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八股，求功名，釋褐衣紫，顯親揚名是他揮之不去的情結。科舉就像叫人上癮的鴉片煙一樣成了他畢生的追求，他曾與友人說：“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製，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對八股取士的批判態度，及其對功名富貴的無限眷戀，造成了曾異撰內心的極度苦悶與蒼涼，產生了思想與行動的巨大矛盾，更造成了他命運的悲劇：從情感上他厭惡束縛思想的八股文，而在理智上，他又明白隻有八股文才能讓他脫貧致富，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故而在實際行動中，他仍以攻讀《四書》、《五經》，鑽研八股文作為自己的首選。
憑著他俊秀的資質，憑著他的苦攻，曾異撰成為晚明八股文壇上出類拔萃的大家，對晚明八股文的變革曾作出過理論上的貢獻。
曾異撰因其真才實學，力主為學要經世致用，對八股有精湛造詣，故當時有許多文士請他為自己的詩文集和八股文集作序。在這些序文中，他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八股文變革主張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反對八股文言“腐妄不可用之理”和言“頭巾帖括糊目而互相呼拜之學”。力主言理要“適於世事”，言學要參以“其人之世”，這就為崇禎年間八股文的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個時期救亡圖存者主張八股文要“有所感觸而後為之”，“借經義以道世事，發揮胸中之奇”，使經義為挽救危亡的國運而效力，其理論基礎便是曾異撰的八股文言理須“適於世事”，言學要參以“其人之世”的觀點。八股文之所以能在崇禎末世出現血色輝煌，與曾異撰的推動有著重要關係。
曾異撰還是晚明文壇的八股文高手，他的八股文寫得無不理足氣充，縱橫激蕩，新見迭出。其論事類的文章皆為排蕩經術之文，其談理講學之文則為清真快逸與定氣、矜格、認脈、摹神之文。他意有所感，則以《四書》、《五經》之言，論今日之事，帶著濃鬱的現實色彩，經世致用的理念表現得特別明顯。《聖人之憂民如此》即為其代表作之一。
這篇八股文的題目摘自《孟子·滕文公》。其所在章節的前後文為：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之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以上是孟子批駁許行否認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不同而發的一段議論。《聖人之憂民如此》這個文題即摘自其中，它是孟子在列舉了堯舜等聖人為救治百姓疾苦而作種種周全考慮與不懈努力的事實後所發的一句讚語。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讚同孟子的見解。
按照八股功令，曾異撰在作此題文時必須遵循孟子的原意，並按朱熹的傳注來闡發這句話中包蘊的微言奧旨，將其寫成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但這個題目前人不知寫過多少文章，若按八股功令，隻有嚼別人嚼過的饃，說別人說過的話，陳陳相因，述腐妄不可用之理，這是曾異撰所不願做的。
曾異撰身處萬曆之後八股文已開始變革的時期，他本人對束縛個性和思想的八股功令已心存不滿，力求變革。故在他的筆下，八股文都能突破功令，以古文的理念來寫時文，並以之表達自己對世事的看法。
曾異撰這篇八股文，並未按朱熹規定的題旨去讚頌堯舜等人如何憂民，而是靈心獨運，異境特開，緊扣題中“如此”二字作闡發。在他看來，孟子所述堯舜禹益等聖人並不能解決所有民生疾苦，他們的才能不同，能解決的民生困苦也不同，“勢未可以遽求備”，故隻能慧眼識才，讓他們在其他賢人的輔佐之下，解決不同的民生疾苦。“粗舉其端，俟夫踵事者有可繼耳”，在曾異撰看來，這才是孟子所說的“憂民如此”的真實含義。
