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學者或不解此主旨，或拘執於其他漢大賦的特征，多認為《兩都賦》有諷諫之意，如何焯與許結就可看作古今之代表人物。他們以為《兩都賦》有諷諫西漢後期帝王的奢侈豪華之意。何焯說：“前篇極其眩曜，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二賦猶雅之正變。”何焯《義門讀書記》，中華書局，1987年，857頁。 許結說：“《西都》懲於西京奢麗而寓諷意，《東都》則盛讚‘中興’之美，以表‘王者之風’。”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88頁。 其實不然，西漢後期帝王的奢侈豪華在賦中並沒表現，隻有“曜後世之末造”一語有所評及。此語所評乃西都賓之“曜”，而不是西漢後期帝王。之所以要批評西都賓之“曜後世之末造”，是因為西都賓不懂“京洛之有製”和“王者之無外”的美。如果真像有些學者所言是諷諫西漢後期帝王的奢侈豪華，那麼，又將如何麵對東漢帝王如明帝的“奢不可逾，儉不能侈”的“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呢?換言之，西都賓之所以被批評，是因為他不知宮室為何而“奢不可逾，儉不能侈”，思想認識上存在差距。
《兩都賦》序既盛讚了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眾庶悅豫，福應尤盛，也高歌了當代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和以備製度的都城建設；《西都》《東都》二賦更表現了對西漢和東漢都唱讚歌，特別頌揚東都的主旨。《西都》先頌長安之形勝與富庶：“封畿之內，厥土千裏。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穀。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裏。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裏。”然後稱讚長安的宮殿建築和城市建設：“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台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製，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接著歌頌西京人才，誇耀西京的狩獵，娛樂。最後是總結：“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東都賦》中有言：“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栗，奔走而來賓。”《文選·東都賦》。此處顯然在說永平之治超過武、宣之世，即讚東漢勝過讚西漢的典型例子。而自古就認為武、宣之世為盛世，班固也這樣認為。武帝的雄才大略，是班固《漢書》所概括，宣帝的中興，也是首先有《漢書》的實錄才一直為後人所樂道。“讚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漢書·武帝紀》。讚語極為稱揚，末後數語措辭含蓄地批評了武帝。“讚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於慕義，稽首稱籓。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漢書·宣帝紀》。讚美之辭超過《武帝紀》。即便如此，班固對西漢的讚美還是不如對東漢的歌頌。
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栗，奔走而來賓。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溯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禦列仙。孰與靈台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製也；識函穀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文選·東都賦》。
所以，《兩都賦》也讚美西漢，不過，不如讚頌東漢那樣熱烈。如同讚開國之君，言高祖僅數語，而說光武則洋洋灑灑；再如同讚功德，言西漢則重在物質文明如宮殿建築，而說東漢則強調政治文明如製度建設。
《兩都賦》對兩漢皆唱讚歌，更美東漢，源出於兩種觀念。從正統的觀念出發，東漢是西漢的延伸，即高祖開元，光武複興。所以，身為漢朝之臣，於情於理，皆應當歌頌漢朝。從發展的觀點看，班固認為東漢超越西漢，東漢在洛陽的統治更符合儒家的理想。後漢人認為東漢之德超過西漢，最崇敬光武、明、章，以為這三個帝王的功德超過了前漢的帝王。《兩都賦》隻是這種認識的形象表現而已。《兩都賦》不諷諫西漢的帝王還與班固的獨特經曆有關係。他當初在家繼父之業被人告發私自改作國史，因而入獄。明帝審閱書稿，知道班固意在頌漢，龍顏大悅，詔召班固到京師的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另外，《典引序》所記明帝的聖諭，更讓班固從對比鮮明的評價中體會了歌頌漢朝與貶損當世的不同性質。這兩則史料表明明帝要求臣民頌漢，不分西漢與東漢。班固寫作《兩都賦》完全可以說受了聖上旨意的左右。生活於明、章盛世，班固此時的創作，難能寫出諷諫帝王的賦來。另外，當時也是需要歌頌也出現了歌頌，最典型的是王充及其《論衡》。王充疾虛妄，非常勇敢，但也肯定當時是值得歌頌的。
最後，《兩都賦》歌德有事實根據，說教有崇高思想，這是新時代的新思想。
《兩都賦》既歌頌東漢，也稱讚西漢，隻不過更美東都，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現實的反映。既高尚，又真實，完全可以說是“義正於揚雄，事實於相如”《文選·東都賦》。，這正是《兩都賦》主旨的高度成就。王充曾說：“孝明之時，眾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王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95頁。當今也有很多專家學者認為東漢光武、永平時期，是東漢的盛世，高祖、武帝、光武、明帝都是在曆史上有過貢獻的皇帝，是皇帝中較明智的一類。《兩都賦》正是歌頌了這些皇帝。在今天看來，是曆史事實的真實反映。
