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製定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曆史，攻擊中國。
1974年3月27日病逝於莫斯科，孤寂地躺在異國他鄉的新聖母公墓。
左傾政治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次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按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派特派員和中央代表到各蘇區進行反右傾鬥爭，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傷害了大批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中高級黨政軍幹部。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後，王明指令他的親信博古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從此失勢，主要是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央委員等職。
1941年後王明因病長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1949年9月，王明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建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製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王明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1950年負責主持製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
1950年6月9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三中全會認為，王明同誌至此時為止，對於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采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書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因此，三中全會決定，王明同誌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於他在內戰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證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認識了並承認了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
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請求。按理隻有當他寫完聲明書，經中央審閱合格後才能去蘇聯。但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到他確實有病，所以在同蘇聯方麵交涉獲準後，同意了他的請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11月初順利到達莫斯科。
王明第一次赴蘇養病一呆就是三年多。病情好轉後，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製委員會工作，仍舊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號寬敞幽靜的四合院裏。1954年4月，他的舊病複發，住進了北京醫院，此後一直在靜心養病，再沒有工作過。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決定將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並精簡調整撤銷了一些部委，法製委員會也在撤銷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會前，王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中央，稱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並主動提出因長久不能工作，請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員的職務。中央雖批準了他的假，但並未撤銷他中央委員的職務。這時，王明身體十分不好，於是他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請求。經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於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乘飛機出發，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後來又派了兩名針灸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麵給王明治病。
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
自60年代起，王明在蘇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等，先後撰寫、發表《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明被戴上了“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麵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漸斷了聯係。但中央對他再沒有作出任何決議，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
當國內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時候，得到蘇聯支持的王明開始在國外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大肆攻擊黨和毛澤東，逐漸走上了與黨完全對立的道路。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王明已是病魔纏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沒有停筆。1971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文章。《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是王明抱病編寫的最後一部作品，約20萬字。全書主要圍繞“文革”展開，否定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