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南京被清兵攻陷，夏允彝賦絕命詞後自盡身亡。陳子龍開始並不想以身殉國，“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為僧。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明史·陳子龍傳》），卻被奸人告發，在蘇州被清兵捕獲，於押解途中與其好友夏允彝一樣乘間投水殉難，時清順治四年丁亥（1647年），年僅四十。其高尚節操，受到後人景仰，連清朝廷都對其忠義進行表彰，乾隆時賜諡“忠裕”，祀忠義祠。
陳子龍善為文，各體皆能，是晚明著名的文學家。吳梅村稱他“詩歌古文傾一時”（《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四《複社紀事》），“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八《宋直方林屋詩草序》）。他與幾社七子皆好讀《文選》，善駢儷之文，《明史》稱他“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這些成就，都是在其複古理論的指導下取得的。
陳子龍自幼攻讀儒家典籍，學習八股文，牢固地樹立起了儒家正統的倫理道德觀。他目睹自萬曆末年以來的亂世，激發出強烈的救亡圖存的思想。在他與複社、幾社、江西派文人看來，文章是經國大事，其興衰關乎國之氣運，故都想以振興文運來振興國運。不過，他們振興文運的理念卻各有差異，《明史·文苑傳序》中說：“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寥寥數語，即點破了其間差異之所在。
在陳子龍及幾社、複社諸子看來，文風隻有雅正，才能正人心，淳風俗。而近世之文，無論體式、思想，都蕪雜不經，不足以擔當此任，隻有複興古學，才能振興當代文壇，承擔起正士心，淳士習，進而挽救明王朝危機之重任。故他將自己發起成立的文社就命名為“幾社”，寄托著他及其戰友們複興古學的希望：“幾者，絕學有再興之機，然後得幾其神之義也”（杜登春：《社事始末》）。所以，他在編刊崇禎五年的幾社文選本《壬申文選》的凡例中就提出“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若晚宋之庸遝，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矣”。
晚明著名文人吳梅村正是看到了陳子龍等人的良苦用心，指出：
“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向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為務。”（《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黃陶庵文集序》）
正是出於這種複古理論的指導，陳子龍重舉前後七子的複古大旗，視其文為雅正，而把掃蕩前後七子，“各爭鳴於一時”，使得“宗李、何、王、李者稍衰”的“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明史·文苑傳序》）的文章貶為“俚穢，大雅不道”，公然反對公安派、竟陵派的變革主張。
也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幾社諸子大寫擬古之作，餖飣古語，難以卒讀。
而令陳子龍文名大振的，還不是其詩詞古文，當屬其八股時文，因為八股時文是專門用以載輸程朱理學，培養士人正統儒家思想觀念最為有效的工具，明清兩代統治者及絕大多數士人也最看重它。《明史》中說陳子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明史·陳子龍傳》）的原因也在於此。陳子龍是晚明的八股文名家，又是一個壯烈殉國、殺身成仁的民族英雄，傳統的倫理觀念助長了他的八股文名，而他的舍生取義之舉又證明了八股文塑造士人靈魂的巨大功能，抬高了八股文的身價。
陳子龍是崇禎八股文振興運動的主將，他為八股文的起衰去弊作了許多努力。
一是與誌同道合者組織文社，講求八股製義，議論朝政得失，“月有課，歲有帙，疑義窒辭於是乎質之，聞過於是乎規之”（徐世溥：《蔚社亭序》，載《明文海》），整個文社之人形成一種共同的文風，且以之去影響社外之人，以文會友，搞得很熱鬧。如幾社中之包爾庚，“文最平實”，不合於陳子龍、夏允彝作文要有奇險艱澀之風的主張，故“陳、夏諸君屢譏之，乃刻苦砥礪，格遂一變。蓋幾社七子好讀《文選》，然多用於駢儷，惟宜壑（此為包爾庚字）有峭拔之筆，搖曳之故耳。世人朗誦宜壑數過，竟不能解。所謂過門大嚼之夫，與之烹清茗，食橄欖，徒覺煩苦厭人。知味之難，自古歎之”（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戚藩亦為幾社中之八股文高手，其文促音急節，完全遵守幾社文規，故受到陳子龍等人的稱讚。通過結文社，交文友，切磋八股技藝的辦法，使其以興絕學來作為振興崇禎八股文的主張得到廣泛傳播，在東南各地士人中得到普遍認同。
