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五章(1 / 3)

【評析】潔淨中含靜光遠致的晚明小題文。

這是王思任的另一篇八股名作。

這篇八股名文的題目出自《大學》,其所在的那章經文為: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朱熹對這節的經文注釋說:“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在晚明以放浪著稱的文士中,王思任是一個通脫自放,卻又能在大原則上遵守儒家正統觀念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性好謔浪,好以詼諧為文,無人不知,但他為人有原則,決不背離他自小攻習八股文而養育起來的儒家倫理觀。他處事待人既有圓,又有方,平生喜謔,卻又正氣凜然,明亡後能舍生取義即是明證。正因為如此,他的八股文在萬曆後那個反叛傳統,各行其是,紛紛背離朱熹傳注,衝破八股格式樊籬的變革時代,仍能不違矩矱,遵守功令,是萬曆時典型的正統派八股文。《人莫知其子之惡》就具有當時正統派八股文的三大特點。

在內容上,該文能遵經依注去發掘題中包蘊的微言大義,且使隱晦曲折的題旨變得明白暢達,讓人易於知曉。

按照八股文寫作的傳統功令,對題旨的把握及發揮都必須依據朱熹等人的傳注,嚴格在他們規定的思想框架內進行。這種規定極大地束縛了士人的思想,到了萬曆這個要求個性大解放的時代,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挑戰和衝擊,鑿樸散淳,離經叛道已成為時代風尚。在內容上,此時的八股文可以別出己意,不必遵經按傳,其激進者,更是明棄師說,離經叛道,恣為誕妄,刻意求新。“苟新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敘,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這就是萬曆時的禮部尚書沈鯉對當時求新求變的八股文壇的一種斥責,卻也反映出萬曆時的八股文的真實麵目。由於這種變化破壞了八股文的載道功能,使之喪失了向士人灌輸儒家倫理價值觀的功用,因而受到了當時及後世許多人的指斥,力主恢複明代前期雅正的傳統,這些人便是當時的正統派。受教養所囿,王思任在八股文的寫作上是個正統派,主張依經按注行文,《人莫知其子之惡》便很好地做到了這點。

王思任的這篇時文,根據經文中的“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及朱熹注釋中的“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的思想,對“人莫知其子之惡”進行了深入的闡發。王思任是個熟知世情的人,深知造成“人莫知其子之惡”的原因在於溺愛。溺愛二字世人皆知,但很少有人能說出其中的所以然。他便在文中將世上常見的父母溺愛其子的種種情狀一一羅列,使溺愛所造成的遺害暴露無餘,從而警醒天下父母,不再溺愛子女,這就收到了代聖賢立言之目的。

為使認識到的題旨能透徹發揮,王思任在寫作時使用了“加一倍法”。八股文寫作特別重視審題,用其行話來講就是“相題”。相題有法,規定首先要認清題之本麵,再理出題之對麵。“人莫知其子之惡”的本麵是其子,對麵即其父。題又有正麵和側麵之分。此題的“莫知”是正麵,“他人知之者”是側麵。在相題時,要發掘出本麵的各個層麵的意思,才能將題意寫透。王思任的筆下,“莫知”分二層,一是不知不覺。不知不覺是因其父不智,是真的不知。一是故意不知,故意不知是因為用心不誠,是假裝不知,這就是朱熹在注釋中所說的“溺愛者不明”故“偏之為害”。

王思任作此文是以提比和中比的側麵對正麵,後比和束比則以對麵對本麵。八股中股股相生,無非就不知不覺,故意不知兩意變化言之,不僅使題之正麵和本麵闡發透徹,又切中人情,洞合世事,使俗諺成為千秋龜鑒,完整地闡發出孔子與朱熹的思想。

本文第二個特點是八股體式完備。八股體式是為了保證題旨得以準確、全麵、深入闡發而設置的。由於這種體式使得士人在寫作過程中對程朱理學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思想束縛越來越嚴,故萬曆年間的八股文的變革之風便直指這一根本問題。八股體式幾乎被人丟在腦後,不僅不用八股,連六股也極少使用,絕大多數的時文僅用四股、二股,有的還化比偶為單行,僅按題麵分兩截、三截來闡發題旨,有的幹脆用散體,呈現出明顯的古文與時文合二為一的趨勢。這種做法,使八股文傳統的載道功能受到極大破壞,以至於顧炎武要驚呼時人“不知八股為何物矣”。隻有少數正統派人士還堅持傳統,在寫作八股文時用六股,但八股標準體式運用也不經常。王思任這篇時文卻使用了標準的八股格式。不僅破題、承題、起講、提二比、中二比、後二比、後二小比、收結無不齊全,連原題、入題都一項不少,這在當時是殊為少見的。八股部分股股相生,臚列情狀從四麵八方寫來,層層撏剝,而溺愛不明之弊,全盤顯出,從而警醒世人。且每比前用挑剔引其端,後用詠歎足其意,無一字作含糊語,說個盡,發得透,便足以使人動色相戒。

