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東林領袖顧憲成及其題理純正，寫法新潮的八股時文。
顧憲成在明代八股文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於萬曆中後期曾奮起倡導八股文回歸傳統，開了天啟、崇禎年間艾南英等江西派八股文振興運動之先聲。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先生。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四年丙子（1576年）科舉鄉試第一名。萬曆八年庚辰（1580年）中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吏部。後謫桂陽州判官，曆任處州、泉州推官、吏部考功主事、員外郎、文選司郎中。後因議論“三王並封”及廷推閣臣，“忤帝意，削籍歸”（《明史·顧憲成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
自小即開始的八股文寫作使顧憲成牢固地樹立起了儒家正統觀念。他立朝講求節操，“舉公廉第一”（《明史·顧憲成傳》），與趙南星、鄒元標被稱為“三君”。在朝廷不畏權勢，敢於直言，因上書指責執政者處事不公而被謫貶，回朝後又上疏反對神宗三王並封事。萬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京察，他協助趙南星等人“秉公澄汰”（《明史·趙南星傳》），“盡黜執政私人”。任文選司郎中時，“所推舉率與執政相抵牾”，廷推閣臣又忤帝意，被罷官歸裏。
出於儒家正統觀念，從維護明王朝的統治出發，顧憲成對隆慶、萬曆年間的八股文變革是極不認同的。在他看來，這種變革，使得程朱傳注被歪曲甚至是背棄，讓各種社會思潮甚至是異端邪說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八股文。萬曆十年壬午（1582年）前八股文尚有正大和平之餘氣，至萬曆十七年己醜（1589年）之後則全為幽深奇詭之文。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年）之後，文之陋俗，亙古未有，浮滑、枝蔓，工揣摩者，率尚富麗。喜奇峭者，爭尚淩駕，插入詼諧惡套，補襯爛熟《國策》、《史記》套語，全章數節，稍加點竄，即成一篇文字。在這樣的文風影響下士人的思想必然不純，以這樣的八股文選拔出來的官員隊伍整體素質必然下降，官場道德淪喪之人屢見不鮮，層出不窮。作為掌管天下官員任用大權的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對這一點的認識比誰都真切，故立誌矯正八股文之流弊，開始了他欲使八股文重歸傳統雅正之路的努力。所以在他罷官歸鄉之後，便在宋儒楊時書院舊址創建東林書院，欲以楊時師事二程、精研孔孟絕學為榜樣，倡導程朱正統學脈來撥亂反正，清除“衍於正、嘉而盛於隆、萬”（見《製義叢話》卷之四）的王陽明心學影響，對抗李贄風靡天下的異端學說。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承負“載道”與“代聖賢立言”，塑造士人靈魂的八股文歸於雅正，進而達到重整道德，提高官員隊伍的整體素質，澄清吏治的目的，以挽救亂象已成之時局。
而要撥世事之亂，反思想之正，就不能不論及當時八股文無序變革時出現的種種弊端，就不能不觸及時事，觸及朝政。東林書院大門上那副有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反映出顧憲成等人所素有的憂患意識和參與意識。所以《明史》中說顧憲成“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途相應和”（《明史·顧憲成傳》）。樊樹誌先生在其《晚明史》中根據康熙、雍正、光緒刊行的三種《東林書院誌》上的記載，便說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隻是講說《四書》，他與高攀龍的講義，“絕無‘議論朝政，品評人物’的內容”（見樊樹誌《晚明史》第六章。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又根據神宗欲重新起用顧憲成為“南京光祿少卿”，顧“力辭不就”，自稱早已不問政治，“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引自《晚明史》第六章）的說法，而推斷顧憲成的東林講學與政治無關，都是不對的。
樊先生這種說法表明他沒有弄清萬曆時期八股文的狀況以及書院講學與八股文的關係。
