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名夏，明崇禎十六年（1643）楊廷鑒榜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探花），複社名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好詩文，曾在山東、河北等地遊學。喜結天下名士，為諸生時已名重天下。北京城破前十天，陳名夏建議召集山東義勇救援京師。京城陷落之日，上吊自殺未果。王姓山西秀才力薦名夏加入大順政權，入宏文館（翰林院）。福王時，因降李自成定入從賊案。
降清後，保定巡撫王文奎推薦，複原官，超擢吏部侍郎。順治八年，張煊彈劾他“結黨營私”，陳之遴奏劾他“諂事睿親王（多爾袞）”。順治十一年（1654）因倡言“留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為寧完我所劾，第二天三月初二中午，順治帝親自訊問，侍臣當眾宣讀寧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讀畢，名夏極力辯白。帝大怒：“即使要辯解，為何不等宣讀完畢？”命陳名夏跪著與寧完我對質。三月初三刑科右給事中劉餘謨、禦史陳秉彝替名夏緩頰，雙方爭執不下。劉餘謨喋喋不休，帝為之大怒，下令將其革職，審訊繼續進行。陳名夏被轉押吏部，至十一日吏部主張論斬。十二日，改絞死。臨死前向門客柳生說：“我色竟不動也。”順治得知其伏法後，“憫惻為之墮淚”。陳名夏之子陳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放東北。
陳名夏死後，是年冬天順治帝遊南海子時，曾向馮銓稱美陳名夏，說：“陳名夏多讀書，問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馮銓則回答：“陳名夏於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談遷說他“性銳”，然“肮髒”，好為名高。著有《石雲居士文集》十五卷。
陳名夏案綜述
陳名夏是當時清廷中南方籍漢族官僚的首領，因此，陳名夏案也稱“南黨案”。此案的背景比較複雜，在幕前直接出力的人主要是屬於“遼東舊人”的漢軍旗官寧完我和屬於“北人”的北方籍漢官劉正宗，他們指責陳名夏的主要罪名是勾結朋黨，擅權亂政。這也並非完全誣陷。清初“南人”、“北人”之間的朋黨之爭，源於明末黨爭，入清後仍然“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一直明爭暗鬥不斷。陳名夏作為南黨的首領自然不免結納人才，“所推轂南人甚重，取忌於北”，而他的為人，“好為名高”、“性銳慮疏”、恃才淩人，四麵樹敵，與“北人”、“舊人”，甚至入清後才出仕的新一代漢人官僚矛盾日益激化。但是陳名夏最終被殺的真正原因，恐怕還是他過深地卷入了滿洲貴族內部的權力鬥爭，不自覺地成了皇帝的絆腳石，因此盡管福臨十分賞識他的才華，一再寬恕他的罪過，到底還是決定借他的人頭，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對象，不限於南北，也不限於滿漢，凡是朋黨勾結、希圖擅權專政的滿漢貴族與大臣都在儆戒之列。“南黨”也好，“北黨”也好，還有所謂新人和“舊人”，都不過是棋子罷了。
張煊案
陳名夏在政治上頗善投機，初到清廷就曾經大膽勸說多爾袞篡位，雖遭拒絕，卻也因此受到多爾袞的青睞，被破格任命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順治五年，六部初設漢尚書，陳名夏就被授為吏部尚書。他與多爾袞手下的紅人譚泰關係密切，多爾袞死後，譚泰不但沒有被追究，還出任了吏部滿尚書，煊赫一時，“名夏附之亂政”。另一方麵，談遷也提到陳名夏與索尼的關係很不錯，甚至暗示如果順治十一年審判陳名夏的時候，索尼在場，陳名夏的下場或許不至於這麼慘。索尼素不附多爾袞，與譚泰雖然同是黃旗大臣，但早已分道揚鑣。譚泰效忠多爾袞，索尼卻忠於福臨，可算政敵，陳名夏卻能得兩人歡心，倒也不容易。
陳名夏努力結交滿洲權貴，也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回報，張煊案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順治八年五月，候外轉禦史張煊認為當時的吏部尚書陳名夏、都察院左都禦史洪承疇和禮部尚書陳之遴在甄別禦史的過程中，處置不公，上疏論陳名夏十罪二不法，其中也涉及洪承疇和陳之遴。福臨當時出獵在外，將此事交給了巽親王滿達海，滿達海召集諸議政王大臣，逐條審理，認為張煊的控告屬實，於是將陳名夏和洪承疇羈押在台基廠，派兵看守，另派急使向福臨奏報。沒想到譚泰卻親自趕到福臨的駐蹕之所，向福臨力證張煊所奏不實，以求為陳名夏翻案。聽了譚泰的辯護，福臨回京後召集諸王貝勒貝子公侯大臣廷議此案，譚泰“咆哮攘臂，力庇黨人”，議定入奏時，福臨看見陳名夏所涉罪行很多，相當驚訝，這時又是譚泰“挺身”至福臨麵前，謊稱全是張煊誣告，並且都是朝廷大赦之前的事情，按大赦條款理應不論，陳名夏不但無罪，反而應該反坐張煊誣告之罪。譚泰又故意隱瞞了大臣中的不同意見，讓福臨誤以為是諸王大臣一致同意反坐張煊，因此批準所奏，將張煊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