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被後世稱為“文章最高，忠義最烈”的天啟八股大師金聲及其悲涼雄奇、理深情真之作。
在晚明八股文壇上，金聲是文章與品格均冠絕一世的高手，受到當時及後世的推崇。
金聲，字正希，安徽休寧人。“好學，工舉子業，名傾一時。”（《明史·金聲傳》）在進行八股文寫作的訓練過程中，金聲自小就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教育，牢固地樹立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並以此作為其為文、為人的準則。
他於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科中進士，授庶吉士。此時正為明王朝內外交困之際。第二年十一月，清兵即大舉入關，進逼北京。在此緊急危亡之秋，“聲慷慨乞麵陳急務，帝即召對平台。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遭遇聖明，日夜為陛下憂念天下事。今兵逼畿，不得不急為君父用。’”（《明史·金聲傳》）疏文獻計獻策，表現出高度的忠義之情。後屢上疏言國事，慷慨論列，但都不見用，“遂屢疏乞歸”。剛退居林下，群臣便交薦，都懇辭不赴。至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年）時“廷臣交薦，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見，未赴而京師陷”（《明史·金聲傳》）。金聲麵對國破帝亡的慘痛局麵，腦中的儒家理念促使他一改退隱不出的做法，而踏上了抗清的不歸路。
福王在南京稱帝，超擢金聲為左僉都禦史，他堅辭不就。南京被清兵攻陷，“列郡望風迎降”，金聲卻集士民，率義兵拒守安徽各地城池。唐王授他為右都禦史兼兵部侍郎，“總督諸道軍”（《明史·金聲傳》）。他率義兵分守關隘，抗拒清軍，各地紛紛響應，收複了江西、安徽大片失地。後因人叛變，在績溪兵敗被俘，被押送至南京。降臣洪承疇親自勸降，被他嚴詞拒絕並對洪承疇多方嘲諷。清兵隻得將他處死。臨刑時，他對追隨他抗清而一起被俘的學生江天一說：“子有老母，不可死。”江天一回答說：“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兩人便慷慨赴刑場就義。師生二人的民族大義，備受後世景仰。
死後，唐王追贈金聲為禮部尚書，諡文毅。江天一隻是歙縣的一個秀才，沒有封贈。
金聲為明末的八股文高手，與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一起被稱為“時文四大家”，許多人甚至認為他的水平應高於其他三人。清初俞長城曾評論說：
“懷宗初服，國是漸非，文亦不振。金正希崛起為雄，力追古初，為文幽深矯拔，為啟、禎之冠。”（引自《製義叢話》卷之六）
金聲以一個滿腔忠義之士為時文，又以振興製義為己任，故其文皆力矯當時空疏無用之風氣，無不貼近時事，有感而發，慷慨激昂，言之有物，且合符儒家理念。其題出自《論語》的《德行顏淵》一節題文，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這是一篇在明清八股文壇流傳不已、膾炙人口的名作。
該題若平平地順說，則無法使其悚惕世人心目。作者在中二比裏，將題下二節之政事、文學科目拈來闡述，妙在反複痛快。雖然文中以四科名目作鋪陳，固屬無味，然其指事類情，悲時憫俗，可以感發人心，扶植世教，又有何不可。且作者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個科目八個實字忽翻得嵌空玲瓏，尤能使無情處都有情，足以見作者手法之高。
全文以悲涼雄奇之氣貫串，令人作驚雷怒濤之思，不作淒風苦雨之想，是作者為文的一貫性。八股文至萬曆末年以後，特別是到天啟年間，真氣索然。金聲、陳際泰等數家聚經史之精英，窮事物之情變而灌注於八股製義之中，所闡發的題義皆為其心得，言必己出，不襲陳詞濫調，氣必悲壯雄奇，或沉鬱蒼涼，為天啟、崇禎之際沉靡的八股文注入了生氣。故此文立意雖粗，然生氣鬱勃，可以滌俗士之鄙情，開初學之思路。吳蘭陔說此文“滴淚迸血，製義中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見《天崇百篇》該文評語），的確是中肯之言。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可以逆成，正名之義切矣。
