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體式上亦不循常格，正文不用八股而以兩大段來闡釋題旨，這兩段雖也應用排偶，但不嚴守其法，雖法比偶而實單行，這也是萬曆年間八股文變革時常見之體式。
艾南英說此文“莊雅有度”；方苞說它“極平淡中清越疏古之氣，足以愜人心目”（見《欽定四書文》中該文評語），平心而論，都是知文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全章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時人之擬大夫皆過，聖人終於不信也。
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也，而如賈之所稱，則又過矣，夫子安得而信之。
且夫論人於春秋之世，或可以幾廉靜，而未可以語時中；可以邀世俗之虛稱，而未可以逃聖人之藻鑒。
公叔文子，衛之良也。吾觀其大概，蓋沉靜廉潔士哉，何世之人跡其沉靜，而遂以為不言不笑也；跡其廉潔，而遂以為不取也。
夫子以為過而問之公明賈。公明賈亦已知告者之過。而其言之過也，乃彌甚。
人曰不言。賈則曰：夫子時然後言，而人不厭其言。視不言，抑又難矣。人曰不笑。賈則曰：樂然後笑，而人不厭其笑。視不笑，抑又難矣。人曰不取。賈則曰：義然後取，而人不厭其取。視不取，又難之難矣。
夫言笑辭受之間，人情皆不能無。文子而人乎？吾固知其不免也。
言笑辭受之節，非聖人皆不能中，文子而猶乎人乎？吾又知其不盡然也。
充積未盛者，難與隨時，故談時中於曲謹之士，則大而無當。
發見未時者，易以起厭，故稱不厭於清修之士，則誣而失真。
夫子心知其過也，乃曰：“其然，豈其然乎？”蓋溢美之言，不敢輒信，而為善之文子，又未敢輕訾而直議之也。
此以知天下惟時措為最難。論人者，未可以易而許人，學道者，不可以難而自阻。
【評析】引領時代潮流的陶望齡及其奇矯之文。
在隆慶、萬曆年間，陶望齡是一個受時代新思潮影響很深，對八股文的變革起過帶頭作用的人。其文獨具一格，追從者眾，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晚號歇庵居士，浙江會稽（今紹興）人。
陶望齡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他的父親陶承學當過南京禮部尚書，其叔父陶大臨嘉靖時中過榜眼。他自小即開始接受八股文寫作教育。
陶望齡少有文名，極為聰明，於八股文所必學的對偶頗為擅長。五歲時，有人出一上聯“中舉中進士”來考他，那人話未落音，他即脫口而答：“希賢希聖人。”這個下聯全出自《四書》，可見他小小年紀，不僅思維敏捷，且對《四書》已爛熟於胸。
七歲時，其父任職河南，全家隨行。走到半路，其母因事要返鄉。母親問他：“從父耶？從母耶？”陶望齡拱手而答：“男子固宜從父。”可見封建倫理已早早地植入了他的頭腦。九歲時，他常與其兄“匡坐終日”，相互問答，所說“皆世外語”。十七歲時，考中諸生。浙江督學林景庸十分欣賞其文章，評價極高，又升其為廩生。
萬曆十三年乙酉（1585年）科鄉試，陶望齡考中第二名，時年二十三歲。萬曆十七年己醜（1589年）科會試，他奪得會元，殿試時取為第三名及第，俗稱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曆任正史纂修官（《明神宗實錄》卷二八三）、國子監祭酒。
受時代的影響，陶望齡對王陽明良知說和李贄的學說深感興趣。在擔任正史纂修官時，他即與李贄的好友、著名學者、與他同榜的狀元焦竑，著名文學家、公安派創始人袁宗道等人共同研討性理之學，尤其癡迷王陽明學說。在焦竑的介紹下，他於萬曆十七年己醜（1589年）結識了李贄，對他更是欽佩不已。他在《奉劉晉川先生》中追述他對李贄的仰慕說：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遊，得聞卓吾先生之風，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嚐不心開目明，嚐恨不能操巾拂其側。”（陶望齡：《歇庵集》卷十一）
陶望齡對李贄以師視之，在《與劉晉川》中，表示谘請的願望，說“生襄事後，庶亦可遂谘請之願也”。
凡此種種，無不表現他對李贄尊慕之情，溢於言表。
而李贄對陶望齡也十分器重，與之時有書信往來，品評人物，研討學問。李贄生活中的困難，也在信中向陶望齡傾訴，如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年）他在給陶望齡的信中就說：
