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悲慘晚年
唐軍收複都城長安以後，玄宗由成都返回長安。路過馬嵬驛時，觸景生情，黯然神傷，祭拜了楊貴妃墓。到達長安後，玄宗就住在興慶宮裏。由大將軍陳玄禮宦官高力士保衛，由於玄宗經常宴請賓客，遭到肅宗的猜忌。
李輔國知道肅宗的複雜心理，想立奇功來鞏固肅宗對他的寵愛。他對肅宗說：“上皇住在興慶宮，興慶宮和裏巷相連。圍牆也低矮，不適合上皇居住。太極宮森嚴，請他搬到那裏去住，這樣能杜絕小人在他身邊說三道四，上皇能安享晚年，陛下有時也可以去探望，豈不更好。”李輔國的這番話正中肅宗下懷，便默許了。於是李輔國傳旨，請玄宗遊覽太極宮，但當玄宗從興慶宮走到睿武門時，預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衝了過來，把他擁簇到了太極宮，住甘露殿。肅宗對玄宗還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陽縣），命令陳玄禮退休，給玄宗隻留下幾十名衛士，而且都是老弱病殘。
處在這樣的逆境中，玄宗更覺寂寞、淒涼，鬱鬱寡歡，連飯也吃不進了，弄得惟悴不堪。上元三年（762）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極宮神龍殿。魏征
投奔瓦崗寨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於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魏州曲城（今屬山東）人。父親魏長賢精通文史，博學多才，曾做過北齊著作郎，後因直諫朝政，貶為上黨屯縣令。父親正直倔強的品質，對青少年時代的魏征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然而由於父親去世較早，家業也因此衰落。窮困的生活，並沒有磨滅魏征的意誌，他性格堅強，胸懷大誌，喜好讀書，多所涉覽，尤注意於曆代興衰得失之道，這為以後他的從政、治史打下了厚實的基礎。魏征的青年時代是在隋末的動亂年代度過的。為了躲避戰亂，他出家當了道士。
當時，在河南一帶翟讓、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攻占了洛陽東北的最大糧倉興洛倉，起義軍開倉放糧，濟貧救苦，深得百姓擁護，隊伍迅速擴大，聲威日盛。隋大業十二年（616）隋武陽郡丞元寶藏起兵響應李密，元寶藏知魏征有學識，請他到郡府掌管書記，魏征毅然前往。李密見到元寶藏的書信，常常讚歎不已。以後知道這些書信均出自魏征手筆，李密便請魏征到元帥府任文學參軍，掌管記室。魏征向李密條陳十項，李密雖然驚讚魏征之才，並不采納他的計謀。
隋大業十三年（617），李密刺殺了瓦崗軍首領翟讓，瓦崗軍的領導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崗軍是一支很強的反隋力量，曾先後打敗隋將王世充和宇文化及。當然，瓦崗軍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強將死傷不少。李密對形勢估計錯誤，並且滋生了驕傲情緒。就在李密謀殺翟讓不久，王世充又集中二十萬大軍向瓦崗軍撲來。魏征非常關心這次戰鬥的勝敗。他找到李密的一個姓鄭長史說：“王世充遠道而來，必定要速戰。我們隻宜堅守，等他們糧草食盡，必然退兵，那時我們追擊，定能勝利。”魏征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目光短淺的鄭長史卻斥之為“老生常談”。魏征非常生氣，拂袖而去。結果，李密大敗，瓦崗軍全軍崩潰，李密隻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隨李密來到京城長安。
輔助唐太宗
魏征歸唐後，並不被重用，默默無聞。因而，他自動請求安撫山東。唐高祖李淵同意他的請求並把他升為秘書丞。從長安來到黎陽，魏征給據守黎陽的李密舊部徐世勣寫信，勸他歸唐。徐世勣深知形勢，很快就歸順了唐朝。這樣，魏征憑一封信就使唐朝獲得了山東（太行山以東）廣大地區。徐世勣後成為唐朝的一代名將，在多次征討中曾立下赫赫戰功。李淵賜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來魏州，說服元寶藏也歸附了唐朝。魏征從魏州又回到黎陽，同年十月，河北農民起義軍竇建德攻占黎陽，魏征為其所俘，竇建德就拜任魏征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圍攻洛陽，王世充向竇建德求援，李世民一舉擊敗了王世充和竇建德，魏征再度歸唐。魏征當過道士，又在李密、竇建德的農民起義軍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他目睹了農民起義軍的偉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農民的悲慘生活和感情，這使他懂得“水能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豐富的實踐對魏征以後的政治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氣，便召為洗馬，掌圖書繕寫，魏征因而就成了東宮的官屬。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對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魏征竭盡全力為李建成出謀劃策。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創建唐王朝的過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勞，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以功以鎮服海內。”正當此時，逃往突厥的竇建德殘部劉黑闥經過幾個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領，恢複了許多州縣。魏征抓住這一時機，對李建成說：“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應當帶兵打敗他們，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方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議，向李淵請命。李淵詔李建成率軍征討劉黑闥。魏征隨軍出征。唐軍至昌樂，劉黑闥嚴陣拒守，兩軍形成對壘。魏征向李建成建議，采用鎮壓和安撫相結合的兩手政策，遣返俘虜，使劉黑闥的同黨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軍心。這一策略的實施使劉黑闥軍心渙散，紛紛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後劉黑闥敗走洺州，為唐軍所殺。
唐王朝統一天下後，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屢屢勸說李建成早下決心，除掉李世民以絕後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卻先發製人，在玄武門設下伏兵，一舉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誅殺，取得了玄武門之變的勝利。李淵被迫接受了現實，他立李世民為太子，並將軍國大權完全交給李世民。