夫言以行事，不得於言而求諸事，不亦左乎？
若曰：子迂吾說，將謂拘於理，而不達於事也，而不知吾說，誠計事之深者也。以為吾欲為政，則必以興事為期，有如為之而無成，此其君無樂乎有國，而其相亦無貴乎當國；且吾業為政，則無自操事之體，亦惟是申命以行之，豈徒惟其言而莫予麵違，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順矣。
順逆之故，初不必驗於言後；
而成敗之機，吾早已見於事前。
將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號，百姓於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義有所錯，要必始於父子，而今大義先蔑如矣，則而象之，其又何誅乎？雖令之不聽，雖呼之不應，吾見廢焉而反耳。
將有事於境外，則尺簡寸牘，四方於是乎觀辭命焉，朝聘會盟，繼好息民，則又必稱我先君，而今紊然於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其又何稱乎？或詰我而無辭，既欲蓋而彌彰，吾見其動輒得咎耳。
蓋勳業之在天壤，未有可獨立而就，天與人歸，即帝王尚煩其擬議，故謨必而後定命，猶必遠而後辰告，豈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僥幸之圖？
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辭窘，雖英雄無所用其智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誥而尚有疑，況乎絕裂典則，而漫以行其矯誣之意？
由斯以觀，不順於言，而求成於事，必不得之數矣，而其弊皆自名始，子謂為政而不期成事則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
【評析】借題以抒胸中積鬱，寄托感時傷世情懷的金聲八股文。
金聲以其廣博的學識及不羈之才氣，在天啟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往往借題以攄胸中之鬱積，其文便會衝出題目之外去發議論，寄托作者憂國憂民、感時傷世之情懷，這便成為金聲八股文的一大特色。其《言不順》二句題文便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這篇文章，滿紙沉鬱悲壯之氣，寄托了作者悲時傷世的無限情感。
八股文本是用來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的，但到了天啟年間，一來受時文與古文相融合趨勢的影響，二來在閹黨橫行，“威福日甚，鷹犬日眾，四方孔道，民無敢偶語”的環境中，正直的士人隻有借八股文來道世事，抒胸中之奇。故他們的八股文常充滿了鬱勃古氣，多淩古鑠今之作，而八股文的文體及功令往往被突破。這篇時文便是這樣。
作為尊奉儒家思想的誌士，金聲在八股文寫作中當然會遵循題中的義理，並以孔子的口氣代聖賢立言，這從本文的破題、起講中便可以看出。但作者要以此文來發攄胸臆，表達自己對時局的深切憂慮。在中二比中，作者說“將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號……而今大義先蔑如矣，則而象之，其又何誅乎？雖令之不聽，雖呼之不應，吾見廢焉而反耳”，這些議論，不正寫出閹黨專政時的政治狀況嗎？至於後二比中的“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辭窘，雖英雄無所用其智力”等話，則更是作者在進行情感的渲泄，其沉鬱的心情都表現無遺。
