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他所謂的中國話語研究不僅僅指向話語研究在中國的引介和研究；而是側重於中國化的話語研究或者中國社會文化的話語研究法。客觀而言，這一番評論言近旨遠，切中了國內語言學研究的通弊——“都忙於引進，說不上自創(王宗炎，許國璋1987)”。
3中國話語學包括“中國的話語學”和“研究中國話語的學科”的廣義概念，雖然使用該術語或近似術語者側重點各有不同。的提出
陳汝東(2007)認為，話語研究多學科交融與整合時代已經到來，而且預示著建立統一的學科理論體係——話語學的必然性，和形成統一專業和學科建製的可能性。施旭(2006)認為話語研究的文化轉向中國傳統文化語境實際是一個大文學係統(王振權，2007：20)。文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一如西方的哲學。中華文化與民族之魂都寄托在文學史的經典篇章之中。文化即文學的傳統決定了中華文化對文學話語的倚重。這種現實也決定了中國話語研究需要采取非同質化的處理方法。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筆者緣何在“餘論”部分說“無疑話語學與目前的主導性思維範式(指藝術範式)具有相當的契合性”。當然中國傳統文論由於語境的缺失和本體的模糊性也造成了目前失語的狀況。策略標誌著“中國的話語學工作作為一個學科領域已具備了較好的基礎和條件，也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劉勝(2007)則從邏輯推演的立場宣稱該學科存在的必然性，即“中國話語研究本身就包含了民族的特色，是對西方理論一種鑒別式的吸納與揚棄，它立足於民族立場，建立一種新的文化範式話語模式，從而相異於西方話語研究視角，突顯中國話語的價值與意義話語研究不僅解釋、洞悉、傳達意義，本身也創造意義(韓禮德則認為意義不是僵化的成品而是動態的過程，因此意義即創義(semogenesis)，也就是說意義從來不是預先存在的而是產生於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之中(嚴世清等，2002：29))。中國話語學所創造的跨文化意義應該包括民族尊嚴、自信與特色、平等的話語權和滋養寰宇的應有貢獻。”。
根據第一屆當代中國話語研究討論會(浙江大學2007)會談紀要可以看出，關心和參與中國話語學研究的學者在學科定義、研究目標、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理論史及基本範疇等學科關鍵點上有分歧褚孝泉(2006：271)認為“無論從語言學的曆史還是從其現狀來判斷，一門有著統一目標、方法、原則和概念係統的語言學科不大可能出現……即便在研究對象上語言學也是沒有一個真正統一性的，因為語言這個研究對象在進入研究者視野時呈現著非常多樣的麵貌”。當然，該結論立足於曆時與國別共時研究。現階段(即穩定共時)中國學者(即共享語言觀、社會觀和方法論)的話語學研究另當別論，但亦有啟示。。可見建設這個學科的“目標急迫、但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施旭2006)”。但在“工作目標”和“行動策略”上，“中國話語研究發展策略研討會(浙江大學2006)”與會學者達成基本共識(施旭，2008：136)。
三、英美話語學理論傳統對中國話語學研究的啟示
下麵就其對中國話語學的啟示談幾點看法，其心理或學理預設包括：(1)兩者有關聯但差異很大，不可能“照著講”而隻能(或隻要)“接著講”，因此中國話語學有受啟示的可能和必要；(2)沒有無規律的存在，隻有存在的未認識。唯有把握規律，“應無所住”方“生其心”。
首先，西方/英美話語學的興起是曆史的必然，對語言、思想和現實的凝視是學理的必然。
在20世紀，語言學研究曾經有過兩次轉向：一次發生在“二戰”前後，這次轉向使整個文化發展從過去的形而上學、終極價值、根本原理、方法意義、本質規律問題，進入到文本、語言、敘事、結構、語言批判層麵。這次轉向確立了哲學的首要任務是對語言進行分析，從語言學的角度，即“語言學的哲學轉向”。另一次轉向肇始於20世紀70年代，這次轉向使語言學研究由“純語言”研究轉向了曆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研究以及社會關係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甚至文化傳媒、科技理性分析等(辛祿高2006)。
