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家之難齊，甚於國之難治也！所謂甚於國者有二：國者，威權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權之分失矣！國者，耳目之所不接也；暱就之人，而耳目之際真矣！
威權不得而施，則反其道乃可以相易。
耳目不得而匿，則益其事乃足以相當。
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為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狹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無術以主之也！
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王，動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夫詬誶囂陵，調之而愈棼者，無道以禦之也！
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齊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乖戾致恩義之暌，而其弊或致於無節！治家以嚴者，固不以褻狎致婦子之嬉，而其弊或致於不樂！
故齊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固去其和與嚴之名，而兼乎和與嚴之利者乎！蓋關雎麟趾之體，本於文德；而風火利貞之義，究歸言行。然則欲齊其家者，其所先蓋可知矣！
【評析】才氣絕倫的陳際泰及其縱橫開闔、新意迭出的八股文。
在崇禎八股文救亡振興運動中，陳際泰是位舉足重輕的人物。他極富才情，又最用功，故其八股文在晚明文壇一幟獨樹，備受推崇。
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今屬江西）人。
他為其父四十三歲時所生，自幼瘦弱，其父愛之特甚，怕其夭折，以“三婢”為其小名。舊時鄉俗，以婢為賤，賤則命硬，可保長生，可見家人對他疼愛之深。
陳際泰自幼喜愛讀書，家中卻非常貧困，每天要上山拾柴、路上撿糞以貼補家用，但隻要稍有閑暇，便取書誦讀。他父親怕他年小讀書把身體弄壞，禁止他苦讀，他卻不管不顧，隻苦於無錢購書，無書可讀，便經常借鄰居小兒之書“屏人竊誦”（《明史·陳際泰傳》）。
陳際泰天分很高。八歲時從其姨兄處得到一本《書經》，四角都漫滅無棱，又無句讀，“凡不可句者以意看注得之，凡字不可識者以意切聲得之”（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竟然無師自通，並悟得終生受用的學習方法。
十歲時，從其叔父的藥箱中偷甘草吃時意外地找到一本《毛詩》，有如獲得一件稀世珍寶般驚喜萬分。因怕被其堂兄弟知道搶去，連忙偷藏於衣袖之中。其嬸喊“三婢吃早粥”，他寧可放棄這頓美餐，趕緊竊書歸家，卻被他父親看破了，從他衣袖中將書抽出，極不高興，說：“你這個崽又不聽我的話，到田裏看秧去！”
他便帶著書到深山秧田邊，既要驅趕吃穀種的鳥雀，又要提防山中偷襲的老虎，卻將一本《詩經》從頭至尾讀了二十遍。他天天去看秧，天天誦讀《詩經》。十天後秧出水，一本《詩經》竟已能背誦出來。
後來，他跑到其叔家，把書又放至藥箱之底，其叔與堂兄弟都還蒙在鼓裏。
陳際泰受時代喜好通俗文學的影響，對《三國演義》、《說唐傳》等小說極感興趣。就在他看秧田背《詩經》的這年冬天，從其族舅處借到一套《三國演義》，他便躲在牆角邊曬太陽邊看。他母親喊他吃早粥不應，喊吃中飯也不應，直到感到饑餓時去找飯吃，粥和飯都已冰冷。母親抓住他的衣襟要打他，又舍不得，隻得由他去。
後來他母親請其舅吃飯，責怪他說：
“你為何要借這樣的書給你外甥看，書上盡是人馬相殺之事，你外甥看得連吃飯睡覺都忘了。”
陳際泰連忙接腔說：
“娘，兒子不是看人物，是看人物下截的字啊，現在全都知道了。”
他舅父不信，“試挑之，如流水。十四歲則代父管蒙館”（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因為他家住深山，朋友中沒有習八股文的，他問舅父：
“舅，文章是什麼？”
答曰：
“墨卷。”
回到家裏，問他當蒙館先生的父親，“墨卷”是什麼樣的書。
其父也沒寫過八股文，不知墨卷是何物，便“為大言自靳曰：‘予無書不讀，未識所謂墨卷者。’”（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後來才從鍾美政處問到墨卷原來是選刻的鄉、會試試卷。
鍾美政“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選八十一篇，諷之如兒女說話。爾後凡寫家信與尋常客子書皆用八股法。然泛觀之，未嚐知有所謂破承者。一日見郝鹿野《說書序》雲：‘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八十一篇覆之，果然。自以其意為文，得二寸許，不自信又自喜也”（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二十歲之後，其文名開始聞於遠近。萬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與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同時中秀才。崇禎三年庚午（1630年）科中舉人，四年後又中進士，時年已六十八歲。“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護故相蔡國用喪南行，卒於道。”（《明史·陳際泰傳》）
