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到現在，我認識老牟已經16年了。我開始創辦萬通的時候，多少有一點商業的經驗，這和兩個人有關係，一個是王功權，他曾經在海南做過一個房地產公司的老總；一個是牟其中，我跟著他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這些構成了我們最初創業的商業背景。
牟其中是被社會長期壓在底層的一個角色，其悲劇性在於要用衝撞體製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強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貿易類民營企業中做得最成功的，單筆金額幾個億，沒人做得過他。實際上，倒飛機這件事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體製下私人資本創造的最了不起的商業奇跡。至於他的商業倫理、公司內部組織，都和他的出身、經曆以及社會製度的變革有關。這樣來說比較公允，不能籠統地把他說成是個江湖騙子或者壞人。
第一代民營企業江湖豪俠、英雄氣節、政治情結非常濃烈。20世紀90年代初在全國做承兌彙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義，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邊控製信用社。他們都是社會底層混上來的，互相不買賬，光約會見麵這件事，我作為總辦主任都銜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見，那邊說在南方見，這就是民間江湖較勁的方式，因為涉及江湖地位的問題。
當然，老牟也有失手的時候。當時招了一個秘書，從山西來的，平時不怎麼吱聲，文化水平不高，長得挺端正的，被評為“南德小姐”，和老牟關係不錯。有一天海南突然來了三個人，一個東北人，一個浙江人，還有一個海南本地人，一起來遊說老牟在海南辦三個信用社。這三個人就住在南德的宿舍裏，我們誰也不知道；三個人走的時候老牟每人給了20萬開辦費。那個海南本地人姓楊，老婆是唱瓊劇的，他居然在此期間把山西來的女秘書搞掂了。信用社辦成了，跟老牟沒關係；那個女秘書也離開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楊的一起裹著做信用社。老牟氣壞了，因為姓楊的騙了他的錢拐了他的人。他發誓要把這人弄進去，後來真的弄進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頭，我們正好辦公司，就暫時收留了她；後來不知道她去了哪裏。
做飛機時，有一夥人想“兵變”，計劃把所有相關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連夜把那些人抓起來捆在地下室裏。所以我們當初的判斷是對的，如果我們兵諫，估計也被捆起來了。
老牟不論開大會開小會，從來沒人主持。講台上放一張小方桌，他拿個大茶缸子坐下，講完就散會。不聽大家說什麼，他講過癮了就行。
老牟早上堅持在玉淵潭冬泳，且博覽群書，我們離開南德前，有一次他過生日，我和功權還湊錢買了一套《資治通鑒》送給他。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結、江湖大哥、民間智慧、合理的商業想像力，以及我們有限的體製空間，塑造出牟其中這樣一個形象。現在沒有此類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個階段改變自己適應環境，不斷改變行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環境改變人不變，會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業上有過巨大的成功，但最終還是身陷牢獄，沒能成功到底。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發現，他的商業邏輯並不是都不成立，但是這個邏輯跟社會製度的變化節奏不夠吻合，和體製變革的邏輯是衝突的，所以他成功的概率非常小。透過牟其中的個案，我就覺得，做一件事，商業上的合理性和製度上的允許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有很好的配合。比如販毒，商業上也合理，但在製度上明顯不合理，或者說在社會邏輯上是是根本行不通的。老牟麵臨的問題就是商業邏輯和社會製度邏輯的衝突，老牟最後也敗在這個地方。倒飛機這件事情勉強成功，後來其他項目為什麼都不成功呢？其實他每一個商業計劃，包括炸喜馬拉雅山，商業邏輯都是對的，但這些計劃卻是為當時的社會體製所不相容的東西。
