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那些知識分子型的忠臣義士往往飽讀詩書，富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他們之中有很多人不願與那些奸臣賊予同流合汙，沆瀣一氣。為了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能毅然挺身而出，披荊斬棘，奮然前行，同那些奸臣賊予展開不懈的鬥爭。然而，遺憾的是，這些華夏民族的脊梁們往往隻是憑一腔熱血，義氣用事，以勇氣鬥強權，最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而舍生以取義。
1．名利於我皆浮雲——諸葛豐交回“權力竹節”
秉公辦事，不考慮個人私利的品德，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有點迂腐。但正是這種“傻子”精神，才構成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優良傳統。諸葛豐雖不能為官而終，然而卻得到了“名特立剛直”的社會讚語。
西漢元帝劉爽在位期間(公元前49～公元前33年)，在京師長安流傳著“間何闊，逢諸葛”的俚語。這表麵上似乎是一句寒暄客套，意思是壞人之間為什麼間隔很久不能見麵，是由於遇到了諸葛豐這樣剛正不阿的人。這實際上隱含的是對一位執法大臣的暗中褒揚、衷心信賴和讚賞。即無論何人，隻要犯有過失，都會被“諸葛”繩之以法。
這位“諸葛”就是漢元帝時的司隸校尉諸葛豐。
諸葛豐(生卒年不詳)，字少季，琅訝(今山東膠南縣琅訝台西北)人。
他一步人仕途，就顯示出迥異常人之處，“名特立剛直”，深受禦史大夫貢禹的賞識，特意舉薦他為侍禦史，他成為貢禹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間，諸葛豐的剛正不阿也贏得了漢元帝的青睞，被破格提拔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是漢武帝為了加強京城治安而置的，既可監察朝中百官，又負責京畿三輔、七郡之地的督察，位高權重，有“臥虎”之譽。諸葛豐出任此職，真稱得上是如魚得水，“刺舉無所避”，為此京城地區衍生出“間何闊，逢諸葛”的口頭禪。他的錚錚鐵骨令帝嘉賞不已，加秩光祿大夫。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官居侍中的外戚許章十分得寵，驕奢淫逸，不奉法度。一次，他的賓客犯事，牽連到了許章。諸葛豐立即寫章彈劾許章。
在他驅車人宮的路上，恰遇許章私自出宮。諸葛豐立即攔住了許章的座車，手中高舉著代表“專命擊斷”權力竹節，大聲喝叱道：“下!”準備將他立即收捕。不料窘迫已極的許章竟駕車逃跑，義憤填膺的諸葛豐立即緊緊追趕，直到許章逃人內宮才不得不停止追趕。隨即，諸葛豐遞上彈章指斥許章私自出宮，抗拒持節使臣，實犯有“大不敬”之罪，應該立即繩之以法。如喪家犬般逃入內宮的許章深知被諸葛豐彈劾的厲害，他直接跑到元帝麵前哭訴。先是痛哭流涕地自我譴責，表示誠心悔過，緊接著就倒打一耙地誣告諸葛豐淩辱內臣，依仗“假節”專命之權，擅自追捕、折辱自己。許章的這番表演，在元帝心目中造成了諸葛豐專橫跋扈的印象，激起了元帝的怒火。因此，在這場奸佞與剛直、權戚與法吏的較量中，漢元帝的天平令人悲哀地傾向了前者。他不僅沒有批準諸葛豐的彈章，反而收回了象征著司隸校尉權勢的符節。從此司隸校尉不再“假節”，也就喪失了在特殊情況下，不經請示彙報即可處理案犯的專命權，權威大減。
漢元帝還寫了一封手書，派尚書令堯帶給諸葛豐。在手書中他赤裸裸地宣稱：“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
看到如此詔=}；，諸葛豐悲憤填膺，但皇命不可違，隻好違心地寫了篇《謝罪表》。在表中雖然承認自己有過失、感謝皇帝的恩典，但也時時流露出自己內心深處的不滿。他向元帝剖肝瀝膽地申述了自己任職司隸時的心境：“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複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並詞氣凜然地表達自己的宏願：“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
如此襟懷膽略，確是非同凡響，令人感愧不已。在表中，諸葛豐還坦然說道：“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
而自己赤誠為國，競落個專權擅斷之罪名，豈能不令“臣竊不勝憤懣”!最後，諸葛豐向元帝提出辭職，“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實際上是對漢元帝皂白不辨、忠奸不分的強烈抗議!但如此剖心瀝膽的赤誠，並沒有打動漢元帝。他沒準許諸葛豐的辭職。雖然別的什麼也不提，而實際上對諸葛豐的疏遠卻與日俱增。
諸葛豐在司隸校慰任上又維持了兩年，終因“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者多言其短”，永光元年(前43)以“春夏糸治人”，“專作苛暴以獲虛威”，不順天時的罪名貶為城門校尉。不久被免為庶人，死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