應當說，曾氏的這種見解無疑是獨到且正確的，具有實事求是的曆史眼光，稱得上是“妙筆精思”，“靈區獨辟”（《明文鈔》三編該文評語）。
曾異撰是力主為文要以《四書》、《五經》之言論當今之世的，他這麼去揭示題旨是有現實針對性的。從萬曆後期開始，明代社會日益腐敗，民生疾苦日益加重，其重要原因是萬曆、天啟、崇禎皇帝都不能識拔才能之士，反而重用奸人閹黨，排斥忠貞能幹之士，使得國勢日漸衰微，民不聊生。曾異撰在文中說：“且其時，固不止此數聖人左提而右挈矣。奉若天時，則既命羲和，而皋夔諸臣，備明刑禮樂之官，皆為數聖人之輔者也。使數人而外，而更無協助之工尹，則其憂又有不止於是者。蓋至今歎其有不可勝用之才，而猶屹屹然形神幾困若是。”這段話，就是對明末不能識拔人才的腐敗政治的批判。
這篇八股文隻有中、後四股，省去了提二股和束二小股，這是曾異撰對八股格式的一種變革。曾氏對八股格式對人的拘束牽製早有認識，在變革中自然會涉及這一關鍵，在以古文為時文時大膽革新時文體式，而按闡述題旨的需要去決定體式，此文即將提比和束二小比省略。因提比是虛講，隻在題前著筆；束二小比用於回應揭醒全篇，歸結全文之意。而這些功用，曾異撰在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及大結處均已表現過，無庸贅述。一切從文章的實際出發，這就是曾異撰決定格式的原則和出發點。
曾異撰在作中比時其意思表麵上是縮退一步，實則趕進一步。其出比從聖心來闡述，對比則從民心來闡述，兩兩對映，從而逼取題中“如此”二字的意義，構想奇妙。
後二比則翻進一層，旁見側出，曲盡形容。
在作法上，作者在中、後四比中偏說“僅如此”和“不止於是”，純用八股作法中的“加一倍法”作翻勢來跌宕題意，逼搾下文，使“如此”二字空中激蕩，逼塞全文。
該文氣勢磅礴，中後比淩空盤遠，文意之曲折，用筆之伸縮進退，騰挪變化，無不入妙。逼取下句如在喉間，不吐不快，將題中“如此”二字完全表達出來，又不侵上犯下，曾異撰八股水平之高，於此可見一斑。
莊暴見孟子曰全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嚐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生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樂無古今，惟同民者為能好也。
蓋先王樂民之樂，故其樂至今傳也。如齊王之所好，與獨樂何異！
昔齊自敬仲奔齊，韶樂在焉，至宣王之世猶存。孟子至齊，與王論政者屢矣，無一言及於古樂，以為仁義不施，則雖日取先王之樂而張之於庭，無益也。
一日莊暴以王之好樂語孟子，有疑詞焉。及孟子以莊子之語詰王，有愧詞焉。彼特以古樂在齊，而耽此驁辟驕誌之音為非宜爾。雖然，王果以昔日之樂為足以治今日之齊乎哉！
夫國不期於大小，期於好樂。樂不期於古今，期於同民。今也知獨樂之不若與人，知少樂之不若與眾，是天下之知樂者莫如王也。知與人之為樂而故獨之，知與眾之為樂而故少之，是天下之不好樂者莫如王也。王之心必曰：“吾何獨矣！吾不有妾禦乎哉？吾何少矣，吾不有便嬖乎哉？”嗟夫，此王之所以為獨，此王之所以為少也。
今夫臨淄之中不下十萬戶，王之妾禦、便嬖不過數百人。王日與此數百人者鼓樂田獵之是娛。而此十萬戶中，耳不絕悲歎之聲，日不絕流離之狀，此雖伶倫複作，儀舞再來，民亦必疾首蹙，以為安得此亡國之音也，況世俗之樂乎！
然則好樂之甚者可知已。欲民之樂聞，莫如發德音；欲民之樂見，莫如下膏澤；欲民之善頌善禱，莫如播仁聲。至於德洋恩普，收六國而臣之，擊壤有歌，殿屎不作，則王之樂，亦洋洋乎來矣。後世聞之，以為此非東海之風，而王者之作也，豈不盛哉！
言至此則王必動容而思矣。吾故曰：天下之知樂者莫如王也。言至此，則王必斂衽而退矣。吾故曰：天下之不好樂者，莫如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