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發生僅僅三個月後，譚泰就因擅權亂政、阿附多爾袞被處死。順治九年正月，福臨將張煊一案發送濟爾哈朗、碩塞連同內院、刑部大臣複審。洪承疇“招對俱實”，獲得了福臨的寬恕。而陳名夏卻“厲聲強辯、閃爍其辭，及詰問辭窮，乃哭訴投誠之功”，讓福臨看清了他的真麵目，感慨“其為輾轉矯詐之小人也！”但因為之前處置譚泰時，福臨曾有旨不追究與譚泰有牽連的人，所以仍然寬宥了陳名夏，隻革了他的官，品級俸祿照舊，發正黃旗漢軍下與閑散官隨朝。張煊被平反。
任珍案
順治十年二月，福臨複命陳名夏署理吏部尚書。同月，曾任興安總兵官的任珍因為妻妾與人通奸，私行將人殺死，因為害怕被治罪，派家人到京師向兵部、刑部的有關官員行賄，被發覺後，革去世職一半。兵、刑兩部多位官員也被牽連。
四月，任珍的婢女狀告任珍被處罰後“家居怨望，口出不軌”，並有“醜行”，刑部審訊後判為死罪，但福臨卻要求刑部將此案用滿漢文書寫清楚後，會集九卿科道會議重審此案，他認為盡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恥”，卻“曾立大功”，言外之意，似乎是示意群臣應酌情輕判。但是會議的結果卻不僅讓福臨失望，更讓他憤怒。九卿科道各衙門的滿洲官員都同意刑部原判，以出言不軌等罪判處任珍死刑。而陳名夏等二十七位漢官卻認為，對於婢女控告的罪行，任珍都不承認，“若以此定案，反開展辯之端。不若坐以應得之罪。”福臨不太明白漢官們的意思，詢問：“是誰展辯？應得何罪？”陳名夏回答說，任珍不承認婢女的指控，如果根據此告辭定罪，他肯定不服，所以說恐開展辯之端；但是他確實負恩犯法，刑部原就擬定死罪，這就是應得之罪；可是又律無正條，似乎應該勒令他自盡。福臨被這種首鼠兩端、模棱兩可的言辭徹底激怒了：“既雲應得之罪、律無正條，又雲似應勒令自盡。勒令自盡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堯舜者，豈有進此言之理？”，命陳名夏再明白回奏。這一次，陳名夏沒有再多做辯解，隻是承認有罪，等待皇上發落。福臨趁勢將眾漢官狠狠訓諭了一頓，指責他們不與滿官和衷共濟，拉幫結派、欺君妄為、文過飾非，並命令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員、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齊集午門外，馬上議罪，刻不容緩。討論的結果是陳名夏等三人應處死刑，另外二十四人分別應被流徙、革職、免職和降調。福臨再一次放過了陳名夏，隻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罷署吏部事。陳名夏等二十七位漢官堅持不同滿官同議，要另擬一議的最初目的究竟怎樣，從《實錄》的記載來看，確實不太明了。魏斐德認為，漢官們不讚成以奴婢的告辭定罪，而要以任珍私刑濫殺妻妾定罪。周遠廉則認為漢官們根本不同意為任珍定罪，因為除奴婢的告辭外，並沒有任何人證、物證，任珍自己也不認罪，但又不敢指出皇帝的錯誤，所以隻好支吾其詞。
陳名夏經任珍案後再沒有恢複以往的榮寵，而他素日結怨的馮銓、寧完我、劉正宗等人則在等待時機。以陳名夏“性銳慮疏”的性格，這個機會實在不難找。
被劾坐絞
說起來，福臨的臣子百姓們大概想不到，他們的皇帝在宮裏經常穿漢式服裝，還曾經頭戴明朝皇冠、身穿明朝皇袍，對鏡沾沾自喜，認為比滿服強多了。他之所以會這樣作，可能是受了身邊太監們的影響，也可能域內漢民反剃發易服的抗爭引起了他對漢服的好奇，更有可能是他不拘常規、好奇好玩的天性又按捺不住了。順治十一年二月，福臨一時興起，甚至將明朝的朝服從內廷拿到了內院，向大臣們展示，眾人都說好，而福臨當時竟然沒有反駁。於是陳名夏以為自己的機會來了。他向寧完我說：“隻須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矣！”陳名夏何以會對寧完我說這幾話，實在匪夷所思，仿佛他不知道寧完我與他嫌隙頗深，反而要自授其柄，自己找死一樣。不到一個月，順治十三年三月初一，寧完我發難了，劾疏很長，列陳名夏行事叵測、結黨營私、縱子行賄等多條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