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統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的首領也先出兵進犯明朝邊境。消息傳到皇宮，英宗皇帝朱祁鎮不禁大吃一驚。
“皇上，您別著急，依我看如今應敵之計莫過於您禦駕親征！”宦官王振慫恿道。
英宗皇帝一向視王振的話為良策，於是決定率五十萬大軍親征。誰知，在土木堡一戰中，明朝二十萬大軍死傷過半，英宗也被俘虜。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全城震動，北京城外郊區的民眾一片恐慌，爭相收拾行李，拖家帶口地逃入北京城內。城內的一些大臣也慌了手腳。麵對瓦剌的威脅，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而兵部侍郎於謙堅決反對南遷，他說：“主張南遷的都該殺！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旦動搖，國家社稷就完了。難道你們都忘了宋朝南渡的教訓了嗎？”於謙的主張得到了皇太後的支持，他被任命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京城。
然而，此時的當務之急是朝中無主，於謙等人經皇太後的同意擁立了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做皇帝，是為景泰帝，政局終於逐漸穩定下來。然後，他又調兵遣將，儲備糧草，做好了保衛首都北京的準備。
土木堡之變一個半月後，瓦剌再次出兵，目標直指北京。麵對強敵，總兵官石亨提議全軍退守城內，堅壁清野，等到敵軍兵馬疲憊之時再出擊。
於謙反對說：“我軍此前一直在吃敗仗，瓦剌軍已經很輕視我們了。如今我們再躲在城中，敵人就更看不起我們了。所以我們不能示弱於敵，而應該主動出城與敵軍決戰。”
作戰的計劃就這樣定了下來。當時，各地趕到京師的明朝援軍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萬。於謙將各軍列陣於京城九門之外，由石亨統一調度。而於謙本人則親自率軍駐紮在德勝門外，準備迎擊瓦剌的主力軍。
於謙下令緊閉京城九門，規定作戰期間一律不得開門，以示背城死戰的決心。他還頒布軍令：“將領如果丟棄士兵臨陣退縮，就要處斬；士兵如果丟棄將領而逃跑，後麵的士兵負責斬殺逃兵。”將士們看到城門已閉，知道已無退路，隻有背城一戰，才能死裏求生。
不久，瓦剌軍到德勝門進行試探性進攻。於謙早就料到瓦剌軍的這一行動，於是命令石亨事先設下埋伏，以一小隊騎兵引誘敵人。瓦剌軍果然中計，以一萬多人追來。石亨率領的伏兵突然出現，截斷了敵軍的退路。在明軍的兩麵夾擊下，瓦剌軍大敗，士氣受挫。
進攻德勝門的瓦剌軍敗退後，又轉攻西直門。此時西直門西邊的明軍是右都督孫鏜率領的五百人。孫鏜見瓦剌敗軍殺到，親自率軍迎敵，瓦剌軍被殺退，往北逃去。
孫鏜見敵眾我寡，不敢追擊，退軍到西直門下，要求西直門守將打開城門，放他進去。在城上督戰的程信堅持不開城門，以免給瓦剌以可乘之機。此時，又一隊瓦剌人馬殺到，程信下令用城上的槍炮射擊，為孫鏜助威。然而，敵強我弱，力量對比懸殊。眼見孫鏜就要支撐不住的時候，明朝援軍及時趕來，再次將敵人打跑。
瓦剌軍不死心，又轉而進攻彰義門（即廣安門）。明軍用火器和弓箭向敵人射擊，挫敗了敵人的攻勢。但景泰帝派來的監軍太監想要爭功，領著數百名騎兵搶先上前，擾亂了明軍的作戰計劃。瓦剌軍乘勢反擊，明軍轉勝為敗。
瓦剌軍追擊明軍到土城，當地居民都高呼著登上屋頂，用磚石砸向瓦剌兵。危急之時，明軍援軍又及時趕到，瓦剌軍再次倉皇撤退。
經過幾次交鋒，瓦剌軍的銳氣已被削去大半，但其主力未損，仍有數萬人集結在德勝門外。為了進一步打擊敵人，於謙在德勝門集中大量火炮，並在晚上對敵軍營地進行了大規模炮擊。當晚，炮聲震天，彈如雨下，無數敵軍死於炮火之下。這次炮擊持續了整整一夜，經此打擊後，瓦剌軍再無戰鬥的勇氣，分兩路從居庸關和紫荊關逃走了。
等到瓦剌軍全部退到塞外後，京師解除了戒嚴，北京保衛戰取得了勝利。這場戰役的勝利，挫敗了瓦剌攻占北京的企圖，保護了首都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避免了像宋朝南遷那樣的厄運，因而在明朝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博聞館】
明清北京內城九門
北京城門有“內九外七皇城四”的說法，“內九”指的是內城的九座城門。這九座城門修建於明永樂四年（1406）到十八年（1420）。當時朱棣即位稱帝，他鑒於明王朝的主要威脅仍來自塞外的蒙古殘餘勢力，加之自己曾做過燕王，於是決定遷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並營建北京城。到了明嘉靖時期，為進一步防止蒙古勢力入侵，在原城基礎上又加築了外城，從此北京城才有了內外城之別。
北京內城之所以設九門，因為九是個位整數中最大的，最能體現皇權至高無上的思想。九座城門按順時針方向，分別是：東城牆上的東直門、朝陽門；南城牆上的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西城牆上的阜成門、西直門；北城牆上的德勝門、安定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