明代隆慶、萬曆時所結文社與所建書院沒有不與八股文寫作相關聯的。八股文是士人獲得榮華富貴的工具，東林書院講學，若不和指導八股文寫作相結合，隻講恢複程朱理學正脈，會出現“每年一次大會與每月一次小會，屆時吳越及其他各地士子紛紛而來”的盛況嗎？要知道，在萬曆中後期，正是士子對李贄之學如醉如狂的時期，會有那麼多士子單為聽講程朱之學便從四處趕來，以致東林書院的講堂都容納不下嗎？當時背棄程朱理學的言論主要就出現在八股文中，樊樹誌先生引用了顧憲成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其中有“尊經”一條，實際就是針對八股文的變革而來。他曆數不尊經的種種表現說：“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超，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要知道，這些現象，都表現在萬曆中後期的八股文中，這從當時許多正統派人士對八股文的批評言論中可以得知。因為八股文的功用便是載程朱理學的，而萬曆時期受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八股文中對程朱傳注或穿鑿，或矯誣，或淩駕，使得程朱理學已經荒腔走板了。顧憲成在講學中既要涉及八股文，欲矯正時風，使其回歸雅正傳統，他能不對當時八股文背離程朱理學的現狀提出批評嗎？而造成萬曆時期八股文背離程朱理學之風，又與當時朝廷手握鄉、會試衡文選士大權的官員的提倡有關，顧憲成欲矯正八股文的弊端，能不指斥這些人物嗎？在明代，程朱理學及八股文與政治有著很深的關係，很大的影響，談程朱理學，談八股文就必涉及政治，這是一種常識。所以說顧憲成東林講學不涉及政治的講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次，認為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之餘絕不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說法也不符合顧憲成的個性、為人及思想學養。
顧憲成自小即浸淫於八股時文之中，“幼即有誌聖學”（《明史·顧憲成傳》），長大後處處以儒家道德倫理價值觀來規範自己的思想行為，所以，他為人剛介正直，“舉公廉第一”，“議論風節，在萬曆士大夫中，若麵之有眉”（徐存庵語，見《製義叢話》卷之五）。所以，他能不顧身家性命，敢於上疏直言，屢屢得罪執政者與皇帝，被人目為“三君”之一。這樣一個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人，在削籍歸裏之後，麵對著世風日下，統治危機日益加劇，統治機體日益癱瘓的現實，他突然會變得緘口不言了嗎？他的人格魅力就在於他以天下為己任，若丟失了這種品格，還會有人仰慕他，出現“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的現象嗎？而此時，他的好友，“三君”中的趙南星尚在朝廷與邪惡勢力苦鬥，他並無殺身之禍相威脅，又無榮華富貴、烏紗官袍怕喪失，怎會突然間就與趙南星等分道揚鑣，金盆洗手，變得膽小怕事了呢？既然有如此前後判若二人的巨變，那又怎麼解釋他手書的那副“聲聲入耳”、“事事關心”的對聯呢？難道這是假的嗎？事實上顧憲成並未忘情政治，他要恢複程朱理學正脈，“力辟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明史·顧憲成傳》），就在切入政治。在講學期間，東林黨人，最具才幹的“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為延譽”，引得“攻三才者大嘩”，這就證明他仍在介入政治，樊樹誌說他東林講學絕不談及政治無疑是站不住腳的。
其三，樊樹誌僅憑康熙年以後的三種《東林書院誌》上的記載，即將自明末以來世人所公認顧憲成等於“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說法推翻，是輕率的。因為清朝刊刻的《東林書院誌》並非是與顧憲成同於東林講學，並受顧之囑托編纂了《東林誌》的劉元珍的原作，而是清代人在《東林誌》的基礎上重新編纂的。這就存在一個問題，這三種書能反映顧憲成等東林講學的真貌嗎？康熙，特別是雍正時文化專製措施十分嚴厲。清代又吸取明亡之教訓，不準結社，故清代八股文無社稿。對有關東林書院結聚黨人，抨擊時政的內容，這三種書中敢不加以刪削嗎？東林書院講學，是在萬曆中後期朝政日趨黑暗，綱紀法度敗壞之時，顧憲成等富有正義感，而見忤於神宗及群小，退居林下的官員以此方式於暗中結成一股政治力量，與朝中趙南星等正直人士相互呼應來與奸邪鬥爭的手段，故顧憲成甘於講學，對起用為南京光祿少卿這種閑職力辭不就。至於他在辭謝疏文中所說的自己已“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的話，明顯帶有一股牢騷，並非真實思想。況且，他不願放棄以東林講學與朝中鬥爭相配合的辦法去安就閑職，也隻能說自己已對政治無興趣，難道還會在疏文中說自己對國家的“安危理亂”很重視，又不出山效力嗎？要知道這種說法在當時是要被視為欺君的。
總之，顧憲成是采用興辦東林書院講學的方式來闡揚程朱正學，切入時事，欲正時弊，使在無序變革中的八股時文重歸雅正的傳統，並非純粹的學術研究。
