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潘寧們一樣“享受生活”
當63歲的李經緯在廣州珠江醫院裏黯然度日時，珠三角另一家著名企業——科龍的創始人、68歲的潘寧，卻正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悠閑地安度晚年……1999年4月9日，老帥潘寧正式從科龍告退。當時他就宣布，退休之後，“不在公司保留辦公室，不拿科龍一分錢工資，更不持科龍的股份”。潘寧把人生最精彩的15年給了科龍。20世紀80年代，順德市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當年有一句話叫“全縣一盤棋，一心抓經濟”。時任順德縣容奇鎮工業辦副主任的潘寧，就是在這股大潮中“到中流擊水”的。潘寧向鎮政府要了9萬元試製費後，指揮一幫從未接觸過冰箱的人，靠“拜師學藝”，甚至“偷藝”，用雙手“敲打”出了國內第一台雙門電冰箱——容聲牌BYD-103雙溫露背式家用電冰箱。15年後，當潘寧光榮引退時，科龍已發展為一個總資產60多億元、員工上萬人的“製冷王國”。2001年年底，順德市容桂鎮鎮政府把自己所持有的科龍股份20。64%的股權，轉讓給了格林柯爾發展有限公司。科龍，這個家電行業的佼佼者瞬間易幟。而這一切，都與潘寧無關。潘寧退出時曾說過兩段話，“現在退下來，我覺得非常的榮幸。因為國內好多知名的企業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沒有後繼力，還有的犯了錯誤，極個別的上了刑場。像我一樣幹到65歲的企業家，屈指可數。”采訪過他的一位南方媒體的記者說，從言語中分析，潘寧的心態中攙雜著消極與積極，積極的是，他走了一條正確的路，能夠用平和的心態對待退休。潘寧懂得在企業最輝煌的時候“功成身退”，而且是一退到底，無牽無掛。他每年春節或中秋節回國過節，到老部下家喝喝茶、聊聊天，但關於科龍的現狀，卻從來是隻字不談。跟潘寧“退耕田園”不同的是，康佳陳偉榮和北大方正王選則選擇“發揮餘熱”來安度晚年。陳的貼身助理湯瑞寧說，退休後的陳總在一家電容原器件企業——宇陽公司工作，“每天都在奔忙，熱情不輸當年。”北大方正的開創者王選1999年“淡出”管理層。他說：“我終於如願以償。”王選住在北大承澤園，70多平方米。他每天早上6時起床，鍛煉一個小時，30年來未曾間斷。晚上睡覺很少過11點的，王選說他需要這種有規律的生活。退休之後，他把家中有關電腦、技術方麵的書清掉一部分，換上了曆史書。王選喜歡一句話：“上世忘民，中世利民，下世竊民。”他說現在是中世。王選還經常出席一些社會活動。比如，他在中國青少年網絡協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致詞等，確實看出了王選作為老一輩在退出一線之後仍然不乏對社會的貢獻，也是在用實際行動來展現“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倪潤峰“退休”後改任四川省經濟顧問。報道稱，政府可能會贈送倪一定股份，盡管這最多隻能算是鼓勵獎，但能夠全身而退、並且能夠為企業改製打通出路，他也許該滿意了。（邱長海、詹敏：《當他們不再手握大權——國企老總退休之後》）
馮侖筆下的牟其中
第一次看見老牟是在一個有很多人的不正式的地方，遠距離望見他，他並不認識我。20世紀80年代後期體改所有一批人就開始跟老牟接觸，主要是張鋼。當時張鋼在牟其中那兒有個辦公室，牟其中出錢資助他做研究，我在體改所的時候就經常聽說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沒見過。1989年以後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個代表，這個人是幫助牟其中做成飛機生意的三處的處長汪兆京，他是北京鋼鐵學院畢業的。他跟我說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說你現在沒事兒做，也沒工資，可以去牟其中那兒折騰。我就這麼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見老牟是在他的辦公室。軍博大院裏比較奇怪的一棟樓，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麵一層共兩層的空間。他辦公室旁邊有個會客的地方，兩排沙發，一個破茶幾。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子特別高，手裏總是拿個大茶缸——後來他也一直是這個形象。他茶缸往茶幾上一放，開說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正巧他當時碰到一個具體的事，可能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他讓我做了後來的事情。