當然,王思任身處萬曆那個挑戰傳統的時代,他又不是一個道學家,他的八股文也不會恪遵八股體式,也會依照行文需要而加以改變的。例如,此文的破題就犯有連上之病。《人莫知其子之惡》是個截上題,它截去了上半句“故諺有曰”。按規定,截上題不能從已截去的字麵說起,可是王思任在作破題時竟說:“諺有譏人父者”,亮出了被截去的“諺”字,這就屬連上,違背了八股功令。八股作法特別強調,若所截去的上半句中有“曰”、“詩雲”、“書雲”、“子曰”、“孟子曰”等字者,都不能從題字上說起,王思任偏偏要從“諺”字說起,便是有意在挑戰功令,表明他並不是個墨守成規者。

此文的第三個特點是突顯出了作者的個性。

當代許多人一說起八股文,便認為它死板,是一種文字遊戲,束縛了個性,顯現不出作者的性格與氣質。其實,這是不懂八股文之所致,優秀的八股文如同好的古文一般,能盡顯作者的學識與才情,表現出其獨特個性,隻是這類文章在八股文的初創階段為數不多,因為其時特別強調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逾,不過敷衍書義而已,且當時管製極嚴,人們不敢,也無法表現其才情、個性。到正德、嘉靖之後,唐順之、歸有光之徒,以古文大家氣魄,運之時文,八股文的格局為之一新。特別是到萬曆之後,八股文大變,人們或講機局,或尚才情,或喜詞藻,日新月異,八股文就成了人們發表崇論宏議的平台,表現個性的工具。議論縱橫,氣勢雄渾之文有之;體氣宏大,表露性情之文有之;擬聲摹神,生動活跳之文有之,故不能一律將其視為死板。

例如徐文長為人狂放、尖刻,他的八股文就表現了這種性格。其《今之矜也忿戾》文雲:“其視己也常過高,而身心性情之際,每懷不平;其視人也常過卑,而親疏遠近之間,鮮能當意。義利之辨未嚐不明,但其所見者自以為義,而謂天下則皆利也;是非之故亦未嚐不悉,但其所執者自以為是,而謂天下則皆非也。此非直渾厚惇大之體無所望也,好勝不已,而其勢必至於爭矣。”言為心聲,古今詩文往往能自肖其人,八股文則言之尤暢。此文刻畫矜字、忿戾字入骨,直肖徐文長其人,八股文之可以表達人之性情於此可見一斑。

王思任的八股文也常表達出他的個性,《人莫知其子之惡》即是明證。

王思任聰明絕世,伶牙俐齒,為人諧謔,風趣尖刻,舉世無雙。他自稱“興還高,人不腐。舌如風,笑一肚。要讀書,恨愚魯。半通今,半博古”,便是這種個性的自我描述。這種個性,不僅在其詩文中得以反映,在其八股文中也有表現,使它們帶有明顯的王氏印記。

如作者在概釋父子關係時說:“而家之中,莫親於父子,亦莫疏於父子。非父之疏其子也,親極反更疏耳。”這番話一語道破父子親疏相互倚存的辯證關係,讀了便讓人明白父子間過分親愛便是自我疏離,從而領悟到溺愛之極便是害子之極。寥寥數言,句句存作者尖刻之性,出其矢口放言,略無忌憚之情。

文中多譏諷之語,如在描寫父母偏愛時說:“凡言人之子俱不美,獨言及其子則無不美”;“本愚也,而以為誠篤;本狂也,而以為高明”;“譽言至則惟恐其不詳,毀言至則惟恐其太盡”。這些話描述出父母溺愛子女的種種情狀,語帶戲謔,內含譏刺,無不是王思任性好謔浪的反映。

用八股文表達性情源起於正德、嘉靖以古文為時文之際,盛行於萬曆之後。王思任此文是一篇議論縱橫、妙趣橫生又說理透徹的好文章,它充分展現了王思任的個性,可視為萬曆時用八股文表達人之性情的代表作。

孔子曰諾。

已去之時,聖人不諱言之也。

夫時之既去,聖人不能挽,亦何必諱哉?為孔子者,有諾而已。

今夫時者智力之所不得爭,而老者聖賢之所莫能辭也。從古英豪,不免為既去之時,降心短氣,而權奸之徒,亦時時挾此以摧抑天下士,若陽貨之於孔子是矣。

然使貨曰已逝,孔子必曰未逝。貨曰不我與,孔子必曰吾與。欲與貨爭乎?抑與時爭乎?而孔子政不必爾也,漫聽而漫應之,曰:有是哉,大夫警我以已逝之日,而惜我以難得之年也。雖然,丘非敢忘也。

