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就班地走過，想起大學那點兒事
四年裏，一直很規矩地行走於宿舍、教室、食堂三點之間，按部就班地上課學習、吃飯休息。每逢周末節日，經常迎來送往一些高中同學，或者去他們的大學玩玩轉轉。一千多個日子就這樣周而複始地流走，這中間有些片斷倒也想寫一寫。
原在家鄉，一直以為自己說話和北京人沒有什麼區別。記得剛見到舍友的一個晚上，王紅就讓我說繞口令“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全說成平舌音，把她們逗樂了。從此我開始注意學習，努力區分平翹舌發音，舍友們也不失時機地糾正我。直到結婚生子以後，老公兒子也時常糾正我的個別發音，於是我現在的普通話說得還算可以。
從東北農村來到北京，剛入學時感覺城鄉差距之大，超乎我的想象。舍友們幾乎都是來自各省的大城市，她們的讀書見識、言談舉止、穿著打扮等都比我強。我感到有些自卑，有些不適應，於是就給《中國青年報》“青年信箱”寫信傾訴心中的苦惱，希望能得到幫助。信發出去了，我卻很快融入了新集體，適應了新環境，變更了當初的思想與心情。一天突然看到報紙登出了我的信，還陸續刊登了各地的青年回信。這使我大吃一驚，亦尷尬不已，甚至惱火，因為報紙未經我的同意。再後來，青年報說：在各地朋友和舍友們的幫助下，我已經解決了思想問題，性格變得活潑開朗雲雲。但我清楚舍友們的接納與相助是真的，自己也在積極地調整適應，至於各地青年來信的作用可以說微乎其微，倒是發生了些小故事，交了些筆友。
記得這事後，葛明霞直接問我：“報紙上的小遲是不是你？”我搖頭否認，沒有說實話，覺得對不住她，但當時的我還不能坦然麵對。二十多年，每每想起此事，就覺得不舒服。直到今年7月19日，與她同桌吃飯，才舉杯和她解釋，也釋然了我心中一個小小的結。
大學四年，我看起來很“用功”，每天晚自習都背著書包去教室。其實呢，大部分自習時間用來看信回信，寫日記。翻開大學的日記本，除了青春思考與苦悶閑愁，就全是對父母的牽掛，對家裏的擔憂。這樣的內容幾乎伴隨著我的高中、大學和工作的前幾年，直到父母去世。父母當時都已60多歲，母親身體不好，經濟不很寬綽……這些都成了我那些年的心理包袱，像十字架一樣沉沉地墜在我的心底，流露在一本本的日記裏，出現在一個個焦慮可怕的夢中。時時感到一種來自於家庭的沉重與對未來的憂慮，心承受之重，多數同學無法想象。當然那時的日記裏也記錄著舍友們的活動，如某年月日和王紅去新街口看電影，和黃田去北太平莊，和胡敏去頤和園，和顏瑾去逛街，和張廣芝打球等等，現在回想起來既很親切又很遙遠。
憶起這一切，真的心懷感恩。感謝那個時代，因為上大學幾乎都是國家出學費，每個月的幾十塊錢足以讓我吃飽，還能省下錢買些零食和小件物品，比如胡大瓜子和襪子等。如果是現在，別說讀大學，就是高中我都念不起，於是這種感恩中又有幾分慶幸。感謝父母，他們沒有多少文化，在非常不富裕的情況下，能一直支持我上學。父親常說的一句話“閨女能念到哪兒，我就供到哪兒”，讓我讀書沒有了後顧之憂。也就是這句話，一直激勵著我努力學習，以圓自己的和父親的夢。感謝北師大，在這裏，我接受了良好的大學教育，在人生底色上繪上重彩一筆，學識與做人逐漸成長起來。感謝身邊的優秀同學，同行四年，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相似的向上姿態與進取精神。感謝同宿舍姐妹，她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給予了我影響與幫助，我由原來的單純、質樸、閉塞甚至任性，逐步變得開朗、樂觀、成熟與寬容。感謝我們小組的男生以及校外的友好宿舍，他們讓我比較近距離地了解些異性，感受到男女同學之間的友誼。感謝三班的311、312宿舍，我常常隨意自如地走進這兩個宿舍，獲得了更多的友誼，比如總去311找老黔，由她我走近了小貓、老薩、老鴨、耗子等。如果說404（304）是我大學時期的家，那麼這兩個宿舍就是我的近親。在幾年的串門走動中，我享受著家裏家外友情的充盈，並從大學延續到畢業成家直至現在。
親人遠去工作變遷，說說這些年的日子
曾經在1991-1996六年裏走了4位養育我們的親人。1991年冬，71歲的父親突然間離開了我，如此熱愛生活的他以那種獨特的冰冷得痛心刺骨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1995年夏，我生了兒子，兒子百日那天，就在計劃著讓母親來京看外孫的時候，我收到一封厚重的家書——母親永遠地離我而去。她走前隻知道我生的是男孩，還沒來得及看到孩子的照片。父親沒有走出過吉林省，母親沒有來過我的新家。我總以為來日方長，可以慢慢回報父母，不曾想卻留下了一生的悔。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不敢回憶，不敢觸摸過去，甚至不敢向好友述說。從來都是快快樂樂的表麵，卻從不敢真的走回有父母的日子以及他們突然離開的那個年月，隻覺得從此家鄉已沒有我的家了，我的根斷了！伴隨著我成長、在我心目中曾經如此美麗的青山秀水再也不美再也不秀了，我不願回想曾經給我無數美好記憶，同時父母去世又都與之有關的那座山和那條河，因為世上最愛我的兩個人那樣走了。他們的永逝留下太多讓我深深自責、無法彌補的遺憾。
1994年元月，婚後僅十天，我就與愛人、公公等一起輪流去醫院照看癌症晚期的婆婆。我每周幾次往返於東頭（河北燕郊）與西頭（石景山醫院），穿過長長的長安街，奔波於學校和醫院之間。1994年7月，婆婆走了。婆婆最後一次洗頭，是我和愛人一起給她洗的；婆婆最後一次剪腳趾夾，是我給她剪的。至今這些個場景還曆曆在目。1995年冬天，公公查出了癌症，又是晚期。不到九個月，我們最後的一位親人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