這兩次轉向堪稱20世紀理論界的兩大裏程碑。如果說語言學轉向是推動所有人文學科向內轉的重要動力，那麼，話語理論則是誘發其向外轉的強大磁場。然而兩種眼光的聚焦之處我們可以洞悉他們一以貫之的努力和背後的力量。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標誌著語言觀和價值取向的雙重轉化。索緒爾主義與海德格爾主義同場競技。後者一反前者的形式主義和“就語言為語言而研究語言”，以“語言與存在”、“語言是存在的家”引發形式背後的存在之思。在對語言的思索中，海德格爾找到了語言同“存在”和“世界”的關聯，從更深的層次找尋語言的本質。由此兩種視角開啟兩個視點，即語言成為研究對象和語言成為自我反思的對象。後者一直延伸到話語轉向後國外學者對批評語言學和反思社會學的訴求和國內學者對“學術失語”的極大關注與焦慮。
語言學轉向瓦解了一元語境，多元語境與對話成為可能。但隨之靈活自由極端化造成了共同語言的喪失和不可通約性，交流不易。福柯和巴赫金的“話語”漸入前景時，語言遁入背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既關注語言與權力的雙向運動也考察話語對主客體以及兩者關係的作用，因而被刻畫為“話語—權力—主體”模式。而巴赫金則以超語言學巴赫金認為語言學的終點即超語言學(translinguistics)的起點，語言學是超語言學的工具，超語言學的對象是話語(discourse)。“言談(utterance)作為具體的、社會交際中的話語，具有社會性、對話性、指向性、不可重複性、不可再生產性、獨特型、互文性以及它總帶來的價值判斷性(寧一中，2000：169)。凸顯其“話語—意義—主體間”模式。“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處(巴赫金，1988：252)。”置此觀照，並得到90年代以來的比較文化史/文學史的見證，中西方交往與對話是雙方各自獲得複蘇與生存，進而走向理論創新的必由之路。對話、共存、互補應當且有必要成為中西方共同的學術策略和生存策略。可見，巴赫金主義的要旨即“語言的生命在話語，話語的生命在價值，價值產生於對話，對話貫穿於文化(白春仁，2000：162—163)”。兩次轉向賦予語言學和話語學以厚重的啟示：即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自律性與他律性以及基於自律性的他律性研究和基於內部研究而進行外部研究的自然過渡。
曆史的必然和學理的必然是互為表裏的辯證關係。無疑這些對中國話語學的創建與發展頗有意義。其中包括內部話語學與外部話語學以及西方/英美話語學與中國話語學的和諧統一、自然化、可通約化。當然，應該達成這樣的默契，就是中國與世界的接軌應該是雙向的。這也是中國話語學賴以存在與發展的思想前提。
其次，西方/英美話語學的興起是多學科合作之功。
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等學科都在不同意義上影響和充實著英美話語學體係，並呈現出跨學科貢獻的主線路，即語言(話語與言者)與社會文化互動。誠如王德春教授(1997)所斷言，隻有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語言(話語，作者加，下同)，才能更深刻地認識語言(話語)的本質，充分發揮語言(話語)的作用，使現代語言學(話語學)得到繁榮和發展。中國話語學的創建與發展亦須在縱橫兩個方向上努力，即縱向以古為師，挖掘中國傳統學術精華，從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和其他傳統學術中汲取力量，橫向聯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中的有誌之士，推動中國學術的話語學轉向，“從‘邏輯’走向‘曆史’，從‘語言’走向‘社會’，從‘空間’走向‘時間’，從純文本研究走向生命文化的意義揭示”(王嶽川1998)，也從而使所有研究者從精神和文化上負起一種時代的和學術的責任。
這裏牽涉兩個問題。
其一是運用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建設學科一門科學的發展方向除了自身的邏輯演進，“會受到三種不同影響的製約。首先是其本身傳統在很大程度上規定其去向……第二種影響是語言學家所處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想的影響……第三種影響來自於學科之外(褚孝泉，2006：129)”。。學科體係建設的科學有效方法需遵循以下三原則：理論範疇的建立與轉化必須以揭示曆史發展規律的曆史材料為依據的原則；曆史發展的內在動力在邏輯上要用範疇內涵的自身矛盾再表達的原則；曆史進程中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內在聯係要體現在比較完整而成熟的範疇體係中的原則(楊自儉，2006：60)。這對於審視並借鑒西方話語學的學科體係和建設中國話語學學科體係都有深遠的意義。