基於對儒家理念的堅定信仰，顧憲成的八股文的最主要特點表現在其內容的純正上。他的文章，無不理路清晰，入口氣，代聖賢立言無不切合孔、孟等人的身份、思想。由於他對儒家經典鑽研深透，故無論題目內容如何繁雜，無一節可脫略，他都能馭繁以簡，毫發無遺，出以自然。其《誠者自成也》一章題文，闡釋“誠”與“人道”之關係，破題即抓住誠字，再轉到“道”字，歸於本心之上，直提“性”字，已得主旨，全文的原委便都貫通。然後再闡釋誠之為貴，誠與仁、智的關係，最後用“以誠為貴矣，不然，其不流於無物幾希”作歸結，點出全文言人道之旨。全文理路極清，文境極熟，故運重如輕，舉難若易，將儒家深奧之道理闡釋得準確清楚。韓求仲說此文“開合極大，針線極密，神情極暇，題理一分不亂，總不見其融合之煩，已入化境”（見《明文鈔》五編該文評語）。細讀全文，可知此言並非虛譽。
顧憲成寫八股文雖堅持內容的純正，平正通達，不尚詭異，卓然儒者之言，但在寫法上他卻接受以古文為時文的觀念，其文融液經史，講求技巧，水平並不亞於時藝的革新派。他的名作《敢問交際何心也》全章題文，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長題，出自《孟子》，它的字數達三百七十五個，內容紛繁雜亂，要將題旨闡釋清楚，沒有很強的概括能力和很高的文字駕馭水平是不行的。
顧憲成由於對儒家經典鑽研深透，認題真，對題旨把握準，故能將題目的內容分別輕重，挈題之領，以交際為主，打通事道，將全章經文的各節分詳略來闡述。因題成文，不立閑架，而題之腠理曲折，無不操縱如化，使紛亂之題寫出渾成一片，題目節節俱見的好文章來。寫作技巧之高，令人歎服。所以王耘渠稱讚此文說：
“於題之輕重詳略，字字體貼入細，而以文之疾徐伸縮應之，極變化，正是極自然。故涇陽先生之文，視前輩已為巧極，而迥不得以萬曆間機法目之，惟其得於自然者至矣。”（見《明文鈔》五編該文評語）
陳百史則認為“長題當以此為式”。
更值得一提的是，顧憲成雖倡導萬曆時的八股文的內容要恢複雅正的傳統，但他對八股文的體式卻不墨守陳規，敢於突破，這表明他對以古文為時文已遊刃有餘，且已到了能將時文與古文融合無痕的地步。這篇八股文的體式就與古文沒有了區別。除破題、承題、起講及大結之外，正文已不分股，而是分為二大段，將題目的各節內容分別於前後兩段闡釋之，這已完全是古文的結構了。由此可知萬曆時八股文變革潮流影響之大，連顧憲成這樣的正統派也在所不免。
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一節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大賢論交鄰之道，而征之古焉。
蓋以大事小為仁，以小事大為智，古之道也。明乎此，而於交鄰何有？
孟子曰：所貴乎交鄰者無他，勢在我則忘之而已矣，勢在人則順之而已矣。王欲聞其道乎？臣試言其概，而王擇焉。夫天下之人國多矣，有以大國而鄰我者焉，有以小國而鄰我者焉。
大奚以交於小也？其道則仁者得之。仁者曰：吾於小國鄰而忿焉與小國較，將以樹威結怨則可矣，若欲昭德而懷貳，則計之左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為寧使天下議我以怯，而有不恭之加，毋寧使天下議我以暴，而有不靖之患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湯也事葛矣，文王也事昆夷矣。彼誠仁者也，所以忘其勢而不忍較也。不然以四海徯蘇之後，而下於一蕞爾之邦，則近乎恥也。以三分有二之主，而下於一蠻夷之長，則近乎辱也。恥不可即，辱不可居，湯、文曷為而為之哉？
小奚以交於大也？其道則智者得之。智者曰：吾與大國鄰而狡焉與大國競，將以挑釁速禍則可矣，若欲保社而息民，則計之左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為與其犯彼之怒，而為簞食壺漿之迎，不若徇彼之欲，而為犧牲玉帛之獻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太王也事獯鬻矣，句踐也事吳矣。彼誠智者也，所以順其事而不敢競也。不然則賂以皮幣，賂以犬馬，天下之厚利也。身請為臣，妻請為妾，天下之惡名也。利不可棄，惡不可取，太王、句踐曷為而為之哉？
今王之鄰，誰為葛伯耶？昆夷耶？則有仁者事小之道在；誰為獯鬻耶？吳耶？則有智者事大之道在，尚其鑒於四王可也。
【評析】內容莊雅有度，體式不循常格的萬曆傳統派八股文。
這是顧憲成的另一篇名作《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一節題文，也是一篇思想純正、文字典雅、寫作技巧很高的八股文。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對這一節題目經文的注解為：“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細讀顧憲成此文，可以看出它是依據朱熹的注釋而加以闡發的，且循題之脈絡竅會，為文之起落轉接，能以無厚入有間。
全文根據題中“征之古”之四事，代孟子立言。由於認題真切，故口吻畢肖，說理深入。作者以兩大段文字，從正反兩方麵來闡釋仁者交鄰應有之道，講得正大典切。其文字簡練準確，表現作者駕馭文字能力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