據史可知，班固在此賦中所歌頌的漢朝功德是應該歌頌也是可以歌頌的。例如“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就可查對《後漢書》“永平十二年”之記載：“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後漢書·明帝紀》。翦伯讚先生主編《中國史綱要》說明帝時“郡國學校也紛紛建立起來了”，引證的材料就是《東都賦》：“《文選》卷一班固《東都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翦伯讚《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190頁。
當然，任何一個王朝或皇帝，都不是僅有功德可頌的。但班固《兩都賦》隻歌頌功德，乃是時代的需要。
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讚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讚賈誼《過秦篇》雲，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遊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文選·典引序》。
在需要頌歌的時候，班固放聲歌唱，得到了王充好評。“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王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95頁。
班固在《兩都賦》中所歌頌的功德是他認為應該歌頌也可以歌頌的功德，他所擁護的國策是他認為應該擁護也可以擁護的國策。在他的時代，以他的為人，他隻能這樣，所以說是時代給予的影響。
（三）藝術結構
《兩都賦》結構嚴密、宏偉，與京都題材密切相關，更與漢朝發展到明、章盛世關係重大。其藝術結構有兩個特點：一是前後兩篇；二是采用序言。前後兩篇是從西漢而來，而采用序言，這是東漢賦的發展。
史家在記錄各賦時，對該賦的寫作背景、動機有介紹。於是，選家把這些文字看作是賦序。其實，西漢為賦少有序者，所謂“序”，多為後人改寫史書記載為之。例如，《文選》以來的總集及類書所載漢人賦之“序”，多為史家語而後人往往視為賦序。宋代以前之詩文總集、類書所錄先秦、西漢的詩文，往往摘史家語以為序，或將他人之序當其序。檢《文選》《藝文類聚》《古文苑》和《太平禦覽》等書便明。不過，從宋代起便有人指出這種做法不當。然而，囿於成說，習非為是，時至今日，人們尚常常以史家語當賦作之序。
據《全漢賦》，題“序”或“並序”（包括一處“自論”）共二十四篇，但有序實為三十七篇。東漢之前，其他題“並序”之篇為：揚雄《解嘲》（“其辭曰”前為“序”）、劉歆《遂初賦》（第一段為“序”）。在此三十七篇“序”內，揚雄名下有七篇。然而這七篇序均是後人以《漢書》語為之，不是作者所序。其中《文選》所錄《甘泉》《羽獵》《長楊》《解嘲》四賦如此（僅《羽獵賦》之“序”，將《漢書》之“其十二月”換為“孝成帝時”），《藝文類聚》卷三十九載《甘泉賦》《河東賦》和卷六十六載《羽獵賦》，並將《漢書·揚雄傳》概說賦所由作之一段文字當賦文。《太平禦覽》卷八十九載揚雄《酒賦敘》曰：“漢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賦》以諷之”雲雲，益以《漢書·遊俠傳》語，略作變換而為之。本來，宋代王觀國《學林》卷七《古賦序》已雲：“《文選》載楊子雲《解嘲》有序”、“《甘泉賦》有序”，然“皆非序也，乃史辭也”。但積重難返，物之固然，所以雖然清人“求是”，而著名學者劉熙載《藝概·賦概》仍然說：“揚雄《甘泉賦序》……《羽獵賦序》……《長揚賦序》。”嚴可均《全漢文·揚雄卷》（五十一至五十三）亦仍照搬《文選》《藝文類聚》（其中《河東賦序》以《漢書》原文，詳《藝文類聚》之略）與《太平禦覽》之舊。或曰《漢書·揚雄傳》“讚曰”之前為《漢書》用揚雄《自序》文，例如，段玉裁《書〈漢書·揚雄傳〉後》說：“《傳》文為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雖然辯之甚詳，卻不能說這七篇“序”是揚雄自作，因為寫於成帝時代的賦，揚雄不可知成帝諡號，如果是後來追加，也是時過境遷，斷不可認作當時所序。
劉歆《遂初賦》之“序”，據今存文獻，最早蓋見於《古文苑》。稍後，《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又錄之。此“序”乃後人改寫《漢書·劉歆傳》文而為之。《序》之“成帝召（劉歆）為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一語可證。《漢書》本傳雲：劉歆“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為黃門侍郎……向死後，歆複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據本傳，劉歆為侍中、都尉、光祿大夫在哀帝即位後，而《序》雲在成帝時。可見《序》不但不是劉歆自作，而且改寫者節取《漢書》時，極為粗心，竟將劉歆在哀帝時之任職係在成帝時。
桓譚《仙賦》之“序”，陸侃如《中古文學係年》卷首“綏和二年”說：“序文大約是後來追記的。”《仙賦序》雲：“餘少時為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山者王喬、赤鬆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山，置曰‘望仙門’。餘居此焉，竊有高妙之誌，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而《新論·道賦》篇雲：“餘少時為奉車郎，孝成帝祠甘泉、河東，部先置華陰集靈宮，武帝所造，門曰‘望仙’，殿曰‘存仙’，書壁為之賦，以二仙之行。”《道賦》篇之“書壁為之賦”，即《〈仙賦〉序》之“書壁為小賦”；《道賦》篇之“二仙”，即《〈仙賦〉序》“王喬、赤鬆子”（賦文亦有“王喬、赤鬆”）。故知《〈仙賦〉序》，當為後人錄《道賦》篇之文為之。其文字之異，蓋錄者為順當而略作的改動。古人引文不拘，增損乃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