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譚元春及其古文化了的時文。
譚元春是天啟年間以古文為時文的高手，他的八股時文別具一格，在天啟八股文全麵衰頹中獨樹一幟。
譚元春，字友夏，湖廣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人。
《明史》中說他“名輩後於惺，以《詩歸》故，與齊名”（《明史·譚元春傳》）。
他二十歲時與同邑之鍾惺結交，這時鍾惺年已三十二歲。兩人誌同道合，共同編選了《唐詩歸》、《古詩歸》，使“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明史·鍾惺傳》），以致“鍾、譚之說大熾”（《明史·袁宏道傳》）。
譚元春從小即潛心於古文及八股文寫作，然至天啟七年丁卯（1627年）科鄉試才考中舉人，並奪得第一，稱為解元，時年已四十二歲，而鍾惺已於此前病逝於鄉。此後參加過幾科會試均不中。崇禎十年丁醜（1637年）他又進京參加會試，病死於旅次。
譚元春與鍾惺同為竟陵派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重要的古文家。他與鍾惺一樣，標舉“性靈”和“幽深孤峭”，反對複古摹擬之風和公安派的“俚俗”。主張對古文進行革新，倡導為文要“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為伍”（譚元春：《詩歸序》），要“孤懷”、“孤行”。他還主張不拘守古法，要對舊格套有所突破，曾說：“嚐恨世人聞見汩沒，守文難破。”（譚元春：《退穀先生墓誌銘》）他的古文追求奇特的文風，章、句、字均呈現出艱澀險僻的特點。
譚元夏也與鍾惺一樣，是一個八股文名家。他自小即浸淫於八股文的寫作之中，與當時的士人一樣，醉心功名，五十二歲仍不畏旅途勞頓，千裏迢迢赴京趕考。在利祿的驅動下，他將全部心智都傾注在八股時文上，故對八股文有很精深的研究。在以古文為時文的大潮中，他是一個弄潮健兒，在時文的寫作中運用古文寫作的理念與方法是必然之舉，也使他在天啟年間成為一個敢於領異標新，獨具特色的八股文名家。
譚元春的八股文與其古文十分接近，在風格上追求奇特，構思、立意必求與眾不同；在句式上追求駢、散相間，故文章凝煉、簡整而別致；遣詞造句必求生冷怪僻，標新立異，決無萬曆末年及天啟時專以摹擬古人及剽竊《史記》、《漢書》詞句的毛病。他雖然與公安派關係很好，特別尊重袁宏道，但也反對摹仿他們，文中沒有公安派的“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的毛病，追求的是“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為詞”（譚元春：《詩歸序》），以致其時文經常不按固有格式寫作，其名作《道並行而不相悖》便體現了這一點。
這篇時文的題目取自《中庸》，這一章之全文為：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根據朱熹的傳注，這一章經文，是講述聖人之德，並說：“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
文題“道並行而不相悖”隻是這章經文中之一句，如隻就題旨來闡釋，題境實難繪畫。即使按慣例，將章旨融會於題中也難以著筆。譚元春與竟陵派的其他人一樣，是個文體的革新派，他有敢於衝破八股文立意及必須肖題之規定，其提比一股說並行，一股說不悖；其中比則將題目上文之“四時之錯行”和“日月之代明”分述一番，根本不管語侵上文之禁，隻就眼前情景，點綴數筆，唱歎一番。其觀物察事都源自己見，皆從自己心靈流出，而不是乞靈於故紙，故顯得見識迥異於常人，這種完全古文化的做法也被當時及後來的許多人視為妙法而奉行。王步青在評點此文時便稱讚說：
“無限神奇，都在裏間。後生妙解此訣，安得不心花瓣瓣開。”
曾晳嗜羊棗一章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醜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醜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以所獨言不忍，而其意可想已。
蓋曾子有不忍其親之心，而嗜特獨焉。
然則所同所獨之論，所以曉醜而非以盡曾子也。且孝子之心，有非後世之所能知者，即以當時孝子之心，有非外人之所能知者，其原皆本於不忍。而要其不忍之事，所不忍之時，與所以不忍之故，其莫有知之者也。
即一羊棗耳，曾晳偶然而嗜之。曾晳死，曾子見羊棗而悲焉。人見其不食也，以為不忍而已矣。至孟子之時，猶傳其不忍也，以為不食而已矣。
由是而想之，可以知其淒然、愾然之狀也。必欲得而明之，無以定其如何淒然，如何愾然之因也，而乃求之於美不美，食不食耶？膾炙之言甚矣。
公孫醜之為淺人也，孟子亦僅與之淺言曰：夫羊棗自不如膾炙也。然而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獨之所在，而曾子悲焉。
子知夫諱乎名之較姓有何差別，而諱惟其名者，非以獨之故耶？諱名者，天下人子之情也；不食羊棗者，曾子一人之情也。天下人子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一本也。曾子一人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養誌也。曾子真孝子也。
嗟乎！孟子之言，其於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之故朗如矣。而未嚐言其所以不忍，則不忍之在當日者，有不可得而言者焉。夫不忍豈有聲色、臭味哉，有所觸而動，或無所觸而亦動。見所獨而觸，或見所同而亦觸。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即曾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況他人乎？此不可與飲食之人言也。
【評析】善作翻案文章的晚明八股。
譚元春為文追求新奇，故喜於八股文中作翻案文章，其《曾晳嗜羊棗》一章題文便是這樣。
這個文題，出自《孟子》。朱熹對用作題目的這段文章注釋說：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譚元春為文力求奇特，無論立意、寫法及語句都力求不蹈別人舊轍。為達到其“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的主張，他打破八股文之禁忌，在該文中大做翻案文章。他扼住“不忍”二字，托言公孫醜為“淺人”，故孟子隻“與之淺言”而推翻“孟子之時，猶傳其不忍”的說法。
在八股文中翻孔孟言論之案，這在八股文史中是極為罕見的。但由於譚元春能“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譚元春：《退穀先生墓誌銘》），將“不忍”二字置於廣闊的曆史背景進行審視，故看得深透，能“立身於題外而於題中眼目仍自不失”，在議論中發前人所未發，所以雖為翻案文章，仍被視為正宗八股佳作。方苞說此文“果有一段議論發前人所未發，足使觀者感動奮興，亦不可以常說相拘執”，把它選入了《欽定四書文》之中，作為樣文供清代士子們揣摩。
本文奇特之處還在於它並未嚴格按照代古人語氣為之的規定，文中幾處直稱“孟子”，這亦是不同尋常的。其文采用了散體結構，語言曉暢，層層遞進，完全是古文之寫作方法。如此等等，都表現出譚元春為文不拘常格，力求奇特的風格。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醜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醜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以所獨言不忍，而其意可想已。
蓋曾子有不忍其親之心，而嗜特獨焉。
然則所同所獨之論，所以曉醜而非以盡曾子也。且孝子之心，有非後世之所能知者，即以當時孝子之心，有非外人之所能知者，其原皆本於不忍。而要其不忍之事，所不忍之時，與所以不忍之故，其莫有知之者也。
即一羊棗耳，曾晳偶然而嗜之。曾晳死，曾子見羊棗而悲焉。人見其不食也，以為不忍而已矣。至孟子之時，猶傳其不忍也，以為不食而已矣。
由是而想之，可以知其淒然、愾然之狀也。必欲得而明之，無以定其如何淒然，如何愾然之因也，而乃求之於美不美，食不食耶？膾炙之言甚矣。
公孫醜之為淺人也，孟子亦僅與之淺言曰：夫羊棗自不如膾炙也。然而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獨之所在，而曾子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