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民團天天出動捉拿她。為了躲避敵人，陳少敏常常踩著敵人的腳跟走，敵人進村她出村，敵人出村她進村。一天拂曉，她讓王秀芝十幾歲的兒子慶豐帶路，由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橋西邊一座土窯附近，聽村裏出來的人說，民團到化村抓人。陳少敏心想，自己還沒有到，怎麼敵人就知道了呢？於是，她急忙躲進土窯裏，讓慶豐在窯外裝著采野菜，監視敵人的行動。誰知到了太陽偏西，敵人還沒有出村。她又讓慶豐去村裏察看，慶豐回來說敵人已經走光了，她才進了村。晚上，慶豐的奶奶煮了一鍋野菜湯，陳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婦女黨員趙蘭枝家牛屋裏睡覺。陳少敏告訴趙蘭芝，她要到野莊去參加縣委會，想借蘭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裝，還讓蘭枝扮成媳婦，像夫妻串親戚一樣，一同去野莊。蘭枝聽了，覺得又好笑又擔心。
蘭枝連夜和了一盆好麵。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鍋白饃，用竹籃盛上，讓陳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紮上一條大腰帶，頭紮羊肚手巾。化裝停當，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莊村南頭，突然從村裏出來兩個背大槍的民團團丁。她躲藏已經來不及了，而且這時再躲避反而會引起團丁的懷疑。於是她們迎著團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兩個團丁問：“幹什麼的？”
陳少敏是山東壽光縣人，蘭枝怕她說不好河南話，急忙回答說：“走娘家。”兩個團丁根本沒聽蘭枝說什麼，四隻眼睛一直盯著陳少敏胳膊彎挎著的饃籃子。一個團丁走到她麵前，伸手扯下了蓋饃籃的帶穗手巾。這時，陳少敏顯得非常鎮靜，她學著河南話說：“這饃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餓了就吃吧！”說著，順手拿出兩個白饃遞給了團丁。兩個團丁又從籃子裏抓了幾個，大口大口地吃著揚長而去。陳少敏向蘭枝使了個眼色，二人進村，拐進一個胡同，向共產黨員郭法堂家走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縣委負責人張增敬約定陳少敏到邵村張懷三家接頭，陳少敏冒著雨來到邵村。次日天剛亮，國民黨濮陽專員丁樹本派人突然包圍了邵村。張增敬被捕，陳少敏機警地躲到廁所裏，翻牆跳到了張懷三的鄰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牆時正巧掉進鄰居的水缸裏，弄得渾身水淋淋的。陳少敏顧不得這些，順牆根摸出村，鑽進了莊稼地。
從此，陳少敏離開了沙區。沙區的婦女不知陳大姐的下落，常常為她擔心。王從吾的姐姐王先榮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個討飯的婦女，挎著籃子，拿著打狗棍，走村串戶，四處打聽陳大姐的消息。有時在地裏看見一座新墳頭，就進村詢問誰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榮在外邊尋找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陳大姐。後來陳大姐在清豐聽到這個情況，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傑出女將
在經曆過革命戰爭的老一代共產黨員中，人稱“陳大姐”的陳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澤東曾稱讚她是“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沙場上，她又是一員傑出的女將，這位女革命家的高風亮節，多年來一直被人們懷念和稱讚。
陳少敏這一名字，是參加革命後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這位女革命家原名孫進修，1902年出生於山東壽光縣農家。父親曾於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後一邊租佃田地耕種，一麵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後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陳少敏又步行250公裏到青島再當女工。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後，陳少敏於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文美女中讀書，於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並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隻有二十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誌普遍稱為"陳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區工作中，陳少敏坐過監獄，也忍受過喪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魯豫特委擔任組織部長時，動員起成千農民起來鬥爭，還建立了一支300人的遊擊隊。反動政府驚恐之餘，到處通緝“共黨女匪首大腳老方”。
1937年，陳少敏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後，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組織部長，在確山縣“紅色竹溝”主辦教導大隊，並兼任遊擊隊政委。不久，她率部東進與李先念會合，鄂豫獨立遊擊支隊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這位在邊區人稱“女將軍”的副政委還帶頭赤腳下田。“陳大姐，種白菜，又肥又大人人愛”的歌謠一時傳遍中原地區。
解放戰爭開始後，陳少敏任中原局副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部隊被敵包圍時，同誌們勸她撤走，她卻堅持留下。當蔣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陳少敏"之際，中原軍區部隊已奮勇衝出包圍圈。在突圍的千裏征途上，陳少敏雖然患病，卻拄著一根樹棍堅持隨隊行軍。
解放以後，陳少敏擔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曾發現和培養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黨的八大上，她當選為中央委員。
令敵喪膽
與中國革命淵源頗深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母校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該校圖書館是史沫特萊眾多關於中國革命曆史檔案記錄的保存地，由她拍攝的許多中共領導人照片也是該館的重要館藏之一。其中有一張是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領導人李先念指揮新四軍遊擊戰時與戰友的合影，照片中有一位女將軍站在李先念身旁，此人英姿颯爽、樸實親切。在紅軍的曆史上，能夠真正上馬打仗和指揮戰役的女將領並不多，那麼照片中這位頗具傳奇的女子又是誰呢？
她叫陳少敏，是抗戰中叱吒鄂豫邊區的新四軍女將領，她也是建國後開除劉少奇黨籍時唯一沒有舉手表決的黨員。她被毛主席高度地讚為“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史沫特萊親切地喚她作“陳大姐”。
