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八股文之文題出自《論語》，《四書集注》對這一節經文注釋說：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與崇禎八股文振興運動的其他主要人物一樣，陳子龍也是一個以古文為時文的八股文名家，隻不過他是取法於晉、魏，主議論而已。這篇時文，即是以古文之法為之，僅看其結構，就打破了八股格式，而隨議論的需要作了安排。
該文在起講處按切春秋時勢後，即分兩大段來進行義理闡發。第一段先議論說明孟公綽的本領，再說明老之職掌，趙魏時勢。第二段先說滕、薛時勢，次說大夫職掌。然後用二比議論定公、哀公時勢。末尾又用議論收結，純用古文筆法。
該文從春秋大勢立義，雖似別生枝節，但作者爛熟先秦曆史，切合定公、哀公時衰敗之勢，上不入五伯，下不及七雄，語在一人而理關全勢，將孔子之言全部包蘊在內，與朱熹之傳注也不相悖。凡有關崇禎世道之論，都借題而予以闡發，“眼力、筆力俱絕”（《天崇合鈔》該文俞寧世評語）。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聖人以舉錯言智，而權行其間矣。
夫枉直有相使之機，而舉錯之權大也。夫子亦言夫智者之用乎？
若曰：天下之事甚繁，而必重夫用人之權者，不獨以成天下之務，而將以動天下之心也。下之人莫不翹翹然有望於上，而上無以動之，亦何以為操術之明乎，是非所論於知人者矣。天下之人，非直則枉，用人之權，非舉則錯，此其大端已。
天下之不能無枉者勢也，而往往輕於棄絕。君子傷之，教之以善，未必從也，豈舍我所能行，而他有所致歟？
天下之不皆能直者亦勢也，而往往無所興起。君子恥之，感之以化，未必興也，豈舍彼之甚慕，而別有所動歟？
於是知舉直錯諸枉，而使枉者直在其中矣。
天下雖大，得其情而馭之，不難製也，人獨何惡於直乎？為直而無以自見，則廢然反矣。苟遊於至明之途，而賢愚無所混雜，以是風動宇宙，表正人倫，甚亟也。彼枉者縱不能盡知其美，而獨無相競之心乎？夫亦驅策之至神矣。
氣質雖遠，乘其動而易之，不難變也，人豈無慕於直乎？為直而不免枉名，則憤然激矣。苟斷於不爽之鑒，而貞淫不得並陳，以是扶進人心，崇起教化，至順也。彼枉者豈不亦甚難其行，而能緣他途以進乎？夫亦轉移之極易矣。
蓋下之得與上相抗者，無以大服其心也。上之所令在乎此而所取在乎彼，則不得不從其所取之實，而棄其所令之名。苟舉錯之得當，則人將樂其名實之既一，而皆有孜孜不已之意。
上之不能齊其下者，無從叩發其事也。我以為禮樂之途，而彼以為功名之路，則不得不樂其功名之易，而忘其禮義之難。苟舉錯之居正，則人將喜其難易之可信，而各有循循共赴之誌。
夫勸賞無遍加也，而效至於此，以是知用人之權不可輕，用意不他及也，而化通於遠。以是知知人之明不可學也。
【評析】清新古健的陳子龍時文。
幾社早期之文，多務怪奇，矜藻思，因此而受到艾南英的多方批評。隻陳子龍、夏允彝兩人偶爾有清古雄直，永不刊沒之作，因為他們能在文中發抒其愛國憂民之真性情，精光自不能掩。陳子龍庚午（1630年）科在應天中舉之作《舉直錯諸枉》一節題文，便是一篇可以名世，可以傳世之作。
這篇文章的題目出自《論語》，是孔子回答樊遲問仁時所說的話。這一章經文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對這幾節經文的注釋說：“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陳子龍這篇文章，依據孔子之言及朱熹之傳注去闡發題旨，其語脈承知人這一要義說下，而句前句後，自隱隱含得仁字之意在內。樊遲之疑惑，子夏之頓悟，都包含在文中，若將其說盡，則無餘地，文便太直露。作為八股文高手，陳子龍便能既遵題旨，又能不犯上、侵下，而融上下文意於己意，淡遠悠揚寫出，故文章有神無跡。
