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帝太初以後的西漢曆史畫卷
武帝太初以後完全是《漢書》的新創作。《漢書》以如椽巨筆，描繪了西漢由武、宣盛世經元、成損壞至哀、平衰亡的新的曆史畫卷，塑造了一大批鮮活的人物形象。
武帝太初以後，《史記》不載，有許多學者、文人補寫。從《史記》成書至《漢書》撰寫的百餘年間，先後有十七個人補寫《史記》，他們是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和班彪。其中兩個人最著名，一個是褚少孫，一個是班彪。褚少孫是西漢元帝、成帝間的博士。他有感於一些史料的遺失，續補《史記》。他說：“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旨意。”《史記·三王世家》。他所補，現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龜策列傳》等。班彪不滿前人對《史記》的續補，著《後傳》百餘篇。《論衡·超奇》。如今從《漢書》還能找到班彪所寫《後傳》的痕跡，如《元帝紀》《成帝紀》以及《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讚語。《漢書》主要據《後傳》而成，相對於《史記》來說，其內容完全是新的。
昭帝和宣帝時期，停止對邊境大規模用兵，減輕農民負擔，因而社會矛盾得以緩和，政治局麵穩定，國力恢複，成為西漢的盛世。史稱中興。
昭帝在位十三年，大權掌握在霍光手中，甚至宣帝即位之初，政事也還取決於霍光。“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漢書·霍光傳》。“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武帝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漢書·昭帝紀》。“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漢書·宣帝紀》。霍光繼續實行武帝晚期的富民政策，有效地緩和了社會矛盾，製止了危機的擴大。他正視因武帝連年征戰和奢侈揮霍所造成的國家財富空虛、戶口減半的嚴酷事實，認識到時勢的迫切需要，采取減輕剝削、節約民力、與民休息的政策，又對匈奴和親。因此八九年時間便大見成效，出現了百姓安居的局麵。
《昭帝紀》具體記載了這一時期重視生產、減輕民間疾苦的一係列措施。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派遣使者王平等人巡行郡國，舉用賢良，了解民間疾苦。自始元二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85—公元前74），曾連續九次頒發減輕田租，給貧戶借貸糧食、種子，免除軍馬負擔，賜給孤老殘疾者以衣被，減少馬口錢及口賦錢，減少及停止漕運，裁減官府冗員發減輕民眾負擔等項詔令。始元六年二月，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請他們反映民間疾苦，議論鹽鐵榷酤。這就是有名的鹽鐵會議。賢良文學在大將軍霍光、丞相車千秋的支持下，主張罷去鹽鐵官營及酒的專賣，指出武帝時期律令苛繁，罪名無數，使百姓搖手得禁，難以自保。第二年，宣布罷去酒的專賣。
宣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漢盛世的繼續。宣帝來自下層，知道生活艱難，了解民間不平，洞悉官吏好壞。“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漢書·宣帝紀》。“繇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漢書·循吏傳》。正因為宣帝深知吏治得失、民間疾苦，所以，地節二年（公元前68）春霍光卒，他親掌大權後，便極其重視整頓吏治。“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為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漢書·循吏傳》。他每隔五日，便要聽取丞相及其下屬各部門報告本職工作。每到任命刺史、郡守、諸侯國相這些地方大員，宣帝都要親自接見並深入交談，了解這個人過去的經曆、政績，問他有何打算，以後拿他的行為與他的諾言對照，如果幹得不好，便要認真查找其中原因。慎重更換州郡太守，嚴格考察郡守、刺史，政績顯著的，便親自頒發文件，加蓋國璽，加以鼓勵，增加俸祿賞賜，朝廷公卿大臣有缺位便選他們來接替。
宣帝“親萬機，勵精為治，諫群臣，核名實”。《漢書·魏相傳》。丞相與皇帝相配合，勵精圖治。“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藝器械，自元成年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於慕義，稽首稱藩。”《漢書·宣帝紀》。班固總結出宣帝時期兩個方麵的主要成就，一是高效的吏治，二是成功的外交，十分準確。
