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知夫諱乎名之較姓有何差別，而諱惟其名者，非以獨之故耶？諱名者，天下人子之情也；不食羊棗者，曾子一人之情也。天下人子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一本也。曾子一人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養誌也。曾子真孝子也。
嗟乎！孟子之言，其於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之故朗如矣。而未嚐言其所以不忍，則不忍之在當日者，有不可得而言者焉。夫不忍豈有聲色、臭味哉，有所觸而動，或無所觸而亦動。見所獨而觸，或見所同而亦觸。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即曾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況他人乎？此不可與飲食之人言也。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揭心之所以統眾體者，而即思以惕之焉。
夫心官在思，故與眾體異也。然必思而後得，則思要矣。
且人知物交之害，緣耳目以累心，而不知不善事心者，必使心等於耳目。蓋心之職雖異於耳目，而吾必使心踐是職，而後可以為耳目之主。
是故耳之官在聽，而思其當聽與不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聽與不當聽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目之官在視，而思其當視與不當視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視與不當視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當萬感紛紜，而天君內應，此時謂之心仍其官則可，謂之得思則不可，何也？百慮憧擾，未始不與眾交馳也。夫惟惺然者不昧，而後吾始能有思。而是思也，乃足以宰眾感矣。
當一事未形，而內自攖攘，此時謂之心仍其思則可，謂之非物交物感則不可，何也？獨睹中涵，未始不與眾俱疚也，夫惟洞然者無累，而吾始謂能思。而是思也，果足以杜眾誘矣。
蓋耳目之役，以氣動也，心之思亦以氣應也，均是氣耳。惟官在思而惕之以思，則以理馭氣，而行乎感應之途而無差。
耳目之官，於吾身為視聽之職也，心之官於吾身亦腑竅之列也，均是形耳。惟官在思而宰之以思，則以性治形，而握乎明聰之主而不亂。
然則，心以能思為職，是思之所以異眾體也。而以思踐吾心之職，則吾之所以善治心也。此之謂大體也已矣。
【評析】崇禎八股文振興運動的主將艾南英及其有感而發、樸質堅辣的八股文。
崇禎八股文壇振興運動的靈魂是艾南英。他不僅“以興起斯文為任”（《明史·艾南英傳》），還是八股文振興運動的理論家和八股文寫作高手，為明末八股文的振興做出了很大貢獻。
艾南英，字千子，號天傭子。東鄉（今屬江西）人。
幼極聰穎，七歲即作《竹林七賢論》，表現出很高的論辯天賦。好學，無所不窺。萬曆庚子（1600年）中秀才，年方十八歲，此後七應鄉試均不中，天啟四年甲子（1624年）科鄉試，始中舉人，時年已四十二歲。這時因其座師“發策詆魏忠賢，南英對策亦有譏刺語。忠賢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莊烈帝即位，詔許會試。久之，卒不第”（《明史·艾南英傳》）。
艾南英對自己科舉考試中的辛酸苦辣，在其《前曆試卷自序》中有著詳盡的記敘。因為這是至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惟一一篇詳細記敘了明代科舉考試種種情況的文獻，有很重要的資料和研究價值，特選錄與其八股文有關的部分於下：
而予七試七挫，改弦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正大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師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製義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眾說，陰陽兵律、山經地誌、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為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嚐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艾南英雖終生未成進士，卻“文日有名”。這個使他名馳天下之“文”，既包括八股文，又包括古文。