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對東宮僚屬一律寬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來責問道：“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魏征從容答道：“太子若聽我的話，決不會有今日之禍。”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見他臨危不懼，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為詹事主簿，掌握東宮的庶務和文書。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當了皇帝，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為諫議大夫。他派魏征安撫河北。當時，河北州縣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餘黨在活動，他們終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鎮壓，因而有思亂之心。魏征曾建議太宗，要對他們出以公心，不計舊怨。唐太宗聽從他的意見，派他去安撫，允許他有權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變動處理。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縣），見到押送進京的李建成侍衛李誌安和李元吉的護軍李思行，下令把他們釋放，並下令將原來東宮和齊王府的舊屬，一律赦免。這樣一來，河北也就安定了。
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長安。唐太宗很是高興。從此以後，魏征與太宗皇帝的關係日益密切，有時甚至進入太宗臥室商議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太宗即位不久，魏征就進諫說：“陛下初即位時曾下詔言，‘過去欠國家的財物，一律捐免。’但有關部門卻仍然催交。您的詔書還說，‘關中免兩年租調，關外免一年徭役’。有關部門把交納的租調散還給他們。而又下詔說，‘已經服役、交納租調的，從明天開始免除。’租調不免，又要點兵，這是以誠信待天下嗎？”唐太宗聽後十分高興，說：“我原以為你固執，不通達政事。今天聽你議論，真是精辟透徹，我的錯誤確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見，還獎給他一個金甕。
貞觀元年（627），有人告發魏征徇私其親戚。太宗請禦史大夫溫彥博查辦，結果查無實據。溫彥博奉詔責怪魏征，說他不注意檢點行為，遠避嫌疑，以致招來誹謗。魏征去見太宗說，臣不敢奉詔。還說，君臣一條心，才叫做一體，哪有拋卻大公無私，而專在檢點行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這條路，國家興亡就難以逆料了。他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不為忠臣。”太宗問：“忠良有什麼不同？”魏征說：“良臣身有美名，如稷、契，君主也獲得好的聲譽。而忠臣則不同，如商紂王時的尤逢、比幹，麵折廷爭，身誅國亡。”太宗聽了非常高興。接著問魏征：“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征回答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唐太宗聽後非常高興，拍手叫好。
敢犯人主顏
貞觀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當了宰相。貞觀七年又改任魏征為侍中，侍中是門下省長官，更是當然的宰相。貞觀十年（636）六月，魏征屢以目疾請為散官，散官是沒有實際職務的官員，太宗不得已，以魏征為特進，其實還是在宰相位上，隻不過沒有那麼多繁雜事務。直到貞觀十六年（642）九月，才罷相為太子太師。
貞觀之初，唐朝君臣之間曾發生如何治國的討論。唐太宗認為，大動亂之後，很難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對此卻持樂觀態度。他認為，大亂之後，百姓對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餓極了人求食一樣。唐太宗對魏征的話有點懷疑，他說，古人雲，賢明的人治理國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說，這是指平常人說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績已經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認為魏征蠱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變得浮蕩奸詐，秦用嚴刑峻法，漢施仁義、刑律兩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聽信魏征的話，國家必然大亂。魏征針鋒相對，以曆史事實駁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議論，說如果人心越來越奸詐，那麼到今天人就都變成鬼，還能談什麼教化？魏征的這一番話，把封德彝說得啞口無言，無言以對。而對唐太宗說來，卻堅定了他大治天下的決心。
在具體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們也各執一詞。有人要太宗“獨運威權”，有人建議太宗“震耀威武，征討四夷”。而魏征建議唐太宗應“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四夷即服”。魏征的治國方針是把重點放在國家的恢複和建設上，使百姓安居樂業，使唐王朝長治久安，而要使國家長治久安，魏征認為，必須“撫民以靜”。他以隋朝和貞觀初期相比，隋初的倉凜、戶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強，但是，“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魏征此處所說的“靜”，就是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而並非對百姓沒有任何役使和盤剝，而是動之以時，適度而已，而不像隋煬帝那樣，“虐用其民”，“誅求不已”，使老百姓無法生活，最後隻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個賢明的君主，他把“撫民以靜”作為基本國策確定下來。貞觀二年（628），他就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如果要不失時，隻有君主簡靜才能得到。”唐太宗的“撫民以靜”思想和魏征不謀而合，君臣一心，使“撫民以靜”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撫民以靜”的具體做法就是：必須減輕搖役。繁重的搖役，必須侵占農時，耗費大量的勞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攪民擾民。一次，唐太宗要巡遊南山，一切都準備好了，但好久不見出發的動靜。魏征為此詢問唐太宗。唐太宗告訴魏征，原先是有這種打算的，因為怕你怪罪，故中止了。貞觀初期唐太宗虛心納諫，躬行節儉，以省民力。公元632年，唐朝經濟好轉，國泰民安。文武官員再次請唐太宗封禪，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對天的敬畏。魏征卻竭力反對封禪，他說：“興師動眾，遠行千裏，必然會財盡民勞。”經魏征這麼一講，唐太宗的封禪之舉也就停止了。
身為宰相，魏征特別注意協調君臣關係。在魏征看來，君臣如同一體，國君是人的首腦，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體，協調一致，才能治理好國家。他引用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為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為寇仇。”從儒家的道德觀念出發，魏征認為在君臣關係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導作用的。因而，他主張君必須以誠信待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