然而，作者既要將原先專用以載孔孟之道的八股文作為表達感時傷世情感的工具，就必然會衝破八股文束縛過嚴的種種功令。如本文即衝破“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個文題內容的限製，而將其闡釋範圍擴展到題文之上下文，這樣做是違反八股文寫作規定的，有侵上犯下之嫌，但由於全文法密意精，隻是從題目內破空而出，故足以彈壓一切，自然也成了一篇傳世之佳作。
天下之民舉安
大賢圖安天下，其所望於王者大矣。
夫去則去耳，以天下安危之所托，安能浩然哉！
若曰：予非齊人，於齊乎何私，於齊王乎何戀。予之來齊，實為天下計。予初一見王，而即為天下生民喜也。不幸時會不遇，大業未就，乃至齊境之人，亦得藉口為笑，而豈如一旦用予之後，雖區區安齊，尚非予事哉！
天祐下民，君臣相得。藏天下於予懷，尚屬夙昔；運天下於掌上，審在斯時。
辟地朝強，蒞夏撫夷，王不過以求天下之大欲，而予則因而藉以行安天下之大事。蓋合天下隻為一齊，若近乎私，要之中原鼎沸，民莫適從，使天下攝於齊而不二，即齊所以置天下於不顧，予與王可坐而定之。
興兵危士，構怨結禍，王即未有安天下之深略，而予可節而取其安天下之仁心。蓋一國之才，與天下之才，雖若有異，要之幹戈不息，蹙靡有騁，本懷安天下之心以完一齊，即可推此安一齊之心以被天下，予與王直舉而措之。
當斯時也，舉天下之民，皆登名世之袵席，相率而歸其功於王，而王不任受也。王不得予，其去世主無幾耳，誰與成厥功？
舉天下之民，將脫暴君之水火，相率而歸其德於予，而予弗任受也。予不得王，終鄒魯一布衣耳，誰與布厥德？
無已則舉天下之民，仰而歸其功，若德於天。蓋用其學以安天下，予所能自必也；用其資以安天下，予所能必於王也。使王為天下而必得予，予為天下而必得王，則非予與王之所能必也，此天下億萬生民之命也，而予能無望乎？
嗚呼！大丈夫盱衡今古，俯仰天地，遠則且廑萬世之慮，近亦時存天下之心，尚不屑圖一國之勳，而或以為來幹一世之澤者，豈不悲哉！
【評析】樸質老辣，用法無痕的大師八股文。
金聲之文，講究寫作方法與技巧。但他修養很高，能做到篇法之妙，不見股法；股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用法而不見痕跡，渾脫瀏離，神光離合，達到很高的境界。其《天下之民舉安》題文即是其代表作。
這篇時文的題目，出自《孟子》，原是孟子回答一個叫尹士的齊人批評他去見齊王，而又離開齊王的原因時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及其上下文為：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誌。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金聲作此文題，不從安天下去鋪排，若那樣做，便是買櫝還珠，去之千裏。他精研經文，且有感天啟時有才有德之士不得重用的現實，將全文的主腦放在論述孟子與齊王的關係上，把安天下與齊王是否用孟子聯係起來。在金聲看來，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功，須得王用，齊王用之與否，又在天命。文章逐步縮歸實地，不作一句敷張而作者感時傷世之心意即呈露無遺。
這篇文章在代聖賢立言這方麵做得很好，通篇用孟子的口氣，極切合孟子的性格與心理。但作者並未按八股文必須謹守題字行文的規定行事，而是將題之上下文都融合在文章之中。題中的一個“舉”字，是從上文的“由足用”生根，從“如用予”發源，從“則豈徒”領脈，緊緊回抱，直注下“予日望之”，這樣，“舉”字的真精神便出來了。具體而言，正文的前二股發揮“安天下”，層層回抱上文，使“舉”字精神顯突。正文的後二股即上承“如用予”，下注“日望之”，作者感傷時事的一片熱腸，都在此一句中滾滾流出。故王巳山在評論此文時，說它“麵實神虛，氣愈王而情愈愴”（見《明文鈔》五編該文評語）。金聲極善於扼定本題字麵，透發上下文之神理，這種做法完全是吸取了古文寫作的精髓，而形成了金聲時文與古文相融合的特色。
該文還顯示出金聲時文的另一個特點：用法而不見痕跡。此文沉鬱悲愴，以情致取勝，以至於法截而脈通，又絕不見勾勒貫注之痕跡。後二段“王”與“予”互說，尚是繞上之常法，至補出“天”字一層，為下文“望”字張本，則就不是尋常手段了。故吳蘭陔稱其為“滄海橫流，鴻文無範，卓乎大觀”。還有評家稱其為“淋漓感慨，古氣鬱勃，真淩古鑠今之文”。這都是對金聲寫作技巧的高度讚賞。