“生因質弱，故盡一生氣力與之敵鬥，雖犯眾怒，被訕謗，不知正是益我他山之石。”（李贄：《續焚書》卷一《複陶石簣》）
萬曆三十年壬寅（1602年）李贄於獄中自殺，陶望齡聞訊極為悲痛，並與友人在信中分析李贄的死因：
“此間（指北京）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而旁觀者指目為異學，深見忌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吾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係，煩冤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即當時所攻為偽學者也。古今談學者眾矣，其誰不偽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圮族者，乃稱真乎？”（陶望齡：《歇庵集》卷十一《與周海門先生》）
正是由於這種密切的關係，使陶望齡了解了李贄的學說，受到了李贄思想的深刻影響，成為了隆慶、萬曆時八股文變革的領頭人。
陶望齡不僅酷愛王陽明、李贄學說，還對佛教禪宗深有研究。在北京時常與袁宗道等人在一起聚談禪學，影響很大。據萬曆時沈德符說：
“己亥、庚子（萬曆二十七、二十八年）間，楚玉蟠太史（宗道）同弟中郎（宏道），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輝），最後則浙江陶石簣（望齡）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翕然從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七《釋道》）
陶望齡是萬曆時有名的文人，所有這些思想，必然會在其寫作中有所體現。
他為諸生時，即致力於古文辭，到萬曆後，更“搜討百氏，力追先秦，廣涉各書”，並力學蘇軾兄弟。他工詩善文，早年“詩格清越，超然似神仙中人”。到萬曆中年之後，受王陽明、李贄、禪宗思想的影響，“講學逃禪”，風格大變。特別是與袁宏道相識後，受公安派的影響更深。為文力主創新，接受了袁宏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及不師古人“機格與字句”之主張，其詩文追求新奇，以致一些守舊之人譏評他如“白沙在泥，與人俱黑”，由一個儒家正統之士變成了一個追求新潮的異端之士。
其實，陶望齡在思想上追求新潮，在為人處事上卻依然遵奉儒家倫理道德觀。當首輔沈一貫欲借“妖書”一事，來陷害“博通經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明史·郭正域傳》）卻不肯依附權貴的郭正域時，陶望齡不顧個人安危，立即與狀元唐文獻、同僚楊道賓等去拜見沈一貫，他以正言厲色責以大義，並願棄官與郭正域同死，郭正域之案情才得以緩解。
讓陶望齡聲名大著的，還在於他的八股文。陶望齡的八股文寫作，與他的詩文一樣，也經曆了一個由遵循傳統到變革創新的變化過程。
受家庭教育的影響，陶望齡早期的八股文走的是嘉靖以前先正們的老路，追求內容的雅正和體式的完備。到了後來，受到王陽明學說的影響，對《四書》、《五經》的理解開始偏離程朱傳注。這時，王世貞對其文的評價給了他極大的刺激。在隆慶及萬曆前期，王世貞以其名望在文壇有一言九鼎的作用，許多文士一經他品評抬舉，便身價頓隆。陶望齡也懷著“但願一識韓荊州”的願望，將自己最得意的七篇八股文送去請他指點，王世貞讀後給了個“七作平常”之評。心高氣傲且悟性很高的陶望齡怎能咽得下這口氣！他經過一番思考，終於走上了大膽變革之路，開始嚐試力為奇矯之文，立即得到世人認可，不僅於鄉試取得第二名，在萬曆十七年己醜（1589年）科還以其文之奇矯一舉奪得會元。墨卷刊行後，天下士人無不爭相摹仿。至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年）科，又有人以奇矯之文取中會元。
明代有所謂元脈、元燈之說，即世人認為能中狀元、會元、解元者，其文皆有一定相承之脈絡。現在寫奇矯之文能連中二科會元，士子們更相信元脈之說，於是爭習奇矯之文的風潮席卷天下。其高者能將文章寫得新奇靈絕，又不逆經傳之理，而其下者就隻能任意武斷，以淩駕來解題，將文章寫得詭異纖佻，邪態百出。後人將這一時期八股文的特征概括為：“兼講機法，專事淩駕，輕剽促隘，務為靈便，雖巧密有加，而氣體頹然矣”，許多人認為這種八股文是“蕪靡極矣”。故陶望齡大膽變革八股時文，雖是順應文體變化之規律，在順題成局，相沿已久，人心生厭之後所采取的正確行動，卻招致許多正統派人士的罵詈，認為他是敗壞八股文的罪魁禍首，致使他這個屬於公安派的作家很少有人提及，後世了解他的人寥寥無幾。