史沫特萊的中國冒險之途是從上海啟程的，她的足跡遍布延安、五台山、武漢等抗日前線，1940年初，史沫特萊輾轉來到鄂豫邊區，考察並了解新四軍的抗日活動。當時，曾寫過家喻戶曉的《漁光曲》《賣報歌》的女劇作家、歌詞作家安娥作為史沫特萊的翻譯，和她一起來到了鄂豫邊區黨委和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司令部所在地——湖北京山縣八字門。而那時接待風塵仆仆趕來采訪的史沫特萊的人，正是中共鄂豫邊區黨委負責人陳少敏，她向史沫特萊介紹了新四軍遊擊戰爭和邊區婦女運動的有關情況。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縣的養馬畈村，陳少敏主持召開了在鄂豫抗日遊擊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養馬會議，會議傳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抗日根據地的6條指示，討論鄂南、鄂中黨的抗日力量統一問題，會議決定，成立新四軍鄂豫獨立遊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任政委。在李先念、陳少敏、陶鑄的領導下，在日寇和敵偽的層層夾擊中，經過半年多的篳路藍縷、浴血中原，這支遊擊支隊發展到近萬人，1939年11月被統一整編為鄂豫挺進縱隊。
與此同時，鄂豫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1940年3月8日，鄂豫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陳少敏負責這次大會的領導工作，並力邀史沫特萊參加。在3個月前，史沫特萊曾在安徽省立煌縣（安徽戰時省會）做過關於“世界婦女動態”的演講，她認為，“中國得不到自由解放，則婦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樣的進步和發展”。史沫特萊在事後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遊擊隊婦女工作的領導者是一位被人們尊稱為‘陳大姐’的人，她告訴我，她們馬上要召開來自敵後11個地區的婦女會議，希望我去談談國際婦女運動和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成就。”在當時的鄂豫邊區，廣大婦女不僅縫衣織被、護理傷員，還成立了婦女救國會等宣傳抗日的組織；不但動員家中的男子上前線，自己也積極報名參加新四軍或遊擊隊。對於邊區的婦女解放運動，史沫特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肯定。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對陳少敏本人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陳少敏被稱為邊區的女將軍，當地甚至還有一種“女將軍”牌的香煙，封麵就是陳少敏騎馬舉槍的颯爽英姿；她上馬能打仗殺敵，下馬能光腳插秧，她樸實親民的作風深受邊區群眾愛戴，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陳大腳”；她的威名讓敵人聞風喪膽，傳說“共軍”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將，腳有一尺長，走路一陣風，手使雙槍，左右開弓，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在征得陳少敏的同意後，由安娥擔任翻譯，史沫特萊開始了對這位新四軍女將領的專訪。為了打開話題，史沫特萊主動向陳少敏講述了自己的身世，這引起了陳少敏的共鳴。陳少敏本名孫肇修，在山東壽光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長大，在1924年加入鄧恩銘組織的秘密工會，而後在青島領導工人運動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後來，她的丈夫被俘犧牲，唯一的女兒也患病夭折。隨著交談的展開，兩位卓越的女性都在彼此身上發現了很多共同點：她們都出身貧寒，都在曆經磨難後堅定了革命的信念。采訪結束後，史沫特萊還興趣盎然地請陳大姐教她唱前幾天偶然聽到的一支歌，那是陳少敏在延安時學會的一首陝北小調。她讓安娥把歌詞翻譯成英文，並把曲調認真地記了下來。通過短短幾十天的交往，陳大姐的熱情、勇敢、堅毅都給史沫特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她們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史沫特萊離開邊區那天，陳少敏還親自送她。幾個月後，史沫特萊為新四軍寄去了急需的醫療物資，還動員了一批教會醫生前往邊區工作。
史沫特萊撰寫的《中國的戰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這兩本書以大量事實報道了新四軍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國民黨炮製的新四軍“遊而不擊”“封建割據”的謊言。
皖南事變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鄂豫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她繼續擔任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領導，堅定地進行邊區的抗日遊擊戰爭，最終使鄂豫邊區發展成為雄踞大江南北、橫跨5省交界的大塊抗日根據地。
敢頂逆流
陳少敏，這位被人譽為“傑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結束後的20年內，不斷見諸報端。
陳少敏之所以為輿論關注，並引起一些學者研究的濃厚興趣，是因為在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張反對票。
因為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預料的來自“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迫害；因為這一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竟然還受到了來自某一個高級領導同誌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票，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型人的讚許。陳少敏“惟一一票”的幾十年的是非毀譽，留給後人的是曆史的思考和啟迪。
於無聲處聽驚雷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在全麵奪權實現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於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
這次全會是在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和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在此之前的7月21日，康生曾親自寫過一封絕密信給江青，送去了江青索要的一份名單。在這份名單裏，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和“有政治曆史問題”的，達到總數的71%。中共“八大”選出的97名中央委員中，除去世的10人外，隻有40人被允許參加十二中全會。為湊夠法定人數（超過中央委員會的半數），以便能夠通過決議，到了開幕的那天，才從被許可出席全會的候補中央委員中挑出10人，增補為中央委員。
陳少敏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出席這次會議,同胡耀邦和候補中央委員李誌民、範文瀾等同誌一樣，是在被“打倒”的狀態中臨時解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