1989年以後，因為南德裏體改所的人比較多，所以不斷地被查。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六四”的關係，需要宣傳、解釋、講清楚。他就讓我幫忙做這些事，而且給了我個頭銜，叫政務秘書。我的辦公室在他對麵的小樓裏，當時他資助的老區建設促進會（簡稱“老促會”）也在小樓裏，我就和這些老幹部在一起。頭一個星期上班，沒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該幹什麼，每天做的事就是按時拿飯盒打飯。他們的飯很好吃，川菜廚師做的，又不要錢，我在南德打工的階段是我吃得最胖的時候。但是，有個很大的困擾就是沒事幹，午睡就睡在辦公室地上。他當時倒了一批高仕達冰箱，砸手裏了，賣不出去。韓國的冰箱很高，所以冰箱外包裝紙盒很多，我把它們壓癟了，拿來墊著睡覺。一個禮拜之後，牟總讓人來找我，他有一篇文章，讓我幫他發掉。後來這篇文章先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叫《牢牢記住黨和國家的利益》，主要描述他和萬潤南的辯論，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撥人的關係；後來《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為他樹立起一種正麵的形象。據說他和萬潤南辯論時被電視台錄像，拿到香港播過。很多人詢問錄像帶在哪？老牟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的清白，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讓我去香港把錄像帶拿回來。我當時打工，很想努力表現，加上剛好認識幾個香港記者，就答應下來了。老牟給了我500元差旅費，我就走廣東、寶安、深圳一線，去香港。但1989年之後形勢非常嚴峻，我走到寶安就走不了了，沒有通行證往前走很危險。因為有點北京口音，還不能在大碼頭附近停留，就找了個小旅館住下，見人不說話，偷偷打電話讓香港記者到寶安來找我。我還怕完成不了任務，向農民打聽如何繞過邊境，他們告訴我花幾十塊錢可以找人騎摩托車帶我繞到很遠的地方進關。我當時想如果香港人過不來，我隻有用這個辦法到深圳，再和那邊接應。我在旅館耗了20多天，每天吃很少的東西，等待電話內容一個轉一個地最後到達對方，對方定好時間地點再輾轉通知我。那個記者終於來了，是個女的，跟我在小旅館見麵，她從胸罩兩邊掏出打散的錄像帶，我有點哭笑不得，過去從沒見過這陣勢嗬。我拿報紙包起那堆帶子，帶回了北京。老牟複原了盒帶，又複製了很多份送給有關部門，證明了南德的立場。
自此，老牟開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現出在表達和組織能力方麵比他原來的草莽班子要優秀得多。我主要負責外部聯絡與形象經營，作為第一任主編辦了一份小報《南德視界》（牟其中原設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視界”），報頭是牟其中寫的，發刊詞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縱橫捭闔，很有氣勢。後來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所有民營企業都愛編小報。之後我做了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介紹很多人過去，萬通最初的創始人裏有四個人在南德幹過，還有一些體改所的人，結果，在南德裏有2/3的部門經理是我引進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離開時以及離開之後與老牟在內心的較量，這是一種純粹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較量。當時我和功權覺得南德不是我們的事業，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齡差異，所以我們幾個經常到中央黨校和青年公寓（有幾年我借住在張維迎的房子裏）商討，思考未來的路怎麼走。我們想了一條路：人在牟其中那兒，私下裏做些生意，慢慢培養起經濟條件後再一起出來。所以我們一邊在門頭溝（南德員工宿舍蓋在門頭溝）物色了個店麵想開餐館，一邊又想辦一個實體，起名萬通代理事務所，沒有啟動資金就注冊成事業法人，幫別人出書。但都沒辦成，裏外都不滿意，後來就放棄了。我們又想對老牟實行規範化改造，仔細研究了張學良，準備集體兵諫老牟，讓他隻做董事長，我們來管理公司事務，把南德做成中國最好的企業。可是，想到老牟50多歲了在香山吃飯時還會為了一個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縫了五針，在街頭看見別人打架他就興奮地喊“打啊！打啊！”，聯想老牟流氓無產階級的習氣和土匪的勁頭，我們認為兵諫隻能更糟，結果隻能選擇自己走，從頭折騰起。