艾南英是明末著名的古文家。他既有古文著作，也有古文理論。
他論文，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文風，反對剿襲，主張師近人，學習唐宋古文。在唐宋文中又推崇八大家，於本朝則尊奉唐宋派的唐順之、歸有光等人。所以《明史》中說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序》）。
艾南英之所以能享譽文壇，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明末發動並組織了八股文壇的振興運動。
“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明史·艾南英傳》）實際上，艾南英是這四人中的核心。為振興八股文，他嘔心瀝血，建樹良多。
他出於正人心、糾士風以挽救衰微之國運的目的，對八股文的寫作理念進行了重新定位。他認為，八股文應“尊《學》、《庸》、《語》、《孟》之書，斷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為題，敷陳詞義，如一出於聖人之言”（艾南英：《明文定序上》）。為了推行這個理念，他為別人及自己的八股文選本寫作了大量的序言來加以闡釋、宣傳。對不符合這個理念的文章進行了批判。他鋒芒畢露，“負氣陵物，人多憚其口”（《明史·艾南英傳》）。為推行自己的主張，甚至與陳子龍發生了激烈論爭。因為陳子龍等幾社的人為文理念與他的不同，他專程“至雲間，抗顏南麵。大樽以少年與之爭。艾主理學，陳主議論。艾主秦漢，陳主魏晉”（見《天崇合鈔》俞寧世評語），艾南英“酒酣論文，仗氣罵坐”（《吳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四《複社紀事》），“互持不下，至於攘臂”。“雖論者軒艾輊陳，要其獨主所見，不肯雷同，誠藝林盛事也”（見《天崇合鈔》俞寧世評語）。
他與複社也有過節。複社由張溥、楊廷樞等人發起，而以周鍾為之長，曾自刻《經翼》諸選，比之為鹹陽國門之書。艾南英極力貶斥其見，又引發一場大辯論。
為了讓士人們擺脫靡麗空疏文風的影響，讓他們學有範文，他花費了大量精力，對曆代名文和當代合符其寫作理念的佳作進行選編，細加評點，刊行於世。他曾泛舟吳越間，以文來求教者如雲。他將其堆積於幾案之上，每當風日清美，泛舟於明湖之上，酒酣興至，開始評文，將其佳者置於船尾，探信者得知，馬上走報各家說：“某某文中選了！”聞訊來其家中恭賀者盈門，喜宴連日。當時製義被艾南英選中者，有如登第之榮。如風行天下的《明文定》、《明文待》即是他花了多年的時間選編、評點，刊刻行世的。七年後，他總結了這兩種書的得失，又選刊了《增補〈明文定〉、〈明文待〉》，收效更好。
因為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所作八股時文最合於他的為文理念，“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艾南英《序王子鞏觀生草》，載《明文海》）。為讓世人認識他們四人也受時風影響，文中所出現了不合於其為文理念的謬誤，從而明辨是非得失，他又別出心裁，刊刻了《四家合作摘謬》一書，將他們四人文中的謬誤之處一一加以點評，在八股文壇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經過艾南英及其戰友們的這番苦心孤詣的工作，終於收到了成效，據艾南英自己說，“聖賢之道，非果難明也，患無以倡之也”，經過“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裏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丕變”。他在《增補〈明文定〉、〈明文待〉序》中詳細敘述了這種變化後說，這種變化“是誰之力歟？海內有良心者，固當知其所自矣”，儼然以“轉移風氣”的功臣自居。
在晚明八股文壇上，艾南英的八股文雖不如金聲、陳際泰、黃淳耀等人那麼有名，但“樸質堅辣，三家皆莫及之”（俞長城：《百二十名家選》），仍是時文高手，俞長城對他評價很高，說“精嚴如錢吉士，猶遜一籌”。
作為八股文振興運動的發起者，為恢複八股文以程朱理學統一士人思想的功能，艾南英在進行寫作時基本遵從程朱理學。
艾南英論文主理學，注重於朱熹集注中尋理，但他更強調以理論世，行文時往往有感而發，因題生義，故艾南英的時文原本經傳，卻不用一句經語，補題之妙，都為王鏊、錢福舊法，而出以樸實堅辣，非王、錢二人所能及。然而，這種做法又使他的一些八股文產生於題旨發揮尚欠切實研尋的毛病。如天啟四年甲子（1624年）科鄉試，他中舉人時在場屋中寫的八股文，就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評，但剛健之概仍充盈其中，故王巳山稱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