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講“小富在人，大富在天”，我們能夠有那麼大的財富絕對不是我一個人創造的，有多種原因，其中最簡單的結論就是社會的帽子，就是黨和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賜予，所以一個企業家能不能回報社會是他應該盡的一些義務，我認為到了21世紀企業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融入社會，你要怎麼樣展現你的手法，時尚的形象，盡到社會的責任，然後讓你的企業，讓你的本人能夠被社會認同。
韓國民族為什麼充滿自信？就是因為韓國的民族工業強大，有成功的民族品牌。經濟發展了，文學、藝術、體育也都發展起來了，所以韓劇、韓流能漂洋過海，影響全球。所以，我認為，民族工業是民族自信心的基石。就是要充滿自信，自信是成功的秘訣，民族工業也需要領軍人物。
論參政
我是誠惶誠恐。改革開放以來，有不少非公經濟人士把企業做得很大，參政議政的能力也比我強，而我並沒有什麼“從政”的經驗和所謂的“政績”。我是以非公經濟人士的身份當選的，這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我本人甚感責任重大、壓力巨大。
我當時的確有過那種想法，幹脆將企業賣掉，以利於自己集中精力專心“從政”，完成好黨交給的任務。但是有關部門不同意，告訴我說，你作為非公經濟的代表，不僅要把政務做好，而且還要把企業經營得比以前更好，如果不做企業了，你也就沒有“代表”意義了。從那以後，我決心努力把“從政”、“經商”兩件事情都做好。
最好就是先搞製度建設，能不能探索出一整套製度，這套製度有利於非公有製經濟人士參政議政而又不會以權謀私，但現在這個製度還沒有，還需要不斷探索，爭取早日找到。希望大家監督我，看我是否以權謀私。個人一定要警惕警醒，但單靠自律的警惕遠遠不夠，還要靠嚴格的製度監督。官員沒有監督就會腐敗，老板沒有監督就會墮落，沒有製度監督、約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論民企
有人認為政府在企業的經濟運行中隻要當一個裁判員就可以了。我認為這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的民營企業需要政府孵化、哺育，例如重慶市政府給每個下崗職工2萬元貸款，再給辦一個執照、三年免稅，這不就是政府對小企業的孵化嗎？改革開放20來年，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無論數量、速度、規模，都是世所罕見！那是因為政府給我們提供了世所罕見的機會。中國民營企業從誕生那一天起，就跟黨和社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是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國就是家，家就是國，分不開。
這些年我看到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看到了財富本身的社會性和企業家對發展經濟、擴大就業的作用，所以我呼籲要發展民營經濟。民企還在受不同程度的歧視，我對民營企業運營環境的思考使我的參政議政工作慢慢定下了基調。今年我又寫了一個發言稿《請關注“離製造業現象”》，製造業是我們國家的生存之本，出口占了90%，可是我們的媒體、我們的政府政策、利益分配都讓製造業受歧視，我覺得應該為它呼籲。有人說老尹傻，說大家挑好的幹，你也挑好的幹啊。如果大家都挑好的幹，國家還能發展嗎？
有媒體說“中國私營企業終於強大了，他們要有自己的代言人，要發表自己的主張”。我對黨懷有很深的感情，當麵背地都拚命講，我們民營企業家絕沒有和黨唱對台戲的意思。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民營企業家必須意識到當前分配不公、收入懸殊的客觀存在。我們在廣大民眾挑剔的目光中生存，驕奢淫逸、為富不仁隻能引起社會不滿乃至對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得到社會的認同，這樣才會贏得好的發展環境。確保非公企業的健康發展，保障非公經濟人士的健康成長，這也是我“上任”後致力的兩大任務。
論財富
從政治上劃分富人、窮人是一個錯誤的觀念。我們是社會主義政府。政府永遠是全民的政府，它要為每一個階層謀福利。政府用權力進行調控，以保障社會的公平、公允，隨著富人的逐漸增多，他們走上政治舞台是勢所必然，因為從前沒有富人階層，我們聽到的都是無產者的聲音。政府以前聽富人的聲音聽得少，可以讓富人進來一些，什麼時候感到富人多了就一定要按法律製度進行調控，讓窮人的聲音能夠上達。我不讚成提“富人政治”。隻要政府功能健全，隻要國家法製健全，什麼事實上的“富人政治”就一定不會也不應該出現。
由於長期以來對私產保護不力，有些民營企業家感到對自己的財產隻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現在有相當多的資金外逃，有人講每年有多少外資進入，差不多就有多少資金外逃。究其原因，是資金擁有者感覺得不到合法的保護。根據我的觀察，這些外逃資金大都是喬裝打扮，穿上外資的外衣又回到中國，因為資金的擁有者認為中國是個發財之地，還因為故土難離、故國難忘，所以說這些資金外逃隻不過是為了求個保護。這一去一回要花掉多少交易成本？要冒多大的政治風險？我認為此現象是私產沒有得到法律保護的直接結果。創業、守業如同“革命”與“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