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終究是建立在彼此信任、彼此尊重上的，如果事事猜疑別人，那麼，將很難與別人建立良好的友誼，自己也會變成一個孤立無援的人。信賴對方，才能贏得對方的敬意。即使偶爾被出賣了，隻要你是正直且寬宏大量的，最後的成功會證明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叛逆是發生不了作用的。
尤其在同一個工作崗位的人際往來，互相信賴、互相聯係，是工作順利的基本條件。因為，缺少了信賴，團隊將沒有辦法同心向共同目標邁進，當然更談不上所謂“苦幹”的敬業表現了。
往往一個人無法辦到的事，由幾個人分工合作，就能發揮很高的效率。企業組織本來就是小團體與小團體的結合體，假使構成這個結合體的每一分子都彼此猜疑，這個團體必然渙散而不堪一擊。
一個領導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信任下屬，尊重他的個性、欣賞他的創意。這種尊重與欣賞可以使你工作行事無所不利。不能信賴別人的人，會使生活中充滿猜疑，自己做事情不順利，連帶會使受猜疑的人自暴自棄。如果是一個有才華的領導，猜疑心太重還可能使自己壯誌未酬而身先死。
（十）淡而不厭——如何有效地節製自己的嗜欲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中庸》
子思說，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簡略而有文采，溫和而有條理，由近知遠，由風知源，由微知顯，這樣，就可以進入道德的境界了。洪應明說：“有妍必有醜為之對，我不誇妍，誰能醜我？有潔必有汙為之仇，我不好潔，誰能汙我？”人都有愛好甚或嗜好，這本不要僅，關鍵是如何引導愛好與嗜好，有效地節製，不使之過度與極端。
我們來看曆史上一些風雲人物，原本沒有什麼文化，但經血與火的生死考驗，風雲變幻局勢中從政的切身體會，使他們的見識往往高人一籌。比如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提倡“謹嗜好”，顯然比他手下那些有文化的文臣僚屬們看得深遠；就是對今人的品德修養，也仍然有借鑒意義。
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朱元璋與侍臣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朱元璋說：“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鑒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泊濁，豈能照物？”侍臣說：“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朱元璋又說：“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不當好，則正直疏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雖是古文，但話並不難懂，道理也很明白。朱元璋認為人應當有所好，但不能有不當嗜好，特別是要“不為物誘”，否則就會好壞不分、是非顛倒，危害巨大。應當說，這是朱元璋積幾十年人生經驗得出的真知灼見。
嗜好，也就是愛好、習慣、怪僻，可以說人皆有之。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過一本《中外名人嗜好大觀》，數百位古今中外名人，嗜好也是千奇百怪。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喜歡聽驢叫，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生性愛鵝，陳毅元帥業餘愛好下圍棋，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酷愛集郵，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是小提琴迷，德國大詩人席勒隻有聞爛蘋果味才能激發創作靈感，如此等等，有的簡直令人莫名其妙。明人張岱有言，“人之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有點嗜好，可以怡養性情，充實生活，且於他人於社會無礙，自然不能一概反對。
話雖這麼說，但嗜好也不能不加節製地任其發展。特別是那些有可能向惡的方向發展的嗜好，按照朱元璋的話說，更是要“謹”。
凡事當有度，即使是有益的嗜好，也要適當把握，不能沉溺其中，以防貽誤正事。像春秋時機衛國的國君衛懿公，喜歡養鶴，這當然不能算壞事，但這位先生愛鶴成癖，竟然讓鶴享受大夫待遇，封給鶴卿的祿位，並配給一輛豪華專車。後來狄人進攻衛國時，衛懿公號召國人上前線作戰，人們說，“讓鶴去吧，鶴有官位官祿，比我們強。”結果狄人大敗衛軍，衛國很快滅亡了。對嗜好不加節製，導致人心離散，國破家亡，教訓太深刻了。
對不良嗜好，更要十分警惕，千萬不能沾染。例如黃、毒、賭之類，沾染此道的人，在嚐試刺激的同時也把自己送進了火坑。賭得傾家蕩產、嫖個妻離子散的、吸毒進了班房的並不少見。
要注意“不被物誘”。種種不良嗜好的實現，都要有金錢作物質基礎；對錢與物的不擇手段的追求，必然又引發新的不良嗜好。受錢與物的誘惑，就會是非不分，美醜顛倒，原則喪失。
人生在世，多少都有一點個人嗜好。我想，對嗜好不應該順其自然，在作出有益、無益，甚至有害的區別之後，還是如朱元璋所說，“謹嗜好”為好。
人固然會有許多癖好，而一個有修養的人必須自省其所好的道德標準，看看和誌向是否一致。孔子說過：“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就是說，能以眼前的事為例一步步做去，就是最好的實現仁道的方法。比如推己及人：你自己想要的，人同此心，大家都想要，都應該得到；你自己不喜歡的，別人也不喜歡，所以你也不應該把它加在別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