一方麵，學科建構和獨立的主要標誌是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與定位問題。置此觀照，西方話語學是學科抑或是流派便難有定論。這種生存狀態竟與範代克的話語觀不謀而合，隻是意圖相殊。他認為“話語科學事實上並不是一種理論或方法而是把話語作為主要研究目的的任何研究推而廣之，把語言學定性為一門科學的判斷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語言學是一個類，是多門不同的科學的集合，語言學應該是個複數概念，是許多相關聯的科學組成的一個學科群。針對語言而建立起來的任何學科，隻要它能提供的是一種能被證偽的理論，有一個在邏輯上自洽的概念體係和具有可操作性，就應該被視為是一門科學。對語言科學的這種多元性認識不僅更加符合語言學的曆史發展過程，也能使我們以更加寬容開闊的精神來理解語言學在當代的進展(褚孝泉，2006：273)。”可見，褚孝泉、範代克、楊自儉對科學的定義是不同的。(王曉軍2009)”。
另一方麵，人們會質疑中國話語學的基本範疇是什麼呢？是學理、典籍(國學、漢學、傳統文論)、學術思想、文化積澱、社會現實抑或是文化對比、西方模式？若範疇得以廓清，他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在這裏，建構中國的話語學體係陷入難解的悖論之中。與“西方話語”相對的所謂“中國話語”，其特質無疑是以中國的社會文化為背景的，但我們既不可能摒棄嚴格意義上的“舶來”概念和範疇亦不可能直接求助於傳統文化，這就必然提出了話語轉換問題。將傳統的轉換成現代的，有兩個基本途徑：一個是外在的方法，一個是內在的方法。正如楊自儉(2006)所言：中國現代語言學由於《馬氏文通》以來割斷了跟中國傳統語言學的聯係，一直走著“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呂叔湘)的道路。對大多數人來說，研究外國的不是目的，隻是一種有用手段，建設和發展我們自己才是目的。要想做出較大的成績，必須走古今結合和中外結合的道路。
其二是方法論的通約和借鑒。無論是內在的辦法還是外在的辦法都要找到互相通約處，首先弄清楚哪些是通約之處？判斷通約的標準是什麼？解決了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何以通約的問題，即方法論的借鑒和揚棄。這些都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而囿於能力筆者尚不能回答。僅以方法論中的中西思維差異為例談談一孔之見。
共性是基礎，個性(獨立性)則標誌著存在的價值。可以肯定，無論是西方話語學還是中國話語學都不是其他學科理論的中轉站或字紙簍，在為數眾多的學科的滋養下能夠合理取舍、條分縷析，形成獨立體係，方能夠發展繁榮。西方話語學取得了基本的成功，其中不乏學術思維之功。韓禮德曾深情回顧王力先生對他的話語思想的巨大影響，而無疑韓禮德的話語思想比王力更係統更為學界所矚目，難以否認中西學術思維差異在其中的作用。由此，中國學者需要合理地冷靜地正視中西思維差異(比較施旭，2008：137)，以求科學研究中“洋為中鑒”，回歸正確的方法論以促進話語學研究的嚴謹性、係統性和(相對)獨立性。這裏僅以整體性VS個體性，直覺VS思辨為例進行說明。
比較學者連淑能(2002：48)認為“(中國人)以整體性為特征的‘元氣論’和(西方)以個體性為特征的‘原子論’分別對中西思維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前者橫向鋪開，注重事物的相互關係和整體把握；後者縱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個體研究……雖然我們的整體觀念比較容易把握事物發展的全貌，但難以揭示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從而隻能得出停留在現象上的結論”。
文化學者李宗桂則認為中國傳統思維“以經驗為基礎，通過由此及彼的類別聯係和意義涵攝，溝通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達到協同效應”(李宗桂，1998：187)。而西方思維則具有濃厚的實證、理性和思辨的色彩。邏輯實證性思維是對現象背後隱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與深入挖掘：“我們應求取原因的知識，因為我們隻能說明在證明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因之後才能說知道了這事物。(同上)”