倒飛機這件事為什麼能成功呢？非常簡單，這件事商業上的邏輯正好符合製度邏輯的需要，所以勉強成功了。老牟做飛機的時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這個事折騰成的，而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個很好的商業計劃和商業模型、然後再一步步把它做出來，就像我們現在找風險投資那樣。在最初的時候，是一個翻譯老薛（航天部下邊的一個研究院的俄文翻譯）偶爾提起這個事情。他認為蘇聯的“圖154”飛機還不錯，在中國應該有市場。那時，省一級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剛成立，成立後沒有飛機，但是他們跟國家計委、國家民航局申請了一個批文，可以進口飛機。有批文可以進飛機，但他們沒錢。這時候老牟就對川航說：“我幫你們把圖154飛機買進來。你沒錢，我給你錢；這飛機我賣給你，飛機到了再結賬，你給我擔保就行了。”老牟隨後就去跟俄羅斯那邊談：你把飛機給我，我給你錢，給你什麼錢呢？你那兒不是缺輕工產品嗎，我給你輕工產品作為支付，然後你把飛機給我。俄羅斯人聽了滿口答應，要東西不要現錢。那會兒俄羅斯經濟比較緊張，隻想要生活消費品。於是老牟馬上返過身就跟中國的廠家談：你們都給我東西，把你們積壓的東西都給我，我給你們錢。廠家說錢在哪兒呢？老牟說：這樣吧，我去銀行貸款，我貸的錢給你。接著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談，說你給我擔保，我去貸款；因為你要買飛機，照理說你該出錢，你們現在不用出錢，改成擔保吧，這樣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說：我可以擔保，可是我們剛成立，有些銀行也不認。老牟就又去找銀行，勸說銀行擔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擔保。那家銀行一看說行，最後就交四川交行擔保。這個事兒是我去辦的，就是亞運會開幕那一天，我專程到成都去找川航總經理杜定歡協調擔保的事。結果，四川交行擔保，老牟借到錢，將借到的錢給這些廠家作為訂金，比如100萬的貨我付你50萬，然後你把東西拿來。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裏弄了個房子做樣品展示，叫廠家都來送貨，送樣品，弄了一大屋子，組織俄羅斯人來看。俄羅斯人看了覺得行的，就具體下單，老牟拿著單子再跟廠家訂貨。從商業鏈條來看，他把每個環節連得還可以。最終用戶川航隻是出了擔保和反擔保，沒有出現金；老牟從銀行貸到了款，付給了廠家。隻是付給廠家時遇到一個問題，當時所有的廠家沒有出口權，老牟也沒有出口權，所以老牟找了商務部（現在經貿部）下邊一個公司，專門做對蘇聯貿易的，由這家公司來集中收購和對外出口，他跟這家公司結賬，他也沒有一對一跟廠家結賬。這家公司收取了一筆代理費；俄羅斯收到了幾十車皮的輕工產品，就把飛機直接飛到成都；川航那邊再拿飛機營運的錢還給老牟；老牟再把貸款還給銀行。其實這是很合乎邏輯的一個故事。最後這單生意的確是這樣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後，老牟卻沒有賺到太多錢，原因是後麵飛機營運得並不好，結算的利潤並不多。這單業務時間拉得很長，大量貨物運輸損耗很大，官司糾紛不斷；另外這些飛機飛到四川以後，光有飛機還不行，還有航材、飛行員、運營等問題，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著扯不完的皮。所以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並沒有賺太多錢。回頭看，這是特別巧妙的一單易貨貿易，這單貿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當時的體製正好允許給出這個批文，當時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這個需要。總之，它在商業上的邏輯和社會體製上的邏輯還算是相容的。
繼這一單成功之後，老牟又繼續做，比如做衛星，商業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卻一個都沒成功。他是怎麼做的呢？當時長城公司是中國唯一能夠發射商用衛星的專業公司，但該公司卻沒有錢推廣業務。衛星的價值在哪兒呢？不是衛星本身，而是衛星上麵的轉發器，那個轉發器可以用於商業目的，比如說電視台或者衛星通訊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個衛星上麵可以帶幾十個用於出租的轉發器。老牟了解這一點，所以就去跟長城公司談：我要發一個衛星，這事兒我出錢。人家說這麼多錢，你哪裏出得了？老牟說：“我出錢，我肯定出錢，交給我吧！”然後他又說：“我要給你發，我要出錢，但你不能什麼都不跟我簽啊！你怎麼能證明你要讓我發呢？最好簽一個協議。”後來雙方果真簽了一個協議，約定南德出錢，長城公司發射，發射成功後，衛星上的轉發器歸南德支配（出租經營）。南德還承諾在多長時間內付清發射的錢，付不出這個錢合同自然作廢。這都是很合理的。簽完以後，老牟就拿這個協議去找那些需要轉發器的單位，跟賣樓花似的：我有50個轉發器，這個轉發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後跟你簽一個，跟他簽一個，推銷出去一個轉發器就收10%定金，這10%的定金就能夠支付長城公司的頭款。比如長城公司付款周期是三個月，老牟這邊簽的收款時間是一個月，他收了錢就付給長城，付給長城以後，長城公司就履約發射衛星。之後就是不斷左手收錢、右手付錢，隻要把兩個付款節奏錯開就行了，也就是說，隻要長城那邊付款日期晚這邊一個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這邊收錢那邊付，中間的差價就是利潤，挺好。這個項目的商業邏輯不單是巧妙，簡直就是絕妙。發衛星可不像賣燒餅那麼簡單，誰敢想啊！隻有老牟敢想，他有一個理論，就是好生意必須是無競爭的，衛星和轉發器的生意在中國絕對是無競爭領域。