為了讓士人們學有樣板，將他們從庸腐空疏的程文中解放出來，按照自己的為文理念去進行八股文寫作，陳子龍等還和書坊合作，選刊時文，從崇禎五年壬申（1632年）到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年），由徐孚遠主持選編，刊刻了《幾社會義》共七集。其中所收，全為陳子龍及與之同氣相求者所作之文，全都體現了幾社複興古學的為文宗旨，內容一本儒家正統，寫法出自秦漢之文。每集《幾社會義》出來，都受到考試士子們的熱烈歡迎。幾社的為文理念廣為士子們所運用，參加幾社的人也越來越多，超過了百人之數。
由於陳子龍為文力主“規摹西漢”，與艾南英等力主學習唐宋八大家，於本朝則尊崇唐順之、歸有光等唐宋派在理念上有差異，為捍衛自己的主張，兩者之間曾發生過激烈爭論，據吳梅村說，“千子之學，雅自命大家，熟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嚐無依據。顧為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以求是。嚐燕集弇州山園，臥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已複僑居吳門，論定帖括，挾異同，賈聲利，故為抑揚以示縱橫”（《吳梅村全集》卷二十四《複社紀事》）。吳梅村這種說法不無偏見，因其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一是吳偉業中會元時，“天下爭傳其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為書相訾謷”，相互間有成見，說話自不客觀；二是吳梅村是張溥的學生、複社重要成員，與陳子龍的交情很深，感情自然傾向陳子龍而詆斥艾南英。
倒是俞長城對艾、陳兩人爭論的評價較為客觀、公正。他說：他們二人那場爭論，雖“至於攘臂，要其獨主所見，不肯雷同，誠藝林盛事也……申酉兵起，臥子致命，東鄉亦殉難。吳閩千裏契合，故曰君子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
俞寧世說：“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觀二公節義文章，百世猶為興起，豈與世之麵是背非，始昵終暌者比哉！”評價亦為公允。
雖然陳子龍意欲複興古學以挽救明王朝的危機，但這些學說畢竟離時代太過遙遠，而崇禎時又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時代已不容許他脫離現實去擬古，況且，陳子龍還是一位有誌於經世致用又有才幹的政治家，他“壯而力學，悔其少作，則東鄉亦為稱道勿置”（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幾社與江西派之間為文理念的歧見終於在現實救亡的需要麵前彌合了。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年），他在選刻時文的基礎上，與徐孚遠等選編了《皇明經世文編》五百餘卷，中多“議兵食，論形勢”，有關“國之大計”之作，可見其學問已徹底轉向了“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何季穆文集序》）。其八股時文更多直刺時事之作。
方苞曾指出幾社、複社人士八股時文的共同特點，他說：
“大概有所感觸而後為之，借題以發攄胸臆，明季幾社、複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方苞集·集外文》卷五《與賀生嵂禾書》）
陳子龍在中進士之前數年，隨著國事日危，其八股文多為感世之作，往往是借題來發抒其政見，或議論朝局人才，或籌劃民生邊事，語語皆切中時弊，表現出他具有很強的經世之才。
陳子龍好讀史，亦深於史，於曆代人物，朝政成敗得失，均有獨到之見，故每借八股文題以抒其議。與黃淳耀所不同的是，黃氏議論時常常出於題旨之外，而陳子龍雖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其文卻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豔，《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但於題之脈縷，仍不差一黍。這從其名作《孟公綽》一節題文可以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