昭、宣之世人才輩出，《漢書》對此有詳盡的表現。武帝時期的人才有一部分仍然活躍在這個時期，而這時期成長的人才也不少。如奉使的蘇武，托孤的霍光、金日，屬於武帝時代；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於定國、杜延年、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是宣帝時代的，皆有功績見述於世。軍事方麵，“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跡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不自收斂”《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漢書》重點描寫了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由於地理位置近邊，有的地方成為軍事人才的搖籃，例如山西：“鬱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
元帝時期，漢朝開始走向衰弱。哀、平之時，政權被王莽把持，最後滅亡。
元帝性格軟弱。即位初年，優待蕭望之、周堪，常在宮中接見，讓二人親近言事。這引起外戚史高的怨恨。於是以後元帝寵信史高和宦官。史高勾結宦官石顯、弘恭，掌握大權。蕭望之反對，說古代沒有用宦官掌大權的。史高與石顯、弘恭聯合起來攻擊蕭望之，指控他和周堪、劉向是“朋黨”。元帝糊裏糊塗地把蕭望之交給獄吏治罪。元帝對一些法律術語一無所知，使得蕭望之憤極自殺。聽說自己的師傅已死，元帝感到吃驚並且大哭。他心裏也知道這是石顯等人所為，卻不敢追究石顯等人的罪行。元帝實際上是處在被擺布的地位，朝政大權已落入宦官、外戚之手。對此，諸葛豐直言當時沒有為了堅持氣節和正義而敢死的人，官僚盡是苟且偷生、討好權貴、結黨營私的人，這些人不顧國家利益，結果是天神憤怒，百姓窮困。邪惡的人陰謀得逞，伸張正義的路被堵塞，忠於國家的人感到絕望，賢士閉口不言！諸葛豐忠直的言論不但沒有警醒元帝，反而引起元帝的不滿。元帝先是罷去他司隸校尉之職，調去管城門，以後又把他貶為庶人。因為元帝的軟弱，忠誠正直之人遭到陷害，這是西漢後期政治可悲之處。
成帝即位以後，西漢情況更加糟糕。成帝荒淫無能，終日遊樂，不理政事。他任用母舅王鳳做大司馬大將軍，操縱軍政大權，朝廷的要害部門被王家把持。“王氏子弟卿大夫諸曹侍中，分據勢官滿朝廷。”《漢書·元後傳》。
京兆尹王章彈劾王鳳，成帝最先表示同意，但後來又反悔，王章因此竟被抓到獄中害死，妻子被流放到幾千裏外的合浦（今廣西合浦）。《漢書·王章傳》。從此，郡國守相刺史的任命都必須出自王氏之門。政治一片黑暗。
成帝還把正直的大臣秘密監禁起來。諫大夫劉輔向成帝上書，反對成帝寵愛趙飛燕和立她為皇後、封她的父親為侯。劉輔認為這樣做一定有禍無福。奏書遞上去後，成帝竟然命令侍禦史把劉輔囚禁到宮中秘密的監禁處（掖庭秘獄），不讓朝臣知道。於是左將軍辛慶忌上書說：“劉輔不久前剛提拔為諫大夫，現突然被秘密監禁。如果他是犯了小錯，那麼皇帝應該原諒他；如果他有了大罪，則應該公開送到司法部門公開審判。不然，群臣個個感到寒心，再也沒有人敢於仗義執言！”結果，把劉輔移交少府監獄，劉輔被判決為比死罪減輕一等的“鬼薪”（為宗廟采薪，刑期三年）。
杜鄴在哀帝即位初年上書說：“王氏世權已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係囚無異。”《漢書·杜鄴傳》。
這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政治局麵發展到哀帝、平帝之際，導致了王莽的篡權。
百姓困苦，皇族卻奢侈靡費。在山東為皇宮生產絲織物的工匠各有數千人，每年耗費上萬萬錢。蜀漢為皇宮生產金器銀器，每年也耗資各五百萬。長安各處離宮分置官奴十萬餘人，終日遊戲無事，每日花錢五六萬萬。老百姓遇到饑荒餓死極多，無人埋葬，任牲畜撕咬，而皇宮中喂養上萬匹馬，終日食粟，因為馬匹太肥，還得雇許多人每日牽去遛蹄，讓馬匹消化食物。關東民眾連年流離失所，悲慘地餓死在外地，屍體在路上橫七豎八躺著！哀帝寵愛佞人董賢，賜給他二千餘頃田。董賢年二十二歲時就被封為大司馬，父子都屬於公卿高位，賞賜無數。董賢死時，沒收其家產，變賣後折價高達四十三億錢。哀帝時農民的處境十分悲慘。農民有七亡七死，“七亡”是指七種讓農民無法生產、外出流亡的情形，“七死”是指還有七種情況讓農民無法生存。政治腐敗、農業破產，漢朝就這樣漸漸地衰亡下去。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後王政君以王莽為大司馬，征立中山王劉衎奉哀帝後，他就是平帝。帝年九歲，當年染病，太後臨朝，委政於王莽，王莽專權，作威作福。紅陽侯立是王莽叔父，對王莽執政不利；平阿侯仁素剛直，王莽心裏害怕。所以，王莽讓大臣以罪過奏遣王立、王仁就國，不留在京師。後來，王莽每天誑耀太後，說在他的輔佐下政治太平。此時，群臣上奏請尊王莽為安漢公，王莽便將大權牢牢掌握。