晚明八股文大師艾南英是金聲的知音，曾對金聲的製義時文作過一番綜合評述，指出其文的特點在於“潔”。他認為無論是古文、時文，“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致者也”（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載《明文海》）。“天下方習尚浮腐餖飣經語、子語，以日趨於腐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正希之文，浮氣斂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矣。”（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載《明文海》）金聲的“學問深淺，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樸為高，以深為老，則未嚐有今昔之異也”。
艾南英還指出：
“製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為古，其弊亦歸於庸腐。”（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載《明文海》）
艾南英與金聲是誌同道合的好友，他對金聲時文的評價是知人知文之言。他告訴我們，金聲的時文是沿襲了嘉靖時以古文為時文的做法，並與古文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他的時文不沾染萬曆末年和天啟時的弊端，文詞潔淨，不尚浮華，無浮誇及昏庸之氣，以樸質為高，以說理深刻為老辣，生氣鬱勃，可以洗滌俗士之鄙情，給人以昂揚的力量。故其文以幽深蒼涼而獨立於天啟、崇禎，備受後人的欽敬。
其爭也君子
想君子於爭，究成其為君子者也。
夫觀君子於爭，則其爭自不猶人之爭也。
爭乎，亦有君子存乎？且自無爭之名美，而無爭又為爭之捷徑。然而借羲黃以文末俗，仍還其末俗而已矣。何也，持世不論爭不爭，但論君子非君子耳。非君子則無爭亦愈非君子也；誠君子，不必無爭而始見君子也。
蓋定爭於世人，則當究所爭。所爭者，介一爭於性情之內者也。
定爭於君子，則當據其爭。其爭者，寓性情於一爭之內者也。
故觀於射而其爭宛然矣，正不必以讓而蒙爭。
觀於射之爭，而君子悠然矣，亦未始以爭而蒙君子。
夫萬物之囂也，鎮之以無爭反不定，鎮之以其爭必定也。令君子必欲諱爭，則爭永為淩軋之徒所據。而爭不靈，孰知一射也，而風期栩栩存乎？爭固巧傳君子之風期也。
夫性命之傷也，不難以無爭砥天下之爭，正難以其爭砥天下之讓也。令爭中竟無君子，則君子反為悠悠之輩所托，而君子不靈，孰知一射也，而神味油油露乎？爭固曲流君子之神味也。
然則弧矢之利，蓋先生所以陶君子矣。學問可以處爭而後有用，故廁之征誅之運，而自開禮樂之統者，其人回淵乎可思也。夫淡漠之境，有君子矣，角逐之境，更有君子耶？然則短長之觭，又天下所以礪君子矣。經濟可以用爭而後不窮，故參之智力之會，而彌鬯道德之靈者，其神洵穆乎自遠也。夫衝夷之中，或無君子矣；雄銳之中，轉有君子耶？
非君子之化爭於讓也，直君子化爭於爭也，還以其爭焉可。
吾性中不留一君子之爭也，世道中乃留一能爭之君子也，還以君子焉可。
其爭也君子，而君子豈為爭掩哉？故曰無爭。
【評析】隻用八股文操練嘴巴及文筆的項煜及其刻意求新之作。
在明代八股文史上，項煜是少有的一位文品高卻人品低的八股文名家。
項煜，字仲昭，號水心，蘇州府吳縣人。天啟四年甲子（1624年）科中舉人，次年即天啟五年乙醜（1625年）科連捷中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少詹事兼翰林侍讀。
甲申（1644年）巨變，李自成攻陷北京，不久稱帝。項煜投順新朝，授官太常寺丞。李自成失敗後，他逃至南京，以失節降敵下獄。後因捐出大筆銀子助餉得以出獄。
清兵南下，亡命至浙江慈溪，被鄉民所殺（見《小腆紀傳》卷一九），在八股文史上留下一個臭名。
項煜早歲喪父，家中貧窮不能自給，但能發憤攻讀儒家經典及八股時文。每天獨坐一小樓讀書，徹夜不眠。其祖父心痛他，禁止他如此苦讀。他便將窗用布遮住，默誦達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