在八股文起衰振興運動的中堅、江西四子章、羅、陳、艾中，陳際泰這個自學成才、無師自通的八股文高手是以出手快、作品多、質量高而著稱於世的。
他為文才華橫溢，聰敏已極，《明史》中說“其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明史·陳際泰傳》）。若有人向他請教，“輒口占以示，即未成章，或二股，或四股，每多精義。後集為《四書讀》，稿中往往有前後足成之者”（《製義叢話》卷之七）。因其質量高，故留存於世者亦多。清代人說，“計大士稿之見於人間世者，僅及一千餘篇，其蠹爛於梁間者，不知凡幾。然有明執牛耳如震川（歸有光）、思泉（胡友信）諸先生傳世之作，亦不能多於大士，其餘聲華藉甚，不旋踵求其勺瀋不可得。時文世界甚隘，而大士獨得留千餘篇，未可為不幸矣”（《製義叢話》卷之七）。
陳際泰悟性很高，他最懂得時文須與時俱變的特點，故他自述說：“泰文凡數變”（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清代人評價他這一特點時說：“蓋大士才如江海，頃刻萬變，又數十年，氣運推移，故心思、筆力亦隨之而異。《五家稿》所錄渾脫直到古人，王選則較清微矣，周選或專取平近矣。”（《製義叢話》卷之七）
陳際泰的八股文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無論其文風如何變化，卻萬變不離其宗，在尊奉程朱理學上是從不改變的，他自己曾說：“泰文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為宗。”（陳際泰：《太乙山房稿自序》）其《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題文，可見這個特點之一斑。
此文題目選自《大學》，全篇體質純茂，詞旨明達，一改陳氏平日縱橫跌宕的寫法且一歸於經術。
作這種理題，此前各位八股文名家高手，都遵循明初以來傳統，多直用朱熹的傳注以闡釋之，至陳際泰出，才挹取群言，自出精義，與相發明，故能高步一時，無人能出於其右。所以俞長城說他“其學無所承藉，一覽數行，手口耳目並用，質甚奇”（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其《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題文，中幅舉其體，後幅及其用，上自伊周，下舉韓忠獻、李文靖之事，都相融於尺幅，無不顯示其挹取群言，融液經典之才學。
陳際泰才華橫溢，同一個文題他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寫法，針對時局，從題中不斷發掘出新的見解，寫出同題的多篇八股文。其《充類至義之盡也》題文即有五篇，且篇篇皆為名作，有如鵬擊猊抉，想窮天際，不可端倪。特別是其第二篇，“按理揆情，剖析精當，文之最醇者”（見《天崇合鈔》該文評語），實達前代諸公未辟之境。王巳山對陳際泰一題多篇的做法有獨到之見，他評論說：
“先生一題數義者盡多，獨此五義，當是同時興到之作，可使讀者細討古人文心不竭，意境如轆轤之相引。家篛林以此為直接長沙《過秦》三論，柳州《西山》八記，分之則一篇自為首尾，合之則數篇自為首尾，而選家分離乖割，後學不睹其全，沒卻前人苦心矣。”（見《天崇合鈔》該文評語）
在江西派中，陳際泰的性格曠朗而高傲，其文最為奇橫，如風發泉湧，兔起鶻落。有人稱他的文章有蘇（軾）海韓（愈）潮之風，這並非過譽。其文縱橫開闔，筆起波瀾，實理虛情，推闡曲盡。
子曰：直哉史魚一章。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衛有賢臣而皆不展其用，可惜也。
夫史魚以不用死，伯玉以不用去，徒使直臣、君子之名見稱於聖人，亦何益乎！
夫子意謂：甚矣，衛之多君子也。然其最著者，吾得兩人焉。其一為史魚，其一為我友蘧伯玉。史魚之直聲，古今所無，而伯玉之君子，吾黨所少也。
夫史魚於執簡記，奉諱惡，足盡職業優劣之理，即史魚於彌子瑕、蘧伯玉非有生平恩仇之分，而乃奸不去，賢不庸，目將不瞑。君不聽，責不塞，死猶自罰。故曰史魚之直聲古今所無也。乃伯玉之道無可拘方，而彼獨以推移行之。即伯玉之事無可形據，而吾能以情意況之。
故使邦有道也，史魚曰：時幸聖明，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亦曰：吾將仕矣，固異局而同其符。
使邦無道焉，史魚曰：世當昏墊，尤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則曰：吾將隱矣，將兩地而行其誌。
夫伯玉去就綽綽，誠無所需於史魚存沒之薦。而史魚中心養養，誠有窺於伯玉出處之賢。
甚哉！道相高，兩人又以心相許也。史魚生而伯玉庶幾可仕；史魚死而伯玉不得不卷矣。策後人不能故也，而長逝者恨有終窮乎！
君子曰：屍諫，忠有餘也。史魚之死也，賢其生也。辟難，權不足也。伯玉之去也，賢其處也。然而衛以不競矣。
【評析】氣勢雄渾，於正內見奇的陳際泰文。
陳際泰之文，又每多新穎之處。其新穎處又極平正，隻是別人看不到，說不出而已。其文每每言別人未嚐言之理，開前代諸公未達之境，故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能思眾人思慮所不能至，故令人感到奇特。其《直哉史魚》一章題文，即是一篇氣勢奇橫，於正內見新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