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急需培訓
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然趨勢。當今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關注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大規模、有規律的人口遷移活動，特別是農民由鄉村向城市集中的大規模流動，其曆史和邏輯的起點都是伴隨著工業化開始的。就一般來說，無論是先起的工業國，還是後起的工業國，伴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過程，必然要帶來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這種轉移既包括農業勞動力從傳統產業到現代產業，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結構性部門轉移——非農化；也包括了農業勞動力從農村聚集到城鎮聚集，從分散到集中的區域性空間位移——城鎮化；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由於世界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的規模、進度和方式不同，其社會效果也不一樣，我國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數量也多，又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越來越多的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轉移到非農產業和城市中，“農民工”由此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生活領域呈現的一個重要名詞。作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事物，農民工隊伍的出現和壯大，是中國特色的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正確抉擇和有效途徑。
社會發展的過程表明，低素質的勞動力無法適應城市的生活環境。農民長期生活在農村閉塞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較為緩慢而少約束，而進入城市後，快節奏的生活步伐，淡漠的人際關係，讓農民感到壓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他們除了工作，很少有機會與人溝通，他們的交際圈僅限於同地緣的老鄉，因為文化素質低，他們得到的培訓較少，很難適應工作的轉換，一般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勇氣與“城市居民”交往，因此，極易被視為“外來戶”。其次，在農村管理製度鬆散，一些為農村居民所熟知的行為活動卻為城市嚴禁，因為不懂城市的管理規章，許多為農民工所悉知的生活習慣屢屢違規，從而受到城市居民的厭惡與歧視。在就業過程中，因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不懂得通過正當的程序獲得工作，因為建立的雇傭關係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證，很多工人在上當受騙後不能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對於絕大多數的農村勞動力而言，他們隻能在建築、運輸等部門幹體力活，工作髒、亂、累，工作時間長且工資低，他們普遍將打工的城市看成為暫時的居住地，人生的過路站，掙錢的地方。因此勞動力的轉移與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增大，一旦經濟蕭條，農民工回流現象就會出現，像2008年底國際金融危機席卷我國後，農民工“回鄉潮”的出現就是典型的例子。
隨著戶籍製度的進一步改革以及政府取消了對農民工子弟收取擇校費等一係列優惠政策的出台，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決定在城鎮定居工作。作為城鎮的準公民，隻有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在國民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就業結構的轉換，才能真正融人城鎮的文明，從而實現農村人口的真正轉移，這也有利於城鎮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使農民工融進城鎮文明，適應產業部門對於工作人員在素質技術方麵新的要求，從而使其真正成為城鎮的一員，成為當今社會關注的焦點。
5、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根本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城鎮化進程表明，人口的轉移和人口的集中是城鎮化的表現形式，經濟活動的集聚是城鎮化的主要內容，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城鎮化的實質與核心。我國要完成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從農業大國發展為工業國家必須提高農村人口的人力資源能力。曆史證明，人力資本追趕是經濟追趕以及實現國家工業化、城鎮化的先導。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曾先後出現過三次工業化後進國家超越先進國家的成功範例。第一次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對英國的超越。1870年到1913年，美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由相當於英國的88.3%，提高到91.2%，正是這43年間，美國經濟發展超過英國；第二次是二次大戰後日本對美國的超越。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相當於美國的68.2%，1992年提高至92.4%，從1920年到1992年，日本創造了72年人均GDP提高28倍的世界紀錄；第三次是以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對西歐的超越。20世紀70年代，韓國開始大力發展教育，到1995年中等教育入學率達到90%，大學接近55%。（1973年韓國人均GDP相當於西歐國家的24.3%，1992年為57.5%）這三次成功的經濟超越說明，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經濟發展積累了大量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轉變國家經濟結構，順利完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遷移和集中的重要手段。
首先，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我國城鎮化建設奠定發展基礎。城鎮化過程絕不是將所有農村都變成城市，而是在提高農民技術和能力的基礎上，提高農村勞動生產力，既能夠為城市工業化建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擴大市場容量，又可以保證13億中國人口的農產品供給，保證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種相關研究報告認為，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可提高生產率43%，初中畢業可提高108%，大學畢業則可提高300%。美國經濟學家米凱·吉瑟研究亦證明，在鄉村地區，教育水平提高10%，將多誘導6%～7%的農民遷出農業，按照淨效應，它將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5%。
其次，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幫助農民掌握立身之本，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如果城鎮化隻是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空間意義上的搬遷，那麼不僅發揮城市生產要素的集聚和輻射作用是一句空話，而且社會結構的轉型、思想觀念的更新、現代文明的普及更是不可能實現。有調查表明，1999年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率初中為8.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為9.5%，受過專業培訓的轉移率為34.9%，未受過專業培訓的為4.6%，說明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民更容易實現向城市（鎮）轉移和聚集。
再次，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有利於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促進社會經濟結構轉變。城鎮化的實質與核心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從第一產業升級到第二產業的關鍵是提高科技含量，這需要提高產業勞動者的素質，而第三產業的發展更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專門人才的支撐。因此，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一項迫切的任務。另一方麵，雖然農民向現有大中城市的轉移和集中，是一種較為理想的城鎮化方式，但我國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真按照發達國家標準，讓95%以上的人都住在城市既不現實也不可行，特殊的國情條件，決定了農村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集中將是我國目前城鎮化發展的主流，是我國最終實現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途徑和載體。因此，當前條件下，對如何提高鄉鎮企業整體素質，推動鄉村工業集聚、升級，逐步向城市靠攏，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具有重要作用。①（①蔣嶸濤，李琳：《農村城市化建設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研究》，《雲夢學刊》，2005(4)。）
從三次工業化後進國家超越先進國家的成功範例中，我們不難看出，在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超越、城鎮化建設的相互關係上，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要快於經濟超越和城鎮化建設的速度。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所麵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村人口在人力資本存量上與城市存在著巨大差距。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2000年全國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相當於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20年，相當於高中一年級文化程度，縣鎮為9.14年，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力資源的主體在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龐大數量與農村人口偏低的文化教育水平無疑牽製著我國城鎮化推進過程，使城鎮化進程中背上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要把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作為主要任務，加速人力資源開發，從而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