去日苦多,來日苦少,非惟大夫知之也,予亦已念之矣。

往不可追,來不可必,非惟大夫命之也,予亦已深憂之矣。

謂不知老之將至者丘也,豈遂至耄而忘年!夫丘不嚐曰吾衰已久乎?三年期月之思,正為此有盡之時悲也,感慨唏噓,亦自有不可奈何者,即如大夫教雲爾。

謂優遊以卒歲者丘也,豈遂至樂而忘死!夫丘不嚐曰假我數年乎?鳳鳥河圖之歎,正為此有窮之日憂也,俯仰悲懷,亦自有計無所出者,誠如大夫言雲爾。

蓋嚐思去魯,去衛,去齊,去楚,去陳蔡,棲棲皇皇,不知身之既老,而由今日以前一追思之,乃知此魁然七尺之軀,彈指於風塵轍跡之下,而逝者遂如斯也。往日之惜,何必他日代為我計乎?

又嚐讚《易》,刪《書》,定《禮》,修《春秋》,矻矻孳孳,不知歲之幾更,而由今日以後一逆數之,乃知此茫茫然百年之期,轉盻於幾席丹鉛之間,而人壽複幾何也。時命之衰,何必當途者過為我慮乎?

子夫夫往矣,吾知所自處矣。吾將仕矣,勿更為我憂矣。

【評析】鍾惺及其古文與時文相融合之八股文。

鍾惺是萬曆時獨樹一幟的八股文名家,又與譚元春同為竟陵派的領袖,有共同的文學思想,且同為以古文為時文的八股文高手。

鍾惺,字伯敬,號退穀,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縣)人。

他於萬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科考中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稍遷工部主事。後改任南京禮部主事、郎中。天啟初年,擢福建提學僉事,在任上要講授《四書》、《五經》,評閱歲、科試的八股文試卷,及寫作八股文程文。後以父逝丁憂回鄉,卒於家。

《明史》本傳中說鍾惺“貌寢,羸不勝衣,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明史·鍾惺傳》)。他的這種性格對其文風有一定影響。

鍾惺“與同裏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為《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為通人所譏”(《明史·鍾惺傳》)。

鍾惺擅長古文。他為文既不願剿襲前後七子,“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又不願學公安派“戲謔嘲笑,間雜俚語”,“思別出手眼,以求絕出於時俗”(《列朝詩集小傳》),終於形成與其個性相契合的“奇情孤習”(《周問孔詩序》),“深幽孤峭”(《明史·鍾惺傳》),及簡約精警,別出心裁的為文風格。

陸雲龍在《皇明十六家小品·鍾伯敬小品序》中說:“至其為文,類曰:‘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則其錘煉、推敲,皆備良工之苦心者。”又說他“苦於鍛局”,“苦於修詞”,“寧簡無繁,寧新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癡,工苦之後,還於自然”。鍾惺古文寫作的特點,同樣表現在其八股時文之中。

鍾惺是一個以古文為時文的八股文名家,他把自己古文寫作的方法都運用到了八股時文的寫作當中去,故他的時文最像其古文,是萬曆時將古文與時文相融合的代表人物,除開文體格式還大體保持八股文的部分要素外,其謀篇、煉局、推敲、修詞,所追求的文風,都酷似其古文,可以說,其時文是竟陵派時文,具有與其他人的時文不同的特點,這從其代表作《孔子曰諾》中可見其一斑。

這篇文章的題目出自《論語》,它所在的這一章經文為: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論語》中的這節經文,論敘的是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的情節。看起來孔子似乎有些狡黠,兩人不巧相遇於途,又頗具戲劇性。陽貨其人,為季氏家臣,他把季桓子囚禁起來,自己把持了魯國的政權,並想請孔子出來做其助手,對這樣的人,孔子是不可能與之合作的。陽貨也很聰明,利用孔子一貫講求“仁”與“知”來譏刺孔子。而孔子認為,與陽貨合作,不能算“仁”,接受陽貨給予的出仕機會,是違背了“知”,所以孔子便敷衍他說:“諾。”從這節文字中可以看出孔子不為富貴、貧賤所動,堅持自己的理想,無怨無悔的人格特征。故《四書集注》中說:“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嚐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禮答之,不複與辯,若不喻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鍾惺這篇八股文,扼住孔子為何要說“諾,吾將仕矣”來代聖人代言,闡述孔子既不願助陽貨,又要說“諾”的道理。鍾惺文中發掘出孔子說“諾”,非陽是而陰非,文中以孔子之語氣,說出許多證據證明,恰好他自己的生平行跡,與陽貨的話相合,便可顯示孔子之言並非虛假。

鍾惺此文,是借用了八股文的軀殼來作說明文。他以流暢生動的文筆描述題麵,既闡釋了“諾”之神,又風流蘊藉,表現了作者“冷眼穎心”的古文構思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