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人來齊了，站在屋子裏等著，像是在火車站給旅客送行。
“好了，”祖奶奶說，“明天不要舉行什麼告別儀式，也不要為我說些動聽的話。這些話我在自己的日子裏已經滿懷驕傲地說過了。一切食物我都吃過了，一切舞我也跳過了。現在我要吃下最後一個我還沒嚐過的糕餅，用口哨吹出最後一曲我還沒吹過的小調。但是我並不害怕。我還真感到好奇呢！我要把它吃得幹幹淨淨，不會在嘴邊給死亡留下一點點碎屑。不要為我難過。現在，你們都走吧，我要去尋找我的夢了……”
門在某個地方靜靜地關上了。
“我好過一點了。”在溫暖雪白的亞麻布和毛毯鋪就的被窩裏，她感到舒適寧靜。貼花被子的顏色和往日馬戲班的旗幟一樣斑駁陸離。她躺在那兒，感到自己還很小、很神秘，好像80多年前的某些早晨一樣。那時她一覺醒來，在床上心滿意足地伸伸她的嫩胳膊嫩腿。
很久很久以前，她想：我做了一個夢，做得正甜時卻不知叫誰弄醒了——就是我出生的日子。現在呢？我來想想看……她的心又回到過去。那時我在哪兒？她努力回憶。我到哪兒去尋找那失去的夢？它的線索在哪兒？它是什麼模樣？她伸出一隻小手。在那兒！……是的，那就是它。她微笑了，她在枕頭裏轉動轉動腦袋，讓它更深地埋進溫暖的雪堆裏。這樣就好些了。現在，是的，她看見它在她心裏靜靜地形成，平靜得像沿著蜿蜒無盡的岸灘流淌的海洋。她讓那久遠的夢碰了碰她，把它從雪堆裏舉起，讓她從那幾乎被遺忘的床上飄了起來。
她想到，在樓下，他們在擦銀器，在清理地窖，在打掃廳堂。她聽得見他們在屋子的每一個角落生活。
“好的。”奶奶小聲地說。夢把她飄了起來，大海把她送回到岸灘邊上。
我的爺爺
爺爺過世已經快8年了，但在我的心裏，爺爺依然活著……小時候我家裏很窮，在我的記憶中，米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每餐吃飯，隻有我們幾姊妹和奶奶能分到一點點米飯，其餘的都是吃紅薯。父母和爺爺仿佛沒有吃過米飯，天天隻有永遠吃不完的紅薯。我看見爺爺吃紅薯，常常把眼淚都噎出來了。我們全家八口人，一共隻有五間很小的茅屋。牆壁是用竹條編的，外麵用泥巴糊著，冬天到處都漏風。
聽父親講，爺爺過去是一個大地主，在方圓幾十裏的地方，爺爺出門根本不用走別人家的路。奶奶家當時也特別富有，父母給她的陪嫁都是田地和銀元。父親告訴我，從奶奶娘家那邊收地租，用一個船隊運回來，要三個月才能運完。爺爺當時的房子特別大，全是用木板精製的二層樓房，前後有三進，左右延綿幾百米，連成一大片。解放初期，湖南的農民運動搞得特別火，好多比爺爺小得多的地主，都被鎮壓了。我們附近有一個地主，家業趕不上爺爺的十分之一，因他平時待人刻薄，常常仗勢欺人，開鬥爭會時，那些曾經受過他欺侮的農民就用竹條使勁抽他，皮肉全都打飛了，當場就被打死。
爺爺蓋的許多房子是給長工住的。爺爺對他們從不苛刻，就算有人犯了錯，爺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鄰居老人說，有一次，個長工看見廚房裏放一大水缸，以為裏麵裝的是茶，那長工拿起瓢一碗就準備喝，剛到嘴邊突然覺得不對，順手往牆上一潑。原來那缸裏裝的是油。這事恰好被爺爺撞見了，可爺爺一句話也沒說。
很多老人一直對爺爺為他父親做生日的事，津津樂道。原來爺爺的父親過60歲生日那年，爺爺在家大宴賓客，卻不接受客人一分錢人情，整整開了三天的酒席，最多的一餐開了一百零一桌，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不管是朋友還是要飯的，爺爺一律平等對待。客人最大的禮物就是為壽星老人放一掛爆竹。哪怕那爆竹隻有一寸長，爺爺也會對客人笑臉相迎。
爺爺為了鄉親們的子女能有學上，還在當地辦了一個學堂，爺爺親自擔任校長。凡在爺爺家做長工的人，子女都可以免費到學堂去念書。爺爺的為人真正贏得了鄉親們的尊敬和愛戴。正因為爺爺的做法與別的地主不一樣，這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爺爺在解放初期就被定了死罪，爺爺一想到那些家產遠遠不如自己的地主，一個個不是被開鬥爭會時打死就是被槍斃，知道自己也難免一死。然而爺爺自己也沒有想到，竟有幾百名階級成分好的鄉親不顧承擔政治風險聯名上書，隻為保住爺爺的一條性命。結果爺爺隻坐了五年牢。爺爺跟我說，當年他坐在牢裏，天天有人拖出去槍斃，根本沒想到自己還有活路，更不知道外麵有那麼多人出麵保他的命，心想反正要死了，對死的恐懼反而沒有了，遇到拖人的來了，爺爺就笑嗬嗬地上前問：“什麼時候輪到我啊？”被問的人覺得好奇怪，人家躲還來不及呢，哪有主動問死的？就這樣，爺爺在牢裏得了個外號：醉樓憨子（醉樓是爺爺的大名）。因為爺爺在牢裏表現很好，又樂觀開朗，不但沒被槍斃，反而當上了犯人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