平帝崩，無子，王莽征宣帝玄孫中最年少的廣戚侯子劉嬰。當時劉嬰才二歲，並不適合繼大統，但王莽說經卜相選拔最吉利。於是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宰衡安漢公王莽踐祚居攝，如同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後王政君雖然以為不可，卻無力阻撓，於是王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製。其後，王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漢書·元後傳》。
元後王政君的長壽與哀、平的短祚形成對照，更有內在聯係。王鳳、王根、王音、王莽等人相繼專權，依靠的是元後，王莽篡位的成功，更是元後為他提供了保障。王莽需要她的保護時，她提供了保護，王莽需要她同意時，她表示了同意。一個元後、一個王莽，外加三個無能的皇帝和多個諂媚的高官，就是西漢後期政治的寫照。
這一時期朝政日非，武宣之世的盛世景象不再。一方麵，朝廷缺少骨鯁大臣；另一方麵，皇帝昏庸、公卿平庸。這一時期整個統治階級腐朽無能，政治黑暗，突出特點是外戚和宦官專權，大臣一代不如一代，隻有少數官員表現出了非凡的品質。“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從王吉到王崇就是典型，這是從才能方麵看。如果從品質方麵研究，也是每況愈下。“王、貢之材，優於龔、鮑。”《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漢書·穀永杜鄴傳》。
二 、新思想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東漢與西漢有別，其思想雖是繼承西漢，更是結合現實，因而不同於西漢。“大漢王朝的正統思想在前後是有差異的。例如同是歌功頌德，後漢人的看法便和前漢不同。後漢人對於前漢的帝王並不一例崇敬，他們最崇敬的是後漢的光武、明、章。認為後漢之德超過前漢。班固在《典引》中曾經明確地闡明這一觀點。這一觀點在《漢書》裏自然也要反映。”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29頁。郭預衡先生以班固的著作為例，說明曆史發展到東漢明帝、章帝之時人們思想的變化，可見班固思想的領先與新穎。
（一）實事求是
《漢書》的新思想首先是實事求是的原則。以事實為根據，《漢書》糾正了《史記》的一些偏頗之見。例如，司馬遷在《賈生列傳》中說“絳（周勃）、灌（灌嬰）、東陽侯（張相如）、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字裏行間充盈著對賈誼“懷才不遇”的同情。而班固在《漢書·賈誼傳》裏則說“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班固認為賈誼的意見在當時或稍後幾乎都被皇帝采納了，賈誼“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顯然，司馬遷隻看到了一個側麵，班固的說法更切合實際一些。
《漢書·晁錯傳》比《史記》更公正地評價了晁錯主張削弱諸侯王國勢力對漢朝的貢獻。晁錯是景帝時期代表西漢朝廷主張削藩的關鍵人物。當時，吳王劉濞等諸侯王驕橫不法，成為朝廷的最大隱患。晁錯當時是禦史大夫，對於上述局麵看得很清楚，向景帝上書深刻分析，最後提出堅決削藩的主張。他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希望景帝敢於麵對朝廷中央權力與諸侯王國割據勢力之間的尖銳矛盾，不姑息養奸，采取果斷措施，以免王國勢力更加膨脹而造成更大的禍亂。晁錯明知由此會招來殺身之禍，卻毫不動搖其主張。結果是吳楚七國起兵叛亂，在危急形勢下，晁錯被景帝誤殺。對於這樣一個悲劇人物，應該如何評價，直接關係到史家的思想認識問題。《史記·晁錯列傳》篇末論讚說：“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並沒有肯定晁錯主張削藩的積極作用，相反的，認為當七國之亂起，晁錯不為國家利益提出匡救辦法反而為報私仇，並且責備他的做法是“變古亂常”。顯然，這些評語都是不恰當的。雖然他在《晁錯列傳》中又記載了鄧公稱頌晁錯和批評景帝的話，在《吳王濞列傳》中稱晁錯“為國遠慮”，實際上出現了自相矛盾的現象。班固在《漢書·晁錯傳》中則作了公正評價：“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錯雖不終，世哀其忠”，肯定晁錯敏銳而深遠地考慮到國家的安危，把個人的災禍置之不顧，為國盡忠的正直忠誠品質。這就糾正了司馬遷論點中的錯誤，提出了符合曆史事實的正確結論，顯然比司馬遷準確。
