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隻要有所行動，初始都是由心思和願望引起的。善惡一念間，但一念並非憑空而起，它決定於一個人的良知與境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處世“優位”選擇，心中裝著“正道”，即合乎“大義”的規範，跌入惡的可能性就小。
《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做人的良知不可丟失，丟失了良知，人心變壞，人與人就會相互設防。所以，恪守良知不變，常常靜思自己的行為，檢閱自己思想，保持健全的靈魂，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一）內省無疚——如何做到不受他人譴責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誌。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中庸》
“慎獨”，主要是就正直和邪惡的區分而言的。隻要有所行動，初始都是由心思和願望引起的。比如，現象的顯現開始於隱藏的願望，明顯的事情開始於內心微弱的意念。心思和願望產生後，人們肉眼不能看到。《中庸》說：“君子的思想之所以超越普通人，就在於人們不能看到的地方。”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因為，當還未與事物接觸時，已經有莊嚴和放肆的區別，事情到來而需要行動時，就產生了正直和邪惡的區別。
態度莊重嚴肅的人，常常檢查、控製自己，放肆妄為的人與此正好相反。正直的人不被私念迷惑，而邪惡的人與此正好相反。即便時時保持莊重、正直，而見解一旦有錯誤時，還不可以說就是合理的。盡管智力能認識到事情的條理，如果不嚴肅認真，就會有所忽視和差錯。如果不正直，處理事情時就都是虛偽。
當你心中的邪念剛一浮起時，你能發覺這種邪念有走向欲路的可能，你就應該立刻把這種欲念拉回正路上去。隻要壞的念頭一產生就立刻有所警覺，有所警覺就立刻設法來挽救，這才是扭轉災禍為幸福、改變死亡為生機的緊要關頭，所以絕對不可以輕易放過這個機會。
春秋時，宋昭公眾叛親離，去國出逃，路上他對車夫說：“我知道我這次出逃的原因了。”車夫問：“是什麼呢？”昭公說：“以前，不論我穿什麼衣服，侍從無人不說我漂亮；不論我有什麼言行，朝臣無人不說我聖明。這樣，我內外都發現不了自己的過失，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場。”從此，昭公改行易操、安義行道。不到兩年，美名傳回宋國，宋人又將他迎回國，恢複了王位。他死後，諡為“昭”，昭就是明顯，即能反省，有自知之明。所以，過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反省的習慣、反省的勇氣和反省的智慧。一個人沒有過失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每天都能反省並且成為一種習慣，那麼，他將是過失最少的人，也可以相信他是天下最完美的人。反省是一麵鏡子，反省是一劑良藥，反省是所有美德中最值得珍視的美德，擁有反省也就意味著擁有完美。
反省、慎獨，把自己引向的是一個有尊嚴有人格且與人和諧相處的人生境界。《菜根譚》說：“寧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淡泊，遺個清名在乾坤。”人寧可保持純潔、天真、樸實的本性而摒除後天的聰明機詐，以便保留一些浩然正氣還給大自然；人寧可拋棄世俗的榮華富貴而甘於過著淡泊、清虛、恬靜的生活，以便留一個純潔高尚的美名還給天地。
公元前一00年，漢朝蘇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下。單於想招降他，蘇武不屈服，被關在大地窖中，並斷絕糧食的供應。蘇武隻好吃雪吞旃（使節杖上的編織物），幾天下來還活著，匈奴人非常驚奇，認為他是神。
單於於是又將蘇武放在北海邊上，要他牧養一群公羊，告訴他：“等公羊生小羊，就放你回去。”
蘇武靠著使節的儀杖牧羊，時間一久，儀杖的旃旄掉光了。沒有人供給他食物，他就挖野鼠洞，把野鼠洞中的草根、野果取來充饑，長年與野鼠分食。
漢昭帝即位後數年，匈奴和漢朝恢複了和親，漢朝派使者要求放回蘇武等人。匈奴騙說蘇武已經死了。當時常惠想了一個辦法，私下告訴一個使者說，漢天子在上林苑打獵，找到一封係在鴻雁腳上的信，信上說蘇武正在某個沼澤中。這個使者依靠常惠的話，責問單於，單於大驚，隻好放回了蘇武。
蘇武流放的過程，就是他慎獨的過程，他完全可以像衛律、李陵一樣在遙遠的匈奴當官享福，但那樣做卻是違背他的思想和誌向的，那就不是蘇武而是別人，他蘇武要做的就是堅守節操，保持內心的平和，再大的苦沒有比失去自我更可怕。有了這一精神支柱，蘇武有了活下來的力量。誠可以感天，他最終不失晚節地回到了他的祖國。
曾子說：“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省，作為儒家自我道德修養的基本方法，作為對自己言行的嚴格要求，自覺地反省自己，經常進行自我批評，就能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在現實生活中，不管是為朋友謀事，還是謀其他事，事情不論巨細，隻有全力以赴，懷著一份一心想把事情辦好的忠誠，才能有所成就。如果進一步說，“為人謀而不忠乎”就是要講奉獻精神。一個人隻有無私奉獻，才能最終有所收獲。春天種豆，秋天卻想得瓜，世間怎會有如此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