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替李陵辯冤而遭大禍，司馬遷在獄中受到奇恥大辱，本想“引決自裁”，但為了完成他不朽的著述，才“隱忍苟活”下來，獄中他想起以前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時，曾推衍出《周易》的卦爻。他想起了孔子在陳、蔡二國遭了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江南而賦《離騷》，雙目失明的魯史官左丘明編撰《國語》，雙腳受了重刑的孫臏忍著巨大的痛楚而作《兵法》……這一切給了他很大的鼓舞。在獄中他效法這些不朽的名家，發憤而作，為了完成自己的宏偉心願，隻能忍辱含垢，發憤著述。終於在公元前92年，他以極大的毅力和雄深雅健的文筆，完成了宏偉的曆史巨著《史記》，也同時完善了獨立的人格。
司馬遷寫《史記》的過程，說明了一個人心地如果光明磊落，即使立身在黑暗的獄中，過著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也像站在萬裏晴空的天下一樣，能做出頂天立地的事來。反之如果一個人的觀念邪惡不端，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隻能終日戰戰兢兢，無所作為。
（八）自我成全——該以什麼方式麵對榮與辱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上，戰戰也。
——《曾子全書》
榮辱觀是中華傳統倫理學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範疇，儒道兩家都談到了它，儒家榮辱觀以“仁”、“義”為標準。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南宋學者呂本中說：“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老子《道德經》中也說過這樣的話：“寵辱不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不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來看，道家思想是退縮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話卻切合了中庸理論，尤其在為人處世上，主張不傷害生命和真性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隻有這個自在性的主體與自然達成和諧，才是最恰當的，否則違反天性與人性。
洪應明在處世上始終保持著一種豁達的心態，他說：“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一個人對於一切榮耀與屈辱無動於衷，用安靜的心情欣賞庭院中的花開花落；對於官職的升遷得失都漠不關心，冷眼觀看天上浮雲隨風聚散，那活得多自在啊。
人活在世上，總想比別人有錢，比別人有勢，也因此惹事生非，種下苦根。於是聰明人意識到了這一點，把“寵辱不驚”視作一種境界。有一次，孟子本來準備去見齊王，恰好這時齊王派人捎話，說是自己感冒了不能吹風，因此請孟子到王宮裏去見他。孟子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輕慢，於是便對來人說：“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見他。”
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去吊喪，他的學生公孫醜說：“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見齊王，今天卻去吊喪，齊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孟子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為什麼不能辦我想辦的事呢？”
孟子剛走，齊王便打發人來問病。孟子弟弟孟仲子應付說：“昨天王有命令讓他上朝，他有病沒去，今天剛好一點，就上朝去了，但不曉得他到了沒有。”
齊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歸家的路上攔截他，讓他不要回家，快去見齊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醜家避了一夜。
景醜問孟子：“齊王要你去見他，你不去見，這是不是對他太不恭敬了呢？這也不合禮法啊。”
孟子說：“哎，你這是什麼話？齊國上下沒有一個人拿仁義向王進言，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堯舜之道不敢向他進言，這難道還不夠恭敬？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財富我趕不上，但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我為什麼要覺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趨奉不可呢？’爵位、年齡、道德是天下公認為寶貴的三件東西，齊王哪能憑他的爵位輕視我的年齡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這樣，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為，我為什麼一定要委曲自己去見他呢？”這就是孟子榮辱觀的實踐證明。
1807年7月，拿破侖與俄國皇帝亞曆山大一世在提爾亞西特會晤。奧地利王後路易莎也來到這裏，想請求拿破侖把北德意誌馬格德堡歸還給奧地利。一見麵，路易莎王後先是讚賞拿破侖的頭“像愷撤的一樣”，然後直截了當地向拿破侖提出歸還馬格德堡的懇求。拿破侖也不好當麵拒絕，但又不能輕易答應。他沒話找話地讚美皇後的服裝如何好看，想以此轉移話題。路易莎王後回敬了一句：“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要拿時裝作話題嗎？”她再次提出請求，拿破侖又用一些毫不相幹的話來對付她。路易莎王後再三央求拿破侖寬大為懷，態度謙恭而又誠懇，使拿破侖多少有些動搖。這時，奧地利弗西斯國王進來了，拿破侖的調子當場冷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