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險隊啟程前，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們，把一些準備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貨物裝上航船。當探險隊抵達北冰洋後，夏季結束，使得探險船被凍結在冰水中，在饑寒交迫的極端的環境下，他們沒有丟掉那些貨物，當水手們獲救上岸後，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商人的貨物晾幹。探險隊回到故鄉後，隊員們早已財盡囊空，但臨行前商人們所托付的貨物卻全部歸還他們。這些水手們身上所體現出的信用使命感和忠誠感，這種道德約束，良心的承諾，就是信用的力量。有了信用，彼此間才能夠以誠相待；有了信用，彼此間才能夠溝通、合作；阿姆斯特商人形象樹立起來——真實可信！
明代著名的教育家馮從吾說：“論交往，應當親近君子而疏遠小人；論度量，應當敬重君子而寬容小人；論學術，應當效法君子而感化小人，不能開化的就施以仁德。”明初思想家方孝儒說：“貴為君子的人，就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能夠自現，愚昧不肖的人可以自全，所以天下沒有遺棄的怨恨。”
與人交往貴在以道相合，以義相聚，以信相守，以心相應；貴在互相敬重，互相信賴、互相體諒、互相愛護，互相幫助。而最要禁忌的是，以權利相交、以勢力相交的朋友，勢力傾倒就會絕交；以利益相交的朋友，利益沒有就會疏散；以富貴、功名的利害相背就會離開。惟有以道義相交、性情相交、肝膽相交、真誠相交，才會深切長久，才不至於被富貴與貧賤、患難與共難、利與害所分離，人性也不會扭曲。
人與人之間如果不能互相操守大道，互相勉勵大義，互相守住忠信，互相以心相應，互相勸導為善，互相規範於過，互相砥礪以清廉，互相鼓勵以廉恥，卻隻是互相裝飾，互相憑借引援，互相以朋黨相利用，互相以比周相給與，就是朋友滿天下，稱譽天下，也是庸俗之輩；就是功成名就，顯身揚名，也是奸雄狡詐之徒，也無益於人民，無益於社會。因為首先失去的是一種真實，而虛假的表麵的光彩再麼豔麗也不會保持長久。
古人把君子（真實誠信的人）與小人（虛偽狡詐的人）進行對照，非常鮮明。呂坤在《呻吟語》中說：“見利向前，見害後退，共同有功專美稱自己，共同有錯就推罪於他人，這是小人的常態，更是大丈夫所感到恥辱的行為。”天玄子說：“見利也不跑向前，遇到禍害也不躲避，這是君子所做的事。有名聲就攬給自己，有毀敗就歸於他人，這是小人所做的事。”他又說：“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人，是君子；從善好像登天，從惡好像山崩，是小人。”
同樣是明代的學者，蘇伯衡說：“有求於人而不加以親近，無求於人也不加以疏遠，這就是君子的行為。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近，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疏遠，這就是小人的行為。有求於人而不更加恭敬，無求於人而不更加驕傲，這是君子的行為。有求於人就奴顏媚骨，無求於人就盛氣淩人，這是喪失‘真我’的小人的行為。”
這些話告訴我們，在日常各個方麵，都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質好壞；人的品質反映在人的各種行為上，不失“真我”，“誠不可掩”——把人性美好的東西打開，送給我們這個世界。
（三）至誠其性——要誠實，不要虛假的誠實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管子》
《中庸》把“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倘若人自身表達的思想是忠誠，對待別人的態度是寬恕，那麼雖有過失，也不會太多。人生中，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抱著一種求真的態度。我們往往追求代表真實的人和事物，因為它代表著最崇高的美德——誠實與正直。
宋朝著名詞人晏珠，參加殿試時年紀很小，他一拿到試題，說：“我十天前已做過這個題目了，而且文章草稿還保存著，請皇上換別的題目吧。”結果皇上真的同意換了試題。
宋真宗特別喜歡晏珠的誠實。有一年，宋真宗允許臣僚們挑選旅遊勝地舉行宴會。各級官員都踴躍參加。晏珠這時手頭拮據，沒錢參加這項活動，便留在家裏讀書。這天，宋真宗在大臣中挑選誰來輔佐太子，大家沒料到皇上竟在百官中看中了晏珠。有人直接問皇上是什麼用意。真宗解釋說：“我聽說各級官員，無不遊山玩水，大吃大喝，通宵達旦，歌舞不絕，惟有晏珠閉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謙厚，正可擔當輔佐太子的重任。”晏珠聽說後，便老老實實向真宗說：“我並不是不喜歡遊樂吃喝，隻是因為我實在沒錢。如果有錢，這些旅遊宴會我也會參加的。”宋真宗一愣，繼而一笑，越發佩服晏珠的誠實。晏珠以誠實為做人之道，越來越受到皇上的重用，到宋仁宗時，晏珠被任命為宰相。
像晏珠這樣的人是多是少呢？這個問題的提出，就關係到我們如何麵對他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人人都有責任，可它又不是幾句號召就能實現的，全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較長過程。一個成熟而富有健全理性的人，會以一種平常的心態來看待現實生活中的不誠實的人以及他的行為，例如對於謊言，就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它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