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葬於新聖母公墓。
起草法律
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
毛澤東對王明可謂仁至義盡，在中共七大上，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終於，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一當選。這再一次說明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與氣度：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新中國，決定讓王明擔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王明並不是學法律的專才，但當年他在延安分管婦女工作，後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起草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幹婦女工作還是頗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視婦女工作，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創辦了《中國婦女》雜誌，這兩件事全由王明辦。毛澤東認為把婦女工作交給王明來抓，由他來領銜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個很好的思路，當然，王明上麵還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掛帥，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體操作，還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屬於學院派的理論家，要辦什麼事，先得找理論依據，他要求法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很快熟悉這一方麵的馬列論著；同時，與同誌們一條一條地審理中共在戰爭年代製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前的20多年裏，對婚姻問題向來重視，製定過一係列有關法規和條例。這些都成為王明起草新中國婚姻法的基礎。同時，也照搬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
據說，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書記錄。那天，王明一口氣述了17個小時，邊述邊改，17個小時一氣嗬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顯示了王明的才氣。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別“順”，一是對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對中央領導言聽計從，表現出很好的合作態度。
曆經41稿，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製委員會向會議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草案”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這部8章27條的《婚姻法》。毛澤東主席隨即發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赴蘇不返
王明起草我國第一部《婚姻法》，本應該成為王明進入新的政治生命的開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麵檢查，但王明始終沒有作出書麵檢查，他企圖以起草《婚姻法》之“功”來抵消錯誤。但中央不允許，工作是工作，錯誤是錯誤，兩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寫道，“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並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應，一旦要他作檢查，他就推說自己有病，要求去蘇聯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視，得到肯定的答複後，批準了王明的赴蘇請求。誰知，王明竟一去不複返。
王明一到蘇聯就發泄，趁國內“文化大革命”爆發，便在蘇聯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對毛澤東大肆攻擊，還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澤東詩詞還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詩的《王明詩歌選》。
曆史評價
中共在1937年後對王明的評價一直采取否定態度，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代表的反麵教材麵目出現。他被廣泛認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間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同時，他又被認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間犯了對國民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片麵強調“一切依靠統一戰線，一切為了統一戰線”，忽視了對群眾的積極發動和中共的獨立自主性。
21世紀以來，社會對王明的評價有了新的觀點,認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間的行為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原因。對於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為，中共稱為“投降”是不恰當的，因為他並沒有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實際行動。更有一些學者認為王明與毛澤東在方針和基本原則上並沒有原則上的分歧。
王明語錄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王明說:“今天中國麵臨的是兩國之爭，即蘇聯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見《王明傳》）
“農村工人一點沒受過教育，蠢得很，什麼也不懂，甚至比一般農民還要落後些”（《王明言論選輯》）
“中國共產黨有以斯大林為領導的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王明《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的幫助農民的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產黨員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當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
“隻有蘇聯政府是唯一的廉潔政府，這種廉潔政府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時時刻刻的希望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王明言論選輯》）
“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王明《為什麼不組織雇農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