該文溫柔敦厚，仍不掩其骨理之遒峻。一頓一挫，一起一伏，章法極為巧妙，故被人讚為“象外峰巒，非塵中物色”（見《天崇合鈔》該文韓求仲評語）。作為在考場中匆匆寫出的鄉試闈墨能達此水準，可見陳子龍八股文學養之深厚。
值得稱道的是艾南英見到此文，並不因兩人之間為文理論有分歧便抹殺它，反而給予很高評價，他評點該文說：
“清真古健，不染一塵。通篇中曲處、轉處，每比中曲處、轉處，直有老筆瘦硬之意。”（見《天崇百篇》該文艾南英評語）
可見艾南英並非如吳梅村所攻擊的那樣“為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以求是”，而是頗為公允的。
陳子龍及幾社諸子如夏允彝等，與艾南英等江西四子雖為文途徑各別，但在依照儒家正統觀念闡發義理以正人心上是一致的。故陳子龍有的八股文絕似江西四子之作。如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題文，作者把握住題中這個“命”是氣數之命，而不是“五十而知天命”之“命”，再加上朱熹注中添加的一個“信”字，一層層闡發，揭示出分別君子、小人之途徑，頗似陳際泰的筆意。因義理原本無二，“而浸潤於古籍亦同，故轍亦有時而合也”（見《天崇百篇》該文方苞評語）。且陳子龍“用魏晉風藻，詮聖賢名理，絕勝西江”，此文“命字專指死生禍福，不夾入造命，較章大力（章世純）作更有把握”。可見愛國救亡的靈犀，使得江西派與幾社之文心一線相通，殊途同歸。
陳子龍的八股文，深於魏晉，曾受艾南英的批駁，因晉人尚清談，相互標榜，廢棄禮法，小者災及其身，大則禍延於世。但陳子龍為愛國誌士，胸中具有後世事跡，用以闡發題蘊，促音急節，言簡而義閎，蒼然之色，淵然之光，令人不可逼視。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題文，針對崇禎時事，運以魏晉筆法，“扼定沒世起義，字字危悚，鞭之見血，高在出以清新”（見《天崇合鈔》該文王巳山評語）。全文清腴雋永，凸現出作者冰潔情操，實為晚明八股文壇上少有之作，受到後世高度評價。八股文壇推崇人品與文品的一致，陳子龍的八股文，在其死難後大多散失，僅存的寥寥數篇都受到後人高度評價，其因蓋亦出於此。
位卑而言高一節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臣無罪而不足以勸，恥之而已。
蓋貧仕之情，不在立朝行道者之事也，故位卑言高之罪，罪累上也。
且人主之禮其大臣也，罪不及焉，非難於罪大臣也，寬之以自責之路，而動之以恥，故大臣之以無罪而辱，有不如小臣之以有罪而榮也。
夫大臣何可一日不為行道計也！道既已行矣，古人猶有颺言載賡之風，以動色於幾康，而不忍效小臣之為。
立朝已無愧矣，古人猶有明農複辟之事，以風示其廉退，而不貪立朝廷之上。
世之衰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大臣不能言，複不能退，故小臣愈益言之而愈益攻之，人主不得已而治之以其法。大臣不自安，更究之以其私，是故位裏言有之臣往往不免也。顧其立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獨何也？夫人主禁小臣之言而予大臣以功名之全，纖悉於小臣之罪而寬大臣以不待督責之意，此所謂動之以恥也。