雖然這個項目本身的商業邏輯是對的，但後來為什麼失敗了呢？據說主要原因是國內政策不允許，於是老牟跑到俄羅斯去發，也就是說這個商業邏輯和國內的管理體製發生了衝突。衛星這種東西是國有壟斷的，怎麼能讓民營企業玩呢？老牟要突破這個，以為無非不用長城公司發了，隻要客戶還在，到俄羅斯發也是一樣的。（全世界能發的有好幾家公司呢。）好不容易解決了發射問題，第二個衝突就來了，那就是涉及國家安全方麵的原因：國內用戶能不能租用俄羅斯的轉發器？老牟原想繞著彎兒解決這事兒，緊接著又出來一個問題：他那個轉發器台灣也要租，而台灣租了以後可能會用於監視大陸，這顯然是大陸絕對不允許的。就這樣，這樁生意不斷跟政治製度層麵上有衝突，最終迫使老牟收手不做了。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這些事兒可能太玄了——一會兒弄飛機，一會兒弄衛星，其實商業上非常合理和巧妙。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製度環境裏，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個故事，就是運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羅斯退役的航母賣到中國來，這在當時有一些可能性，商業上也好像說得通。一般人會認為這是故事，就像電視連續劇一樣錯綜複雜，普通老百姓得看那麼幾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導演，一開始編劇時他就知道結果，他讓你跟著哭、跟著笑，到最後一集了，才給你個大團圓的結局，觀眾到這時才能喘口氣，其實中間該哭該笑的都跟著編導經曆完了。老牟是編劇，他的設想是合理的，但跟現存體製的衝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完全是自由和開放的情況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變成現實和巨大的商業成功。
牟其中還做過幾件事，我認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第一件是根治陝北的沙漠化。當時我們到陝北去的時候看到，陝北的地形是溝、梁、卯、塬，梁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台。這種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嚴重。所以老牟就組織了一些水土保持專家、農業專家、氣候專家去看；此外，他還邀請了一些特別有意思的專家——定向爆破專家。他有一個構想：我要把這些溝溝坎坎弄平整起來，把高出來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補齊，三炸兩炸不就炸成平原了嘛！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把這裏炸成平原，這地方再也不會有水土流失，就變成江南了；氣候好了，莊稼也好了，這樣西北的問題就解決了。他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呢？當時很多專家也在研究，認為技術上肯定是能炸的，而且一定造得出平原來。但要完成這件事，就得跟當時的社會經濟管理體製有太多衝突。所以，這事後來被認為是胡思亂想，就沒再進行下去。另一件與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馬拉雅山炸炸一個口，然後讓印度洋的暖風吹過來，使山這邊也變成江南。這個想法實際上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科學家提出來的，這些科學家堅持認為這件事在科學上是可行的，商業上也是可行的。但經牟其中一講，大家就認為他在那兒胡思亂想。老牟的第三個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運河；他想從平朔到天津挖一條運河，運河開通後把山西的煤直接通過水路運到天津港。
總之，這些東西我一直覺得在商業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邏輯上都是成立的，隻是跟我們的體製環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來大多失敗了或者被認為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營企業當中，牟其中是最有創造力、想象力的。但由於他的創造力、想象力跟體製環境脫節、對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這種命運使他成為“過去的一代”。也許，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會有機會成功了。任誌強當年曾被錯關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時候，可能就給槍斃了，哪會有今天的風光和業績！所以商業上的成功還要和製度環境相適應。作為一個民營企業，我們的任何商業計劃都有一個跟體製環境的配合問題，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結局就是牟其中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