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韜光養晦
張居正當了庶吉士後，並沒有向一般人一樣加緊去拜謁權貴，編織官場的關係網，在此期間他在潛心學習典章製度，前朝舊事，學政治的法則，學執政成敗的案例，三年以後，他庶吉士畢業，照例點了翰林，任翰林院編修屬於正七品，畢業那年，他上了一道議論朝政的奏疏。奏疏的意是就是：天地間的財富，是有數的的，如果用得克製，天下百姓就比較寬裕。如果窮奢極欲，天下就會匱乏。然而現在，“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有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征索，欲壑難填。”這篇名為《論時政疏》的奏疏呈上去後，若石沉大海，張居正就再也不說了，他知道還沒到他說話的時候。就在張居正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內閣首輔夏言，一個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嚴崇構陷，讓嘉靖皇帝下令給殺了，死得慘烈！是棄市而死張居正看到了：血，陰謀，絞殺，你死我活！他不能不麵對政治的殘酷，也不能不體會到權謀的重要。昏君如虎，權臣似鷹。
在中國曆代的官場裏，國家興不興亡，那都是次要的事。而我興不興，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間第一要務。即便官至萬人之上的“宰相”，也擺脫不了這種慣性思維。等到嘉靖一朝，內閣的事就多了，因為嘉靖皇帝從執政第二年起，就漸漸喜歡上了修道成仙這一套，妄想長生不老。到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幹脆搬出紫禁城，躲在西苑跟方士們混在一起，不視朝了，很少過問一般的政事。但他對政務處理又要求的嚴格，所以對首輔的挑選也就很苛刻，既要能辦事，又要能聽話。嘉靖放了很大的權給他們，把閣臣的地位明確提到“六部”之上，為文官之首。
閣老們的地位也高了
，權也重了，有的人就誓死要保住位置，有的人則恨不得明天就拿下這個位置，所以嘉靖年間閣臣們的內戰也就出奇的精彩。首輔平常的工作是閱覽各部門送來的文件，然後把自己覺得妥當的處理意見寫在小票上，分別貼在這些文件的封麵，進呈給皇上。這個工作叫做“票擬”，也就是代皇上寫處理意見了。皇上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紅筆畫個圈圈，批兩個字。這叫做“批紅”。首輔在擬定意見時，不必征求其他閣臣的意見，一人獨大，其他人唯唯諾諾。即使旁人代擬文件，也是按首輔的意思來落筆。這個票擬製度，初看起來，不過是皇帝借首輔的腦子用用，可另一方麵，首輔也可以對下拉大旗做虎皮，對上巧妙地影響皇帝的看法，想辦法蒙住皇帝，在票擬中偷運私活。皇帝的權力包括生殺予奪之權，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割讓了很大一部分分到首輔手中。這時的首輔，不光是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有時甚於過去的宰相。
張居正踏上仕途後不久，前任首輔夏言冤死，內閣裏剩下的是現任首輔嚴嵩和次輔徐階。嚴嵩的名聲可謂“揚名後世”，作為大奸臣流傳了幾千年，嚴嵩是江西分宜人，與江西的夏言是老鄉，他年長夏言兩歲，進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也就是早十二年，詩文書法水平堪稱一流，但政務水平太差，他入閣是已是五十六歲，還是夏言把他提攜起來的。
夏言機敏決斷，相當自負，完全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裏就更沒把由他一手拽起來的夏言當回事，嚴嵩擬的文章，常被夏言改的一塌糊塗，還常常被責令重寫。嚴嵩不知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的個性剛烈，經常觸怒嘉靖皇帝，在政壇上竟然四起四落，不過隻要一回內閣，就能死死壓住嚴嵩。
嚴嵩內心的羨慕，嫉妒，恨便由此而生，中國人能記住一飯之恩的人並不多，能記住一箭之仇的人相當不少，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嚴嵩終於明白，夏言隻要活一天，就是他頭上的千斤巨石，壓的他喘不過氣來。想要求得輕鬆，就得讓他死。
嚴嵩用來對付夏言的訣竅就是以柔克剛，卑鄙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軟弱，而是藏著鯊魚牙齒的微笑，他對夏言永遠是忍氣吞聲，心裏雖然在罵，見麵卻畢恭畢敬，嚴嵩做的事可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據說有一次，在他家中辦壽宴，請夏大人光臨賞光，夏大人不屑與此，沒有去，嚴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給夏言預留的上席之前，為首輔夏大人遙遙敬酒。不顧尊嚴，竟達到如此地步，這種人真是毒到極點了。嚴嵩是個貪官，在夏言落馬的空檔裏，他在皇帝麵前一人專寵，甚至一度成為“獨輔”，整個內閣隻有他一個人，此時，他就是上傳下達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給皇帝留下好印象，就給嚴嵩送紅包，嚴大人隻是笑納，然後回報以高官厚祿，以至於嘉靖皇帝察覺，趕緊把夏言召回內閣，讓夏言來整頓內閣。從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開始，朱厚熜即齋居西苑內宮不再臨朝議政，即使召集大臣應製，也是要他們代寫齋蘸的禱祝詞。他早年信奉道教，當上皇帝後愈加癡迷，甚至把嘉靖初年革新吏治和整頓邊防的成效，都歸之為他祈禱的結果。玄修成為理政的頭等大事，撰寫禱詞，也就成為國家的要務。道教的禱詞又稱“青詞”，是在齋戒使用紅色硃筆寫在青藤紙上的禱告詞。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好青詞，身邊就會招來一些善於撰寫青詞的大臣，大學士徐階，袁煒，嚴納，李春芳，郭樸，高拱等等，無不以寫青詞為擅長，尤其是嚴嵩，他寫的一手好青詞，他崇讚玄修，態度最為虔誠，最善於諂媚，也最得皇上的歡心，於是得了“青詞宰相”的稱號。其實他寫的內容尤其荒誕，嘉靖的一條貓病死，袁煒曾寫為“化獅作龍”，荒唐到死了一隻貓也要建蘸的地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俞驕，下俞諂，這樣的君臣如何能治理好國家？