今不念其道之不行，複不思其身之宜退。處具瞻之地，而隱情惜己，以發天下痛哭流涕之狂。居風節之總而恃祿固身，以授窒蹈瑕之路。故吾謂位卑言高之罪，罪累上也。其累上奈何恥之也？乃知立朝輕重何常之有。彼功名進取之士，勇於為人，而疏於自量，更何愛？吾謂使人主尊此能言者而立於朝，則天下事之當言者必日相繼。而使人主當此能言者而不之罪，則天下士之能言者必複接踵而進。
而人主難之，諷大臣自處之道也，彼立朝者而不知恥，何哉！
【評析】人品高潔的羅萬藻及其清微淡遠的文品。
羅萬藻，字文止，江西臨川人。天啟七年丁卯（1627年）科舉於鄉，以後終困公車，屢赴會試而不中。崇禎中行保舉法，其鄉試座師、國子監祭酒倪元璐十分賞識他，便保舉他應詔，他卻推辭不就，認為以這種方法入仕有損名節。
明亡，他不再持獨善其身的態度，立即投身於抗清行列，福王時出任福建上杭知縣。弘光朝滅，唐王立於閩，擢禮部主事。
艾南英在福建延平為抗清勞累憂憤而病逝。羅萬藻“哭而殯之”（《明史·羅萬藻傳》）。由於悲傷過度，“居數月亦卒”，其對友情之看重，品德之高尚，於此可見。
臨川是個出文人的地方，特別是萬曆以來，臨川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為萬曆以後，此地八股文名家輩出，成為晚明八股文寫作的重鎮。八股文名家湯顯祖即是臨川人，他的小題文雋巧秀逸，為明代一絕。其學生很多，特別是他棄官歸裏後，號稱臨川“後四才子”的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都拜在其門下，學習八股文。後來他們都成為了明季八股文壇的巨子，號為江西四家。羅萬藻在這四人中，名列第二，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羅萬藻從湯顯祖那兒學到立身處世之法。湯顯祖教誨他“必須不要錢，不惜死”，勉勵他要正直做人，清廉用世，人品文品都要高潔。羅萬藻以其清白人生實踐了湯顯祖的教誨。對其文其人，文盛堂全稿本中所敘給予了恰當的評述，其言曰：
“竊聞四公之為人也，陳（際泰）曠朗而傲疏，章（世純）豪宕而鍥刻，艾（南英）則剛正簡直不能容物，惟羅（萬藻）沉靜淡易，獨無矜競之風。此四公之人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契密，然陳、章皆為南中聲氣所構，至隙於東鄉（艾南英）。而羅獨嶷然始終無少閑，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曠朗豪宕者易搖，而沉靜淡易者難動也。”
此言對人品即文品的評述，於江西四子，確是知人知文之言。清代著名八股文評選家張蘭陔就認為羅萬藻因人品高，故其“文品應在四家之上”（見《天崇百篇》張蘭陔評語）。羅萬藻的八股文清微淡遠，雅正雋秀，自成一家，自有其過人之處。張蘭陔稱讚他的一些文章“若仿陳無巳《詩派圖》，章（世純）、羅（萬藻）當追配涪翁矣”。不過，正是由於文如其人之所致，也給其文帶來了一些短處。其為人極為方正，其為文便義不苟立，詞不苟設，頗為峻潔，卻不能流轉變化，故其文便多直致無回曲，氣脈不長，生澀深奧，“有過於幽微處，使人猝然索解不得”（見《天崇百篇》張蘭陔評語）。讀其文了無悅然之感。其《道之以德》一節文便兼有此長處與缺陷。由於羅萬藻平時對義理鑽研很深，故文中無世俗鄙陋之見，識見高明，但太拘泥於傳注，文氣不能流轉通暢，給人以生澀之感，後人評羅萬藻之“才不逮”，文多不能波瀾起伏，“所以不及金（聲）、陳（際泰），學者不可不知”，“讀羅文止文，當學其深，不當學其澀”（見《天崇合鈔》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