（二）關注民生
儒學是漢代的統治思想。自從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的統治思想就隻是在尊儒的程度上有變化，其他的學術隻有參政議政的地位。西漢尊儒，東漢也尊儒。表現西漢思想的《史記》尊重儒學，表現東漢思想的《漢書》也尊重儒學。《漢書》中有四篇紀、六篇表、三篇誌、四十篇傳是在《史記》的基礎上寫成的，有的是增補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對原有的材料另行編排，有的是就原文作了簡單的分合，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錄。《漢書》依據《史記》的這五十多篇，改寫的並不多。如果除去技術性的處理，那麼改寫的就更少了。不難看出，《漢書》與《史記》一樣，獨尊儒學。可是，畢竟時代變了，尊儒也有差異。《漢書》獨尊儒術，基於關注民生的現實精神。關注民生就是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關注民生首先表現在《武帝紀》對武帝政治的宛轉批評。因為《今上本紀》不存，難以斷言《史記》對今上即武帝的看法。後人所補的《武帝本紀》摘錄《封禪書》以充《今上本紀》，不能準確表達司馬遷對武帝的評價，因為“紀”與“書”體例不同。《漢書·武帝紀》對武帝政治作了藝術處理，體現了班固的良苦用心。“紀”中敘戰事，表戰功，“讚”中卻隻字不提戰事、戰功。班固雖然稱讚武帝雄才大略，可更欣賞武帝晚年後悔早年的戰爭，開始關心百姓生活所表現出來的英明。武帝於元鼎二年頒布詔書，要求把巴蜀的糧食運往江南，不要讓百姓在天災之外再受人禍，詔書說：“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漢書·武帝紀》。
其次，表現在對其他皇帝的評價上。隻要是愛護百姓、關懷人民而有所作為，《漢書》都記錄他們的言行，給予好評。例如《高帝紀》，十一年二月之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十二年，劉邦過沛，以沛為其湯沐邑，複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這樣，“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同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漢書·高帝紀》。高帝劉邦替百姓著想，為百姓分憂，表現出了一個明君的特點。孝惠、高後之時，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製政，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漢書·高後紀》。文帝更是關心百姓疾苦。二年之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之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漢書·文帝紀》。十三年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漢書·文帝紀》。後元年之詔曰：“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漢書·文帝紀》。文帝減租以重農、利民，“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書·文帝紀》。。“讚”的話語充滿了禮讚之意。孝景帝繼續實行文帝的政策，因而出現了利於百姓的文景之治。元年春正月之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漢書·景帝紀》。對遭受自然災害的百姓給予同情，並讓其自由遷移。這樣，“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漢書·景帝紀》。昭帝繼續實行武帝晚年的政策，問人民疾苦，減人民負擔。始元二年之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租。”《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之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歲令民出馬焉，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漢書·昭帝紀》。元鳳二年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書·昭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