朱厚熜不上朝，朝廷要運轉，自然要有人代理日常事務，當然嚴嵩就成了首選，帝以剛，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兩人竟稱魚水。嚴嵩得到皇帝如此專寵，趁機大肆弄權，傾軋弄權貪贓枉法，朝廷上下烏煙瘴氣。
當時朱厚熜迷戀與方士修玄論道，不上朝已有八九年之久，此前有不少敢言直諫之士多次上疏規勸皇帝，都被懲辦。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年，翰林院編修楊名上疏說：“自古禱詞無驗，乃不惜糜費，且命大臣供事。致不肖乞哀其門，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漸也。”結果遭到流放。方士陶仲文卻被封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職位之高已相當於監國。嘉靖十九年一五四零年，太仆寺卿楊最上疏諫止說“皇宮內院，豈有白日升天哉！黃白金丹之術，皆不斷元氣。惟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複元神，仙藥不求而至矣。至於監國，猶不敢議。”卻落得廷杖致死。次年，又有河南監察禦史楊爵再次上疏雲：“方士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者，金紫赤紱，遍於羽流。以妖誕邪妄之術，列清禁嚴之地，而藉以為聖躬之福，何哉！”其結果是備受酷刑，長期囚禁。這就是嘉靖王朝著名的“三楊事件”。楊名，楊最，楊爵一諫，再諫，三諫，所遭受的懲罰，一個比一個殘酷。麵臨這樣殘酷的現實，張居正幹犯龍顏，再次上疏，難道不怕重蹈覆轍？比較張居正與“三楊”的上疏可以看出，張居正確實不愧為政治家，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也有政治家的謀略和技巧。“三楊”都以斥責皇帝寵信的道士為目標，犯了投鼠忌器的大忌，在皇帝看來，這無疑是指桑罵槐，又怎能不觸怒容顏。張居正則避開了對道士的正麵攻擊，隻是從群臣百僚仰望皇帝的清光說起，著重說明的是怎樣做到清掃壅閼，使上下通達。且開宗明義即表明“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認為當今皇帝的功德，上追唐虞，近配列宗，自成祖以後，沒有哪一朝能超過嘉靖，把皇帝視為能聽取直諫的明主，這一歌功頌德的詞令，用在進諫的開首，首先就贏得皇帝的歡心。
張居正善於揣摸人意，他既能把正話反說，也能把反話正說。明明是俺達來犯，倭寇騷擾，佛郎機侵犯漳州，外患頻繁，張居正在奏疏中卻說成“四夷未賓”，既滿足了皇帝的虛榮心又使君主不能不正視這一現實。其實在嚴嵩專權期間，張居正大多保持沉默，有時也寫些無關痛癢的文章如各種賀表頌詞，過生日賀聖壽，字極殿修成，紫宸宮完工進賀詞，豐收賀瑞穀，下雪頌瑞雪，下雪頌靈雨，元旦到了賀元旦，冬至到了賀冬至，出現白鹿，白兔了，頌瑞鹿，瑞兔，有的一賀再賀，無非是“乾清坤寧”，“四海升平”這類歌功頌德的逢迎之詞，有時還為嚴嵩，徐階捉筆，代寫賀表，收在他文集中的各種賀表賀詞有三十九篇之多，基本上都是在嘉靖時期所作。在嚴嵩專權之際，張居正與這個炙手可熱的首輔相處還算融洽，他在為嚴嵩寫的祝壽詞中雲：“握鬥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踵。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已屬經綸手，兼司風雅權。春華霏藻翰，宮綿麗瑤編。潤色皇猷遠，鋪張帝業鮮。”這種歌功頌德之作，雖屬官場中的應酬，但他對嚴嵩的事功和文才還是抱有好感的。此時他與嚴嵩的對手，內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徐階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一個年輕的進士，在兩個相互敵對的勢力中，進退有節，應付裕如，老到地周旋在強手之間，博得雙方的好感，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張居正雖然對嚴嵩有過好感和頌揚，但並非沒有是非。嚴嵩的兒子嚴世藩依仗父勢，賣官鬻爵，貪贓枉法，卻輕易地被提升為太常寺卿。嚴嵩的義子趙文華是通政司的右通政，掌握彈劾官員的情報，遇到對嚴嵩父子不利的，就像義父密報，讓嚴嵩有充分的準備進行反撲。對這些張居正心知肚明，因此與嚴家父子也保持了一定距離。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嚴嵩接任首輔後沒幾年，刑部江西司郎楊繼盛，巡按禦史趙錦相繼上疏揭露嚴嵩諂諛欺君，公行賄賂，鉗製言官，掊克軍民，釀成邊患等等。其中尤以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楊繼盛的奏疏最為激烈，揭露嚴嵩十大罪，五大奸：我朝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童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製草。今嵩為捕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複，必先稟而後起稿，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升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知事權在嵩，畏懼奉承而已。此壞祖宗成法，大罪一。借朝廷之功，行一己之愛惡，此竊皇上之大權，大罪二。掩皇上之治功，大罪三。縱奸民之僭竊，大罪四。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引背叛之奸臣，大罪六。誤國家之軍功，大罪七。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於文武之升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先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諂諛欺君，貪汙率下，壞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五奸是賄結皇上左右，用義子趙文華掌通政，與廠衛結姻，止科道之口，排除異己，提攜附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