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身文並烈的八股文名家黃淳耀及其古健老到、沉鬱蒼勁的八股文。
在晚明八股文壇上，人品與文品俱為人稱頌的人物首推黃淳耀。未成進士前，“見朝政得失，時事興廢，作為文章皆本經濟。既成進士，猶嗜學不衰，國步既移，即以身殉，遂成一代完人”（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為八股文史增添了一道奇光異彩。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今屬上海）人。
黃淳耀自幼即有誌於儒家之學，“並發於至情，體於實踐”，“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有誌聖賢之學。後為日曆，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明史·黃淳耀傳》）。
吳梅村對黃淳耀的儒學素養也推崇備至。他說：
“其於考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曆然，雖起古人麵與之讎問，莫能難也。其為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早有得於濂、洛之傳。嚐謂人曰：‘吾比來為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少矣。’”（《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黃陶庵文集序》）
黃淳耀“為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未中進士時，在錢謙益家中坐館，深受錢謙益器重。他利用錢氏家富藏書的條件，盡讀孤本宋版，學問大進。又極關心國家興亡，每日讀邸報，常為國事之壞太息流涕。
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年）科在南京中舉人，次年中進士。“歸益研經籍，縕袍糲食，蕭然一室”（《明史·黃淳耀傳》）。他體念時艱，甘過清貧生活，與未中進士前一般無異。
甲申國變，北京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稱帝，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年）科中進士者都授予官職。黃淳耀恪守儒家正統道德價值觀，不事征逐，淡泊名利，從不與名士爭長較短，故隻有他一人不去南京赴選。
不久，清兵南下，攻陷南京，弘光朝覆滅，兵逼嘉定。嘉定士民推八股名家、馮夢龍的友人侯峒曾及黃淳耀為首據守嘉定縣城。黃淳耀的弟弟、諸生黃淵耀亦參與其事。
嘉定軍民滿腔忠義，浴血死戰，卻因大雨崩塌城牆，且無援兵，嘉定城終於失守，清兵大舉攻入。侯峒曾攜二子從容投水自盡。黃淳耀愾然太息，與弟黃淵耀入一廟中，也欲自盡。
僧人說：“你未曾為官，可以不殉國死難。”
黃淳耀悲憤地說：
“城亡便與之皆亡，豈能以做沒做官來做偷生之借口！”
他向僧人要來筆墨，於粉牆書曰：
“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明史·黃淳耀傳》）
寥寥數言，語極慘烈，雖為自責，實哀國事。然後從容“投筆絕命，扼吭而死”。張岱則記敘說，黃淳耀“嚼舌噴血於壁，因投繯自盡，至今僧舍血跡猶存”（《石匱書後集》）。俞長城雲：“癸未一科，名士如林，而皆出於浮飾。大節既墮，文亦鮮傳。惟陶庵發於至情，體於實踐，故身名並烈。昔人雲舉業不妨功，惟患奪誌。若盡如陶庵先生者，則勵誌莫如文，又何患乎？”（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這種評價是十分公允的。黃淳耀節操文章在晚明都屬一流。他“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諡之曰貞文”（《明史·黃淳耀傳》）。而最能體現其學養，闡孔孟之精妙，探性命之奧旨，顯現其才華識力的，還屬其八股時文。他之所以能終生服膺孔孟之道，也得力於八股文對他的滋育。
黃淳耀“為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會失去八股文統一士人思想的功能，造成政局進一步失控，便全身心投入到對八股時文的鑽研與振興中去。他默默耕耘，欲以自己的文章道德來昭示世人，八股文的正宗在何處，從而影響士人，使其人心文章皆歸於正。
黃淳耀是晚明著名的古文家，他學識廣博，讀史詳審，吳梅村曾說黃淳耀於“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善熔經史於一爐。他又是一個關心朝政得失，時事興廢，欲借經義來發攄胸中之奇的愛國誌士。為能自由表達其救亡拯世之見，他的時文皆以古人理念與作法為之，以《左傳》、《史記》、《漢書》的筆法，發孔孟之義理，切當世之弊端，筆觸蒼勁而常帶感情。指事類情，肝膽呈露，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警痛之論，可使機變者撫心內愧，瞿然自失。其時文已與古文渾然相合，氣局雄渾闊大，筆法古健老到，情韻沉鬱蒼勁，實直接《史記》、《漢書》以來文章正統，在晚明八股文壇獨步一時。其《莊暴見孟子曰》全章題文即是其代表作。
這一章題文出自《孟子》，《四書集注》對這一章經文的注釋為：
“範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麵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則雖奏以鹹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黃淳耀是明代一個“篤踐履”的儒士，其八股時文當然會一本程朱理學，故該文以同民樂為經，以古樂今樂同獨樂眾樂少好樂不好樂為緯，憑著作者高度的概括力，以及把握題旨精義的本領，將一個長達四百多字，內容紛繁的題目闡釋發揮得淋漓盡致，且文中所指，又切中天啟、崇禎現實，可見作者寫作水平之高，堪稱名家。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該文純以古文筆法寫就，“縱橫出沒，自成一則古文。其中有提綴，有頓挫，有駕馭，皆有法度可尋”（見《天崇百篇》該文張蘭陔評語），其“置題如陣，弄題如丸，意度波瀾，自然入古，而無撫古之跡，純是一片神力醞釀而成”（見《天崇百篇》該文王巳山評語），“筆墨化意，非龍門以下所可擬”，“學者於此一藝，能神會其妙，不難禦風而行矣”（見《天崇百篇》該文評語）。可見明清八股文壇，對作者融古文與時文為一體，以雄快之文字，指切時事，發攄胸中之奇的能力是讚不絕口，推崇備至的。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魏禧曾指出：“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見《製義叢話》卷之七），因而有礙於對題義的自由發揮。黃淳耀的八股文多指切時事，言及世道人心，“皆本經濟”（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故在寫作時常突破八股格式，以散體或二截、三截結構為之。他特別擅長全章題文的寫作，大都循題節次而發議論，興會躍騰，自具龍翔鳳舞之概。且全以摹神審勢為主，不屑於機法，而講求機法者，卻都不能達其水平。這正是黃淳耀之擅長獨絕之處。其《莊暴見孟子曰》一章題文純以散體來闡述。其《小弁小人》全章題文從“小弁”說到“凱風”，再說到虞舜，共分三截，全未按八股格式，卻合於古文之法，文氣逼近韓愈與蘇軾。當時陳子龍三吳派興，專尚淩駕串插，遇此等文，反以挨講譏之。他們不知道淩駕串插，隆慶、萬曆時已為人廣泛采用，造成許多弊端，要振興八股文，便不能再加提倡。隻有依照發揮題旨需要而采用不同體式，才能自由表達己見，寫出既切合題之奧義，又動人心弦的好文章來。
在明、清兩代，衡量一個文士的道德文章如何，一是看他是否身體力行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和價值觀；二是看其八股文中是否恪遵程朱傳注，闡釋的是否為原汁原味的儒家正統思想。以此為標準來對照黃淳耀，可以看到，這兩條他都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他不僅對儒家之學能“發於至情，體於實踐”，在國家破滅之初，雖“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與亡，卒完大節，不愧為海內名士也”（張岱：《石匱書後集》）；在八股文寫作中，他以恢複八股文的載道功能為己任，下筆為文，流露出的全是純粹的儒家正統思想。故把黃淳耀視為一個真儒家，應該是夠格的了。
見義不為無勇也
聖人以取義望天下，而激其本明之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