自己走是需要機緣的。柯雲路寫了一本書，其中提到的那個謝老板，當時在北京，希望我給他幹。我跟他說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於是我和老謝手下兩個人一起去海南，他們拿著老謝的錢，準備在海南辦一個公司。為了要走，我就開始裝病請假。離開北京那天很是戲劇性：訂好了飛機票後，我讓太太花了70塊錢買了一個個體戶常用的密碼箱。正準備離開住處，老牟派人抱了個大西瓜來探望，因為我已經幾天沒去公司，請假說自己病了。我趕緊上床蓋上被子裝病，聽來人寒暄著“天氣熱多注意身體”什麼的，我一邊應承著，一邊心急如焚，擔心再不走趕不上飛機。那人終於離開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飛速往飛機場趕。
老牟知道後非常惱火，因為我一不要錢二連招呼都不打，說明內心極其自信，且不把他當回事。我是南德曆史上第一個炒老板的人。他曾經對我有評價：沒有缺點的人是最可怕的。沒缺點的具體表現就是從來不占便宜，每次活動別人不交錢我交。牟其中常說，有缺點的人好用，容易控製；沒缺點的人可怕，因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誌力。其實我們之間有一種英雄主義是可以溝通的，但我的出走對他心理上是個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個月之後，他辦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權他們給我透了個信兒，所以我就到機場接他，想給他一個解釋。他從機場出來，我叫了一聲牟總，他頭一揚不理我。我跟著一直走，到了瓊苑賓館進了房間，他順手把門關上了。我讓他手底下的人進去說合，還是想解釋一下，回話還是不見。我心想算了，吃了兩塊西瓜就走了。一兩個星期之後我回北京辦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還試圖溝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見。我就回來了，放出話說：“活著就不要見了。”後來他編了一些故事，說我卷走200萬，組建反革命集團，舉報我們。我極其撮火，但也沒辦法。他飛機生意做成了，贏得巨大聲譽，我們也慢慢做大了，南德的人待遇一不好就往我們那跑，老牟又不高興了。
到他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就讓下麵的人找我合作，功權他們也勸我見見，但我堅決不見。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們內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有一天半夜一兩點鍾我們討論生意，專門跑到南德門口轉了一圈，遠遠地看著這個公司，然後就走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兩次奇跡的邂逅。一次我們全家去三峽，登機的時候，他站我前麵，一回頭，太近了，沒法弄啊。我就叫了聲“牟總”，他“哦哦哦”，問我是不是去重慶，我說去三峽，他又“哦哦哦”一陣。飛機上他坐在我後麵兩三排的地方，下飛機我沒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華盛頓的中餐館，我坐著吃飯，呼啦啦進來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遠遠瞪著我，我沒站起來，看了他一眼，繼續吃我的飯。這是兩次邂逅。
後來他就出了狀況。有一天他突然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我是牟其中，我沒出事。給我拿些錢，回頭我還給你。”事後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因為他需要請律師。過了一段時間，他在武漢監獄裏手寫了一封信托人帶來，大概說了一下案子的情況，還是希望我給錢，準備繼續請律師。我跟功權商量了一下，做了一個決定：第一，在二審判決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給予任何資金上的支持，因為會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法律關係不清楚，不知道這筆錢算什麼性質；第二，如果二審判完了，服刑的話我們會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勞改出來了，生活上所有的事歸我馮侖管，我負責養老送終。對我個人來說，無非多了一個爹，原則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對朋友也是個安慰，他歲數和我父親差不多。
今年可能會和王石一起去武漢，看看他。這將違背我“活著不見麵”的賭氣誓言，但時過境遷，心境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