論》痛駁隗囂，以救時難。“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失！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暗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漢書·敘傳》。“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漢書·敘傳》。受家庭的影響，再加上自己所處的地位和因禍得福的經曆，班固著《漢書》自然突出漢朝。
三、新形象
《漢書》是一部傑出的史傳文學作品，塑造了許多新人物，包括皇帝、王侯、後妃、大臣等多種類型。與《史記》比，《漢書》重視政治、經濟、管理、法律的人物，對於軍事方麵的人物則安排較少的篇章記錄。“《史記》所寫的秦漢之際的傑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勢下雲蒸龍變，建功立業，此時湧現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將和謀士。《漢書》所寫的西漢盛世人物則不同，他們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將和謀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經師儒生。”袁行霈《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54頁。
（一）皇帝形象
《漢書》新寫了武帝劉徹、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元帝劉奭、成帝劉驁、哀帝劉欣、平帝劉衎和新朝皇帝王莽等七個皇帝形象。
武帝：《史記》武帝的形象，因《今上本紀》的失傳而不完整。《漢書》完整地描寫了武帝，塑造了嶄新的形象。
首先是文武兼備。在文的方麵，他重用文人，寫詩賦。《司馬相如傳》記載，武帝讀了司馬相如所寫的《子虛賦》，激賞不已，聽說作者就是現在的成都人，於是立即召見。司馬相如又當場寫了《天子遊獵賦》。武帝讀後高興，讓他做了官。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劄。《漢書·司馬相如傳》。
《外戚傳》記載，因所寵愛的李夫人早卒，武帝寫詩寫賦，表達深深的思念。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雲雲。《漢書·外戚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