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64%，除去外出打工和在農村非農部門就業外，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大約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50%左右。但是，農業部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僅僅占全國GDP總量的15.2%。①（①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出版。）。因此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來看，占總量50%的農業勞動力僅僅提供了15.2%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另外50%的非農就業人口提供了84.8%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5.6，如果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恩格爾係數繼續下降，這一差別還將繼續擴大。如此巨大的產值差別，加上農村人口的巨大數量以及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景，任何再分配的措施都無法扭轉農業和農民收入不斷減少的客觀趨勢。隻有向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大幅度轉移農業勞動力，才有可能在農業收入份額下降的同時維持農民和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不變甚至有所提高並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麵，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我國經濟與世界接軌的需要。中國農民勞動生產率過低，單位農產品中分攤的勞動力成本遠遠超過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因而無法與進口的農產品競爭。如果要提高我國農產品特別是大宗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唯一的途徑是大幅度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數量，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單位農產品包含的勞動力成本。
2、湖南正處在城鎮化的加速發展階段
人口向城市（鎮）集中的趨勢，最早出現在19世紀前半期的歐洲，隨後轉移到19世紀後半期的北美洲。到了20世紀70—80年代，人口增長特別明顯的地區是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由於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出現了人口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現象，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大量增加，農村人口向城市（鎮）的流動加劇。
根據錢納裏的研究：當一國人均GDP達到200美元左右時，城鎮化水平將達到37%；人均GDP超過800美元時，城鎮化水平將超過60%。而200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911美元，對應常態經濟發展的城鎮化水平應在60%-63%之間，但2001年我國農村人口卻高達62%。①（①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7。）因此，未來20年間，我國城鎮化進程將會產生一個十分迅猛的過程。根據相關研究，到2020年我國農村人口可望降至45%-50%，再考慮到人口增長因素那將意味著這段時期將有近3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②（②袁振國主編．中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2，另外，在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15。）
城鎮化進程總是和工業化進程以及人口流動相聯係而發生的，同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後發性”，這一進程往往比先發國家表現得劇烈且快速，問題也爆發得更加突出和集中。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概念是指總人口中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的人口城鎮化水平已從17.9%提高到40.65%。按此速度，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將接近65%。這意味著未來十幾年，城鎮人口將淨增3.6億，城鎮人口總數將達到9億。③（③陳雲：《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和分析——構築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和諧關係》，引自於東方講壇辦公室編：《中國城市化與農村問題十六講》，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7頁。）
從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實情來看，城鎮化進程也同樣很是迅猛。（見下表）城鎮是消化農村勞動力的主要場所，鼓勵、引導和發揮城鎮吸納農業人口的作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大計。許多發達國家成功經驗表明，大力推進城市化，組織農民進城，實現“農轉非”是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途徑。未來湖南的城鎮化進程仍將持續加快，長株潭一體化，一個吸納大量人口的核心城市即將成形，市（州）所在地的城市將會加速擴容，縣城及中心鎮蓬勃發展後勁十足，通過農轉非，農民的數量將進一步減少。農村勞動力正在迎接著加速城鎮化帶來的新挑戰。
3、城鎮擴張帶來的失地農民急需培訓
英國經濟學家巴頓在1970年提出了集聚理論，這是目前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最主要的理論，他認為城市的發展是工業追求集聚效應（市場、成本、交易、創新上的正外部效應）的結果。集聚主要表現為人口的集聚、企業的集聚、城市公共設施的集聚等。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迅猛的城鎮化勢頭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的挑戰。在有的地方，表現得不僅僅是挑戰，已經留下了隱患，是不得不麵對的現實問題。城鎮為了接納持續增長的人口和產業，其幅員必須擴大，從而不可避免地占用城市周邊的大量土地。
據統計，從1991年到2002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由26.4%上升到39.1%，亦即城鎮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市建成區需要擴大約196萬畝。照此推算，20年後中國城鎮化水平達到65%，那麼還將有約5076萬畝的城市周邊優質土地被占用。①（①陳雲：《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和分析——構築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和諧關係》，引自於東方講壇辦公室編：《中國城市化與農村問題十六講》，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6—18頁。）城鎮化過程中占用城市周邊耕地，每年必將產生數量驚人的失地農民。1987—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2394.6萬畝，按每人隻被占用0.7畝耕地計算，至少有3400萬農民因征地失去或者減少了土地。②（②陳雲：《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和分析——構築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和諧關係》，引自於東方講壇辦公室編：《中國城市化與農村問題十六講》，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7頁。）
雖然從理論上講，失地農民可以“農轉非”，但是由於中國城鄉發展極不均衡，失地農民大部分文化素質偏低，隻能在城市裏從事最低層次的工作，對於現代城市生活也很難適應。但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由於農民工生長、生活的家庭、環境、社會等各方麵的原因，他們和城市居民在早期社會化的過程中有著明顯的差異，由於自然環境、生活條件、勞動狀況等的不同，他們在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及社會心理等方麵都有一定的區別。他們所受的教育有限，在對於事物現象、本質的認識上相對不完全、不充分，這無疑會阻礙其人際交往，影響農民城鎮化的速度。
對失地農民未來生活來說最明顯的是其無力與城市下崗、待業居民相抗衡。城市居民因為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經曆，因此能更及時有效的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他們通過招聘廣告、媒體、網絡等更廣泛的社會網絡尋找符合自身人力資本條件的工作。而大部分轉移人口的信息來源是通過親緣關係和地緣關係獲取信息，信息傳遞的速度慢，可靠性差。即使失地農民（轉移勞動力）從事著當地政府安排的一些職業，但是他們的就業領域也很狹窄，多是物業、環保、衛生、保安等對文化素質要求不高的行業。一旦職業出現變數，失地農民很難應對市場變化，最終遊離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進一步加大了區域管理成本。因此，如果失地農民的後續生活不能妥善處置，必將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衝擊。
提高失地農民向“市民化”轉化，促使其應對現代生活的衝擊和挑戰，必須依賴於其自身素質的提高。因此，積極解決失地農民麵臨的諸多問題，除了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製度（包括最低工資製度、失業製度等）外，從長遠來看，必須有賴於對其進行有效教育培訓，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和市場競爭力，使其不僅從身份上實現“市民化”，還要從心理上、從生活上真正“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