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黃金萬兩容易得，人生知己最難求。”是指知音難覓，不過，尋覓知己還是在於自己。與人交往，隻有做到誠實無欺，才會得到別人的信任。信，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基石。
孔門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養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因為它強調的是自覺性。
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隻有具備了不斷自我反省的能力，才能不斷提高，逐漸走向完美。這裏提到了反省的三個方麵，基本上概括了一個男人的所有方麵：其一，對待事業是否敬業；其二，與人交往是否誠信，雖然文字上是說“與朋友交往是否誠信”，但我們可以擴大到與人交往的範圍，其三，是否能溫故知新，這一點與前麵的“學而時習之不以說乎”是相呼應的。
一個人如果能具備反省的能力，就自然會變得謙虛不傲慢，變得彬彬有禮不自以為是，在與人交往時也就能善於設身處地地思考問題，自然也就能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盲從。因此，我以為，一個人是否具備反省能力，是衡量其素質高低的一個重要標誌。
（二）己所不欲——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
關於“慎獨”，王夫之在《四書訓義》中說：“及其一念之動也，是天理之所發見也，而人欲亦於此而乘之；是吾性之見端也，而情亦於此而感焉。君子既常存養，以灼見此理於未動之先矣，則念之所發，或善或惡，有自知之審者。故其動也，在幽隱之際，未嚐有是非之昭著也，而所趨之途自此而大分，莫見於此矣。其動也，亦起念之微，未嚐有得失之大辨也。故君子知此人所不及知、己所獨知之際為體道之樞機，而必慎焉，使幾微之念必一如其靜存所見之性天，而純一於善焉。其動而省察又如此，蓋以天與性昭見於動時，而以此盡道以事天也。”
王夫之一直持有“動則人事乘權”、“方動之際，耳目乘權”的說法，他在《四書訓義》裏明確指出，“人欲乘權”是以“天理發見”為前提的。據他看來，當人心由靜轉為動，必是因為一念之動，一念之動的原發之幾，是天理發見，也是性的表現；人欲此時要乘天理發見之機而起來，於是情就發生了。在起念之微的時候，君子由於有靜養的功夫作為基礎，所以即使善惡分別很細微，但也看得清清楚楚。這個起念之微的內在變化，是人所不及知，而隻有自己所獨知，君子必須在此時用慎獨的功夫，使得意念在幾微之時便能一如靜養之善。這個功夫屬於“動而省察”，即意念發動而加以省察的功夫。
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強加給別人是“恕”。“己所不欲”是對自己的把握，“勿施於人”是推己及人，從而成為孔子中庸處世之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語》記載：仲弓問什麼是仁，孔子回答說：“出門在外就像會見貴賓一般，役使民眾就像承辦大祭那樣認真。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施加於別人。在官府裏做事無人怨恨，在家族中辦事也無人怨恨。”仲弓說：“我雖然不聰明，請相信我一定要奉行這些教導。”
孔子的回答似乎與顏回問仁的答案是兩回事，其實是有內在聯係的。這裏的仁，著重於敬、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個人修身而言，這是對行為的一種約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一種“克己複禮”的行為，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人能像考慮自己、為自己著想那樣來考慮別人、為別人著想，就可以進入“文明”層次了，就真正有點精神文明了。這一點推廣開來，對於整個社會，意義是很了不得的。
子貢在孔門弟子中是一個全才，他比孔子小31歲，出身於商賈之家，後來在魯國季孫氏手下做了不小的官，據說孔子晚年生活得以維持，子貢出不了少的力。孔子死後，子弟們多是服心喪三年，即待師如父，內心服孝三年，子貢卻在孔子的墓旁搭了一茅棚子，親自在那裏守孝三年。在風水先生中還傳說，孔子的墓地原先選在葬少皋帝的地方，但子貢看了後認為那隻是一個帝王的風水，孔子是千古聖人，那處風水不行，然後才選了曲阜孔子墳墓所在的那塊風水聖地。孔子不稱許子貢，可見推己及人之難。
已故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選，很善於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為別人著想。在接受《北京晚報》關於方正年青人成長的采訪時，他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訪結束時，王選專門拿了一張紙，寫下了一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記者在寫稿時，不知道聽到的這些名字到底該怎樣寫。記者被王選的精神感動了，“王選體質文弱，談吐舉止從容不迫，沒有企業家雷厲風行的姿態和作風。但是他做事卻幹淨利索，不拖泥帶水，含含糊糊，這就是王選和別人打交道時的爽快和果斷。我想這大概和王選處處為別人著想的性格有關。”
王選院士說，降一個層次，所謂好人就應該是為自己著想應該與別人著想一樣多。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說，所謂好人就是為別人著想比為自己著想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