實事求是地說，陶望齡的八股文無論是與隆慶、萬曆，還是與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時的名家高手相比，都毫不遜色，且能獨樹一幟，比許多名家還要高出一籌。其融合古文與時文已達無痕的程度。
其文雖力為奇矯，無論煉格謀篇，句法股法都力求出巧出奇，然而其文氣博大，故文雖巧而無纖佻詭譎之氣。他於題旨的探求上，雖力求去舊圖新，不沿襲陳言而時出己見，但他基本上能以經傳之理為主，能抉題之精蘊，順逆正變期於恰適肖題，理精詞卓，故雖求變而不失其正。平心而論，他還是屬於維護八股文載道功能之傳統派，隻是所用手法不同而已。
由於他對文題體認親切，故其文能達“明辨晳也，純粹精也”的境界。這些特點，從其《子問公叔文子》全章題文可略見一斑。
這篇文章的題目出自《論語》。朱熹《四書集注》對這一章文的注釋雲：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末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這是陶望齡未中會元之前力為奇矯的一篇名文，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將陶望齡的八股文與朱熹的注釋兩相比較，即可看出陶文對題旨的闡發，基本上是遵循了程朱傳注的。但陶望齡學識淵博，於題旨奧竅洞徹深知，知道要從何處發揮才能出新。他深受當時正在衝擊著傳統價值觀的市民意識，以及王陽明、李贄思想的影響，承認欲望與私念的合理性。所以，他便抓住孔子不相信公叔文子非人情之舉，放言論述“言笑辭受”是“人情皆不能無”，這就突破了程朱理學的樊籬，借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而論述了私欲的合理性，在內容上就出奇創新，雖有淩駕題旨之嫌，但他是緊貼孔子之言與朱熹之注作發揮，且又不留淩駕之跡，可見其思慮之周密，手法之巧妙。
此文奇矯之特點，更主要的表現在其寫法力求出奇出新，技巧高超之上。這篇文章題目較長，但作者顯示出高度概括力，破題的上句將人言和公明賈之言包含在內，下句則將題中有關孔子的兩層意思概括其中，十分精練。起講渾講大意，為下麵發揮留下餘地，卻又麵麵俱到。進入正文，並不用八股體式，而是用散文段落，第一段入手便就公叔文子先立斷案。隨即“夫子以為過而問之公明賈”三句，從孔子問入公明賈言，敏快老辣，用了運題法。第三段“人曰不言”雲雲敘題中公明賈之言，以人言陪出，用了駕題之法。八股文中以整段文字重複題目，這是極為少見的，這也是陶望齡的八股文與眾不同之處。其後之二比承上段重述的公明賈之言，一賓一主，落出末二句，機活局緊。後二小比闡發題之末二句，極為精確獨到。最後一段“夫子心知其過也”雲雲，帶定“過”字作前後關鍵，以“蓋溢美之言，不敢輒信”，補點“信”字。最後的收結是正意又是餘波，雖筆力嶄然，卻給人無限回思，足見作者寫作水平之高。
全篇以過字作線，文勢如生鐵鑄成。作者對長題的把握手法極高。此題中有數人說話，作者卻隻以孔子之言為主，以驅駕公明賈及時人之言，所以文章便能前呼後應，一氣旋轉，這就是所謂的煉格，也是作長題和段落題的重要方法。所以清人王耘渠評論此文說：
“煉格誠奇矣，乃其用筆之圓捷渾脫，尤可想見其烹煉之功，下視他人，直是草草耳。”（見《明文鈔》五編該文評語）
方苞對此文評價很高，他說：
“點化題句，手法靈絕，更有峭勁之氣，遊蕩其間。”（見《欽定四書文》該文評點）
出門如見四句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聖人與賢者論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
夫敬以存心，恕以推心，合之則仁也。故知為仁在事心矣。
夫子告仲弓若曰：人惟一心，不可令一息不在我，又不可令一念知有我，惟以吾心與天下相操持，而以天下與吾心相流通，則仁矣。
何也？恒情處之以非常，即怠者皆能自飭，及常行而習見，鮮不易慮焉。
投之以非願，即愚者皆知自謀，及物交而私隔，鮮不易施焉。
夫仁者純心而可以敬肆，人已二之耶？
故見大賓，至肅也。起居晏閑，最心誌所不及檢，而儼然玉帛在陳，介紹在列，置一身於禮法森嚴之中，而惟恐失墜者，則不以一出門而失祗肅之常也。
承大祭，至嚴也。臨馭號令，尤耳目之所易玩，而恍然神明臨之，祝史相之，措一身於陟降昭格之地，而惟懼渝者，則不以一使民而忘精嚴之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