這些見解固然有其代表性和合理性，我們仍需要客觀而辯證地、反思式地予以解讀，這也是批評語言學所提倡的社會視角。(1)先秦時代的純思辨學者(如老子、莊子、尹文子、荀子、墨子、公孫龍子等)與論著昭示著我們近兩千年理論思維和唯理品質的中斷；中國傳統思想重形而上之道的事實應該得以澄清；(2)格物致知、辭達而已、微言大義、得以忘言的深層文化哲學觀和工具理性在學術思辨與中國學派的創立中能夠發揮有益的作用文化不容被忽視，也不可能被忽視。它發生力量，給予價值矯正，並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提供民族學術研究的正確坐標和取之不竭的源泉。同時理論與實踐的互為反哺提供了中國話語學研究的鮮明方向。；(3)“綜觀20世紀語言學的發展，可以說有一個明顯的從分析到綜合的轉向(王洪君，2004：38)”，這一轉向不是簡單的思維的轉向，但包含思維的轉向。長於綜合思維的東方人大有可為；(4)我國傳統語文學(無論共時層麵還是曆時層麵)，擴而大之，我國的學術傳統，在方法論上確實存在“注重實用，缺乏係統的理論建樹”、“注重材料與考據“在中國學術傳統中……不乏觀察的本領、實證的精神和考據的辦法，其根本問題在於缺乏考據基礎上的思辨和係統的理論探索(王遠新，2006：402)。”，缺乏係統的方法論意識”、“善於吸收外來的研究成果，缺乏比較研究的意識”等弊病(參考王遠新2006；何九盈1985；錢穆1986)。
學術事業之基在於學風、學理與學術成果。首先，弘揚和恢複樸學精神。即質樸、實在、講實據、求實證的學風。充分占有材料，據實思辨，學思兼致。其次，領悟與探究反映中華民族認知結晶的深刻學理，其蘊藏量大，開掘空間廣闊。再次，大力挖掘幾千年的傳統學術成果，讓中國的社會、曆史、文化傳統滋養世界人民的智慧。這三者共同顯示了中華學術文化的“根”，體現著中華學術文化的“源”，綿延著中華學術文化的“流”。當然，中國學派建立和健康發展之基在於正視(中西、古今)差異，合理借鑒和揚棄，樹立正確的學風。質而言之，中國氣派與汲取外國理論與方法的最精華處需要完好統一，因為彼此都以追求真理為任，雖然在此過程中我們既求同亦求異洪堡特、高本漢、沃爾夫等認為異是世界的本質，求異不是爭鬥和製約而是二者互補共同進步，讓人類的語言生活和精神世界更加豐富多彩、和諧美好(引自楊自儉，2006：61，比較施旭，2006：1；曹順慶，2008：128—129)。
再次，西方/英美話語學與時代同步發展。
以批評語言學為例，它固然有其學術傳統。Fowler早在1979年即在Halliday係統功能語言學基礎上提出批評語言學的概念(Fowler2002)。Halliday所指的功能涵蓋兩個層麵：相對於語言形式的使用功能和相對於語言學形式的語言學功能，後者即派生出工具語言學(instrumentallinguistics)或適用語言學(appliablelinguistics)，即語言研究不局限於語言本身，擴而大之可以探究語言之外的一切(Fowler，2002：346)。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批評語言學的發展適應了西方社會的大背景：高度網絡化和語篇化VS高度民主化和批評化。Toolan(2002)認為正是時代，即前者的泛化和後者的集中化使得批評語言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大課題。
中國話語學的創立與發展亦離不開時代。
語言學的文化轉向促發文化問題成為當代的一個宏大主題。但矛盾卻集中於本土化與全球化的關係之上：堅持民族性則意味著拒斥西方話語；而民族性得以昭彰，又必須借助它。因此有學者提出“時代性”的命題，即對於“中國文化”的擷取是以“現代性”為中介，對於“西方文化”的擷取以“當代性”為依歸(比較施旭2006)。凸顯當代(乃至未來)中國的精神文化為主體，古與洋為兩翼。兩翼通過整理、融通、整合、創造滋養主體，形成獨具特色的獨立而開放的學科。通古今(中西)之變，方成一家之言。
此外，學派意識十分重要。
話語學研究與功能語言學研究同屬於語言的功能研究範式。國內外對前者中學派的梳理由於話語學體係本身的原因和學科不成熟以及跨學科研究者未能形成明顯合力等原因而鮮有涉及。胡曙中(2005：69)采用了三分法，但不限於英美國家，包括布拉格學派、係統功能語言學學派和新興學派(以跨學科性、心理學、教育學與語言學等同背景性、應用性為其三個特征)；沈家煊(1998：743)采用了兩分法，包括篇章分析與語用研究兩個學派。比較而言，功能語言學的學派跡象更加明顯。朱永生等(2004)將功能語言學分為歐洲學派、美國學派、係統功能學派等三大學派，其中歐洲學派又分為布拉格學派、倫敦學派、哥本哈根學派、法國學派、荷蘭學派、俄羅斯學派等六個學派；美國學派又分為格語法、層次語法、Kuno的功能語法、語篇語法、角色與指稱語法、法位學、認知語法、語言類型學等八個學派。不難看出，學派是學術研究領域走向成熟、發達和繁榮的標誌，所謂學術的繁榮，就是學派、流派之間競爭的果實。偉大的思想，隻能在學派的爭鳴與摩擦中產生。功能語言學在全世